《共产党人》杂志是中共中央的党内刊物，创刊于1939年10月20日，出版19期，于1941年8月停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如何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急待解决的问题。《共产党人》杂志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刊登大量文件、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指导了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教育活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共产党人》杂志发行背景及其特殊地位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国民党开始推行“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1939年，国民党“畏惧中共发展”，[1](P198)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应该“取消”。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要放弃党的领导权，抗战期间党员队伍迅速扩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侵入党内，“使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使党的组织与群众抗日团体之区别，在某些地方模糊起来”。[2]党内各种混乱思想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缓慢所造成的，因而如何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体系，促进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2]通过建构意识形态，“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2]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共产党人》。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杂志的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件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3]这个定位就说明《共产党人》不仅仅是一个刊物，编委会在第15期专门以读者来信形式，强调《共产党人》杂志“既是党内刊物，那末它就是党的秘密文件”，党内同志要认识到《共产党人》“是目前党内唯一的工作指导性质的重要秘密文件，不论在任何环境，就是在完全是党员的环境内，也不应该把《共产党人》象党的一般公开刊物同样看待”。它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载体，也是对全体共产党员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阵地。因此，以《共产党人》为研究个案，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和特点，对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和创新，很有裨益。
《共产党人》编委会和作者队伍阵容强大，主编是张闻天（洛甫），编辑部工作人员主要有李维汉、马洪、陶希晋，李维汉是编辑，“负责编辑出版的实际工作”，[4](P444)1941年3月邓发、李富春、王首道、冯文彬、方强、陈正人、孟庆树等人也加入编委会，强大的编辑人才优势保证了《共产党人》的质量。从1939年10月创刊，至1941年8月停刊，共出版19期，发行范围遍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发行总数在一千份以上，这在当时也算是发行量很大的了”。[4](P444)此外《共产党人》拥有强大的作者队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王稼祥、董必武、张闻天、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胡耀邦、杨尚昆、陆定一、谢觉哉、艾思奇、王首道、李维汉等人均是《共产党人》的主要撰稿人，其中毛泽东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达5篇之多。从栏目设置来看，杂志除刊登党内文件、各级领导同志文章外，还有工作研究、通讯、支部工作通讯、边区乡村工作通讯、学习通讯、专载等栏目，充分发挥了党内刊物的政策指导、理论宣传、经验总结推广的功能。《共产党人》杂志既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权威性，同时也具有实践指导功能，因而也就当然成为全党开展理论学习、干部教育和政策宣传的重要材料。
二、紧紧围绕中国革命三个基本问题构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
如何才能建成“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给出了答案。他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3]纵观《共产党人》杂志19期刊发的内容，基本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展开的，在阐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3]可以这样说，《共产党人》杂志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阵地。
1．用马列主义研究三民主义，构建新民主主义理论。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义，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5](P77)这在部分党员中间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有个别同志这样想，我们既已宣言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斗争，那末，共产主义的信仰，恐怕是将来的事情吧？也有些同志把我们党所代表的抗战路线与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抗战路线看做是同一的没有原则差别的东西”。[6]同时国民党攻击中共既然拥护三民主义，即应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攻击，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并在进入抗战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后，开始实行“防共、溶共、限共”的政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维护，理论问题需要解答。1938年底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7](P627-628)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逐渐掀起了研究三民主义的热潮，张闻天发表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发表了《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文章，1939年底以毛泽东为主要作者撰写了重要理论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由张闻天撰写，毛泽东做了主要修改；第二章由毛泽东撰写，第三章由李维汉撰写，未完成），于1940年2月、4月分两期刊登在《共产党人》第四期、第五期上。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指出当前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推翻封建残余的压迫，……而反帝国主义尤其成为中国的首要任务”，[8]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指出这两重革命任务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8]在这篇文章中，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夺得了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权，之后毛泽东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全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从此，在与国民党较量中彻底夺得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积极“依靠马列主义的立场，去揭露与批评一切反共与反马列主义反真三民主义与反进步的‘理论’”，[6]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深刻阐述武装斗争的意义和策略运用。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下，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郑重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抗战时期应该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呢？他指出，“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3]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恢复了广大的失地，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我们党的支柱，是革命的中坚，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9]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性，要求中国共产党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同敌人做殊死的搏斗，同时也以武装力量为后盾，督促同盟者能够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产党人》杂志共发表有关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文章、指示计14篇，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到具体的武装斗争，对军事的对于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把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之一，同时又是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一点，已经由中国革命及由我党二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所领导的许多伟大斗争的经验所证明的真理”，[10]李富春、王若飞、叶剑英、张鼎丞等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研究探讨武装斗争的具体策略，起到了提高军队理论水平，增强武装斗争经验的目的。
3．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强调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党的政治建设，主要任务就是要落实完成好党的中心工作，即首先要正确处理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3]毛泽东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3]这一论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党的建设核心问题，抗日战争刚爆发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存在“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认识；在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反共势力的增长，党内又出现了“左”倾的危险，张闻天认为“左倾危险表现在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本身的动摇”，有些同志在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时候，“甚至以为这样斗争下去，统一战线时代很快就会过去，土地革命时代很快就要到来”。[11]他总结了“左”倾危险的七种表现，指出“把阶级立场、党性等等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立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即是我党今天的‘阶级立场’，忠实于这个政策，即是忠实与党，即是党性。打破左倾的关门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而奋斗，也即是‘阶级立场’、‘党性’的一种具体表现”。[11]
重视党的政治建设，还要使党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环境中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念，毛泽东在《新阶段》中指出党员应该具有两种责任，“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所谓现在的实际任务，就是三民主义”。[7](P627-628)《共产党人》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阐述共产党员应当坚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指出“共产主义者所奋斗努力的事业是非常艰难伟大的。中国的共产党不单只要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彻底实现，而且要努力准备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12]在组织发展中，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只应该征收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及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而“可以加入共产党的人，正是限于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并决心为它奋斗的人”。[13]
三、开展干部教育活动，使广大党员掌握意识形态建设的最新成果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无论有多么科学，都存在为群众能否所掌握的问题。当其不能为群众所掌握时，其作用就十分有限。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有了快速的发展，“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在民族革命洪潮中进入党的。”抗战后的新党员人数，即使在老党员比较多的地区，也占到了70%以上，快速发展导致新党员成分复杂，部分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模糊，阶级意识不强，同时各种非无产阶级“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3]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和成绩的同时，中共中央发起了全党范围内的干部教育活动，并把其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8]因此必须对干部“进行党的阶级的教育。经常的、坚持的、有计划地自己研究理论著作或者轮流受训。尤其重要的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告诉他如何以阶级的立场、阶级观点去了解和分析问题。”[14]《共产党人》杂志在干部教育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刊登文件、报告，还刊登学习教材，使各级党组织一册杂志在手，理论学习资料、学习部署学习教育安排了然于胸，极大地方便了各级组织的学习活动。
1．刊登干部学习资料通知，促进确立干部学习制度。1940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颁布的《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刊登在《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中，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规定了干部教育的程序及其课程。根据党员程度不同，由浅入深，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类课程，其中初级课程即要求党员学“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15]同期刊登了《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16]各级党校应按照《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安排课程，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第六期又发布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作为对《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的补充”。[4](P433)这三个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建立起来了。由于《共产党人》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在职干部教育，因此干部教育内容在杂志中的分量，几乎占全刊文章的五分之一左右，从教学原则、教育内容、教育方法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推动了干部学习制度的展开。
为使党员干部“能够正确地、灵活地运用党的策略，发挥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央宣传教育部要求在干部教育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计划之内，并做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17]在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中央根据学习的质量和效果，又印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第12期），要求“必须在各种大课中充实策略教育的内容，必须加强时事政治的研究，必须在成绩考查中把时事政治及策略教育列为重要目标之一，必须在干部中普遍纠正那种轻视策略学习、轻视时事政治研究及忽视党报的观点。”[18]对延安之外的其他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存在“只有学科的规定，没有课程的指出”等问题，在第15期又刊登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校和党组织“采用教科书式的读本，附以研究大纲”，设立“专任的教员或学习辅导员”，[19]狠狠抓学习。
2．刊登教材和讲课大纲，促进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规范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下，如何识别哪些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哪些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非常重要。“首先重要的要帮助党员尤其是干部了解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及其关联、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区别及其关联，抗战中无产阶级路线与资产阶级路线的区别及其关联，了解共产党同资产阶级间在民族、民主、民生问题上的原则的区别，了解真三民主义、修正的三民主义以至假三民主义间的区别”。[6]当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师资和教材的缺乏，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抢马列主义课程教员和教材的情况，朱德在一次会议上讲到，中央给山东根据地送去一两百本理论著作，“但是他们只收到了七本，为什么呢？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地被抢光了，”[4](P434)为弥补教材的不足，中央宣传教育部一方面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一方面组织编写党的建设教材、中国问题教材和中国历史教材等，但由于延安印刷条件有限，“只有一个解放社，一个中央印刷厂，纸张缺乏，任务很紧，要出版几千名干部的教材，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也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才能办到”，[4](P434)这也只能保证延安的理论学习需要，其他根据地的学习，除靠提供少量教材外，更多地还要充分利用《共产党人》杂志的优势，刊登各种文件、教材和讲义大纲，各地收到杂志后再自行翻印，“当地党的组织可只将每期中同当地工作有重要关系的文章，采用个别油印或抄写的办法发布下去”。[20]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章，还在文章中专门说明，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在刊登时就有详细的安排，正文前的编者按中写道，此文“为本书（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笔者注）编辑委员会编辑，供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练习之用，这是初稿，在《共产党人》发表，希教者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修改，使成一个完善的教本，各地教课时，可从本刊上取下付印”。[8]《共产党人》杂志的这种做法，保证了全党各级组织能够直接接受到权威的理论教材，以提高各级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
3．因材施教，方法多样，管理规范。《共产党人》不仅通过大量的文件做出党员教育的具体规定，而且通过刊登经验总结来指导党员教育的开展，要求各地在党员教育中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对不同层次的干部、对文化程度不同的同志区别对待，提供不同的教育内容。中央书记处将党员干部分为“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工农出身的新干部” [21]四类，分类规定了不同的学习内容。晋察冀根据地由于“大量的党员是农民，一般党员的政治、文化水平是很低的”，[21]因此把党员教育分为高级和初级，“较高级的是注重实际工作教育，培养各级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深入马列主义理论。而初级的，则是党的基本教育，为提高文化水平而奋斗”，使教育内容与党员个人文化水平相适应。同时，以党校为主体，逐级培训，“分局党校训练地委、县委一级干部；边区党校主要是训练县、区两级干部。各地委的训练班，则主要是训练支委或区委的干部。县区级的训练班，主要是训练支委、小组长和普通党员”。[22]党员学习的管理十分规范，在时间上要“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保证之”。[21]为加强对干部理论教育的监督力度，从1939年5月开始，中央宣传教育部对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情况进行了三次大的检查，“每次检查以后，我们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全延安的学习”。[4](P435)切合实际的教学原则与规范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得这一时期党的理论教育收到了理想的效果，为以后延安整风时期的学习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共产党人》杂志给予我们的当代启示
作为抗战时期党的重要刊物，《共产党人》刊行时间虽然不长，但它致力于党的建设这一“伟大的工程”。积极推进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设，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对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坚持问题导向，面对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完成中国革命”。[23]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武装斗争，英勇抗战，发展壮大自身，争取持久胜利。《共产党人》紧扣这些问题，大量发表文章，强调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论述了坚持抗战的正确军事战略方针，批判了投降主义，有力指导了抗战；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论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群众性，指明了前途方向，统一了全党同志的思想，鼓舞了全党同志的斗志。时隔20多年以后，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提到《〈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的写作时，他说：“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 [24](P292)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回应党员群众的现实关切，努力化解思想困惑，使理论真正成为行动的指南。
2．坚持创新发展，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实践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源泉，永不停息的实践创造出不断发展的理论。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完善自己，适时进行创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人》为载体，从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实际出发，批判地继承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经验，提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敌我力量，论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基本方针是游击战等等，这一系列崭新的意识形态表述，取得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这些成功实践告诉我们，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创新自己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形成新的判断与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重要原因。
3．坚持理论武装，指导推动工作。马克思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5](P9)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以《共产党人》为载体积极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教育党员，进行理论武装，实际上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转化为广大党员的统一意志。伴随着进行的大规模干部教育活动，广大党员通过学习理论，树立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明辨了是非，分清了对错，对来自“左”和右的干扰有了抵抗的能力，形成了坚持抗战、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是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共产党人》的实践，也要求我们今天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必须以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在当前，就是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主要理论学习内容，深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不断加强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全面从严治党。
《共产党人》发行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以它为载体，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通过意识形态建设，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确立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新声音，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其发表的包括《〈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内许多文章的重要理论观点，至今对于我们搞好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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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作者：吴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