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础的产业，没有农业，人类社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现有人类社会的社会分工是：农业—第一产业，工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过程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科技社会）。

很明显，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发展工业。为了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服务于工农业的第三产业。人类总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发轫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期，结束于第六个五年计划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本质依然是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而发生、发展、结束的。

有人说：“当年让知青下乡，现在又让农民进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更有甚者，说：“农民进城是历史潮流，知青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这些人都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其社会经济的物质基础，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这是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常识。

一、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一）必要性

　　解放前，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连自行车都生产不了,而当时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工业规模尚不及欧洲小国比利时。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要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则需要大量资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工业发展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几乎全部的黄金、外汇，社会主义制度又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发展自己国家的工业，只能是靠占国民生产总值70%以上的农业来积累资金。中国地少人多加上农村文盲达到90%以上，无法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这就是摆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这种落后的情况不改变，农业就无法发展，进而为工业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工业人口的吃饭问题。而要提高粮食产量，只有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产水平。所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开展了改变传统所有制下小农经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面对当时受教育人数激增，工业不发达，没有更多的岗位来安排。而农村文盲充斥，无法推广先进农业技术，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推动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和技术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后，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必要的、可行的。于是党和政府发出号召，安排知青上山下乡。

在中国，当时只能是采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这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当时面临的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必须服从这个主要矛盾，所以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的配置中必然要首先考虑农业。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工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昂贵，农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相对低廉，又有土地作为劳动对象，知识青年到缺少先进文化知识的农村去，很快能形成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所以毛主席1955年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①]，这是有依据的。刘少奇1957年说得更直白：“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②]1963年周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的建议，我赞成。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并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③]。1964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④]。（15年即到1980年，总计就是1700万左右）。

1975年邓小平全面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时，城镇动员了236.86万知识青年下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⑤]。在邓小平的号召下，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代表于1975年10月20日联名写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邓小平在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⑥]

由此可以看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中央导集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具备可行性的情况下，在“文革”前就已经制定，“文革”中继续执行的一项政策，并非 “文革”的产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去做建设强大的工业国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吃饭问题。同时，知青架起了城乡

之间交流的桥梁，把科学和文化，城市文明带到广大农村和边疆去。大批知青担任了农业技术员、教师和赤脚医生，不少知青还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了农村的中小学教育，提高了农村的卫生健康水平，缩小了“三大差别”，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二）可行性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教育，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受教育的人数激增，下面这张“普通中学基本情况统计表”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情况。

 

	学校数（所）	在校生数（万人）			招生数（万人）			毕业生数（万人）
		合计	初中	高中	合计	初中	高中	合计	初中	高中
1949	4045	103.9	83.2	20.7	41.2	34.1	7.1	28.0	21.9	6.1
1950	4013	130.5	106.7	23.8	60.9	50.1	10.8	29.6	23.4	6.2
1951	3994	156.8	138.4	18.4	89.4	80.6	9.1	28.4	22.5	5.9
1952	4298	249.0	223.0	26.0	138.3	124.2	14.1	22.1	18.5	3.6
1953	4433	293.3	257.3	36.0	97.9	81.8	16.1	45.4	39.8	5.6
1954	4792	358.7	310.9	47.8	143.1	123.6	19.5	64.4	57.6	6.8
1955	5120	390.0	332.0	58.0	150.3	128.2	22.1	96.9	87.0	9.9
1956	6715	516.5	438.1	78.4	234.3	196.9	37.4	93.9	78.5	15.4
1957	11096	628.1	537.7	90.4	249.3	217.0	32.3	129.9	111.2	18.7
1958	28931	852.0	734.1	117.9	434.5	378.3	56.2	131.3	111.6	19.7
1960	21805	1026.0	858.5	167.5	432.6	364.8	67.8	171.0	142.2	28.8
1961	18983	851.8	698.5	153.3	266.5	221.8	44.7	227.1	189.2	37.9
1962	19521	752.8	618.9	133.9	280.0	238.3	41.7	202.5	158.4	44.1
1963	19599	761.6	638.1	123.5	306.9	263.5	43.4	195.6	152.3	43.3
1964	19214	854.1	729.4	124.7	330.4	286.6	43.8	175.3	138.6	36.7
1965	18102	933.8	830.0	130.8	345.7	299.8	45.9	209.8	173.8	36.0
1966	55010	1249.8	1112.5	137.3	293.4	272.7	20.7	190.0	162.0	28.0
1967	53507	1223.7	1097.2	126.5	211.9	198.3	13.6	213.2	186.4	26.8
1968	67210	1392.3	1251.5	140.8	711.5	648.5	63.0	598.4	519.0	79.4
1969	94871	2021.5	1832.4	189.1	1127.0	1023.4	103.6	399.4	361.4	38.0

 

1970	104954	2641.9	2292.2	349.7	1415.3	1176.3	239.0	686.5	618.9	67.6
1971	94765	3127.6	2568.9	558.7	1556.2	1234.9	321.3	935.4	835.0	100.4
1972	92966	3582.5	2724.4	858.1	1726.1	1247.1	479.0	1251.4	1035.5	215.9
1973	97324	3446.5	2523.2	923.3	1591.0	1139.0	452.0	1478.8	1129.4	349.4
1974	100621	3650.3	2647.6	1002.7	1886.2	1345.1	541.1	1478.5	1060.6	419.9
1975	123505	4466.1	3302.4	1163.7	2443.6	1810.5	633.1	1494.7	1047.7	447.0
1976	192152	5836.5	1832.4	1483.6	3205.4	2344.3	861.1	1723.2	1206.0	517.2
1977	2012168	6779.9	4979.9	1800.0	3360.8	2367.7	993.1	2144.4	1558.6	585.8
1978	162345	6548.3	4995.2	1553.1	2698.9	2006.0	692.9	2375.3	1692.6	682.7
1979	144233	5905.0	4613.0	1292.0	2341.9	1727.8	614.1	2384.4	1657.9	726.5
1980	118377	5508.1	4538.3	969.8	1934.3	1550.9	383.4	1581.0	964.8	616.2
1981	106718	4859.6	4144.6	715.0	1740.5	1412.7	327.8	1640.3	1154.2	486.1
1982	101649	4528.5	3888.0	640.5	1642.4	1363.1	279.3	1342.7	1032.1	310.6
1983	96474	4387.8	3768.8	629.0	1576.9	1317.1	259.8	1195.4	960.3	235.1
1984	93714	4554.1	3864.3	689.8	1564.8	1302.5	262.3	1140.2	950.4	189.8
1985	93221	4705.9	3964.8	741.1	1606.9	1349.4	257.5	1194.9	998.3	196.6
1986	92967	4889.9	4116.5	773.4	1643.9	1386.6	257.3	1281.0	1057.0	224.0
1987	92857	4948.1	4174.4	773.7	1649.5	1394.3	255.2	1364.0	1117.2	246.8
1988	91492	4761.4	4015.5	745.9	1584.7	1340.4	244.3	1407.8	1157.2	250.6
1989	98575	4554.2	3837.9	716.1	1551.4	1309.3	242.1	1377.5	1134.3	243.2
1990	87631	4586.0	3868.7	717.3	1619.7	1369.9	249.8	1342.1	1109.1	233.0

（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338页）

 

从表中可以看到，中学数量1966年比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增长了13.6倍，学生人数增长了12倍。而且可以看到，因为经济基础薄弱，高中教育不能普及，平均只有37.1%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每年有大量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需要安排工作。

高中毕业生能否都上大学呢？由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缺少资金，而受教育的人数激增，我国1965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2%[⑦]，1970—1985年大学毛入学率停留在1％左右，1986—1991年在2％左右徘徊，1995年达到5％[①]。

新中国成立时，公立加私立高校一共205所。几经调整，到1966年全国有高校434所，到1989年有1075所[⑧]。所以，高中毕业生也大多不能上大学，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还是这样。

 

高中毕业人数与大学招生人数对比表[②]          单位： 万人

年份	高中毕业人数	大学招生人数	年份	高中毕业人数	大学招生人数
1965	36	16.4	1984	189.8	48
1977	585.8	27	1985	196.6	62
1978	682.7	40.2	1986	224.0	57
1979	726.5	28.4	1987	246.8	62
1980	616.2	28	1988	250.6	67
1981	486.1	28	1989	243.2	60
1982	310.6	32	1990	233.0	60
1983	235.1	39

 

从上面的表中还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大量初、高中毕业生需要安排工作。

能否都安排到工矿企业呢？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轻工业平均每增加一个劳动力需要6250元；重工业每增一人需要20000元[⑨]。以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为例，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为850亿元，重工业所占比例为51.1％，轻工业占4.4％，其中还有续建工程[⑩]。按照均衡投入，到1968年底，还剩下340亿。按照轻、重工业比例，重工业剩有173.74亿，轻工业剩有14.96亿。即便全部用来安排知青，轻、重工业总共能安排110.81万。“老三届”的一部分就被安排到了工矿企业。“老三届”总共1001.6万，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安排所有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工厂去的重要原因。

当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固定资产投入1400多亿时[11]，为了满足工业战线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知识青年从农村一批批有计划地被抽调出来，我所在的大队到1975年底知青全部回城了。到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固定资产投入2200多亿[12]，1979年回城的知青达到1490.46万[13]，占到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14]的83.9%。1980年中央书记处原则批准了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可以不下。”[15]由此宣告了上山下乡即将停止。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加速，城市有了更多就业岗位。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固定资产投入3300多亿元[16]时，1981开始各地基本立足于城市消化中学毕业生。此时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插队知青只剩96万[17]，占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的5.4%。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投入850亿[18]与第六个五年计划投入3300亿的比较中可以看到，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返城、结束，完全是我国人均占有粮食能够基本满足工业快速发展，生产要素中劳动力配置的主要方向改变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坊间所说的，是一部分知青“闹”出来的。

表面上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政治运动，而实际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化。事实又一次说明了，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1968年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起来是由于“文革”造成的，而实际上是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基本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粮食没有过关，工业无法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依然需要大力发展农业的客观形势决定的。

（三）实际效果

1、农业方面

由于大批知青的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耕地总面积增长42.5%；粮豆总产增长51.3%；大牲畜存栏增长31.3%；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到7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6.3亿元，增长了3倍，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仓”。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第一年就生产粮食200万公斤，6年来生产粮食16787万公斤，上缴国家肉类706万公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把那里建设成了粮棉生产基地。更有云南兵团的知青和当地农工通过搞科研，打破了橡胶只能种植在北纬17度线以南的世界共识，将橡胶种到了北纬22.9度，扩大了我国橡胶种植面积，胶片产量比兵团组建前增加58%，改变了这种战略物资依靠进口的状况。

在知青柴春泽的推动下，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队，从1975年试种50亩水稻开始，扩种水稻1700亩，1977年发展到7000亩，现在达到了20000亩，年产水稻1000万公斤。后来又带动全旗开发了20万亩水稻，亩产也由过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斤以上。

山东省垦利县黄河农场的山东知识青年，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筑堤，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硬是把海边几千亩盐碱地改造成出产大米的稻田，使这片黄河三角洲成为整齐的条田，成为林网密布、沟渠纵横、粮棉丰收、六畜兴旺的粮棉基地。

辽宁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干一个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会战，实现了盘锦地区的旱田改水田，极大促进了粮食的稳产、高产，于是才有了今天闻名全国的“盘锦大米”。直至现在，辽宁盘锦领导还对知青们讲，“现在盘锦的水利工程还得益于盘锦十万知青的艰苦奋战，没有你们的巨大贡献，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新盘锦。”

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乡的知青和乡亲们通过几年共同奋战，使得7000多亩地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7天就能够将全部土地浇一遍的旱涝保收田。把粮食平均亩产不过250来公斤提高到了400公斤甚至超千斤，使得乡亲们结束了“一年红薯半年粮”的境况。

1968——1971年，延安地区二万七千多名知青中有三分之一参加了农村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革新工作。那时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种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烧死庄稼，知青们耐心给农民讲道理，带头种试验田，逐步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使得粮食增产[19]。

广东省扶绥县有37%的知青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内蒙古黄河湾的某军队农场，知识青年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马铃薯有性杂交试验，解决了马铃薯退化问题。江苏宝应县11个生产队，队队都建立了科学实验小组，由下乡知青组成的小组负责制造5406和920生物激素，4115农药、糖化饮料；引进、培育良种；推广双季稻；进行病虫测报、天气预报等，收到良好效果，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20]。广东四会县大旺农场的知青小组种了4亩甘蔗科学实验田，创造了平均亩产13450斤的记录²。

甘肃省有60多名知青到金塔县大庄子公社插队。在古长城外的戈壁滩上，和当地农民一起，一个冬春就开荒1900亩。1974年生产粮食43万斤，1975年达到63万斤（亩产331.58斤）。黑龙江省农场12分场是1970年由400多名知青在荒原上新建的，到1975年共开荒3万亩，植树43万株，生产粮食1168万斤（亩产389.3斤）³。

本人在农村插队8个年头，担任了3年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通过科学种田，在农民的支持下，把6400亩小麦的历史最高亩产由273斤提高到412斤。

  在没有大型施工机械，主要靠人肩挑背扛的情况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东风农场的知青，在大山深处用3年时间修建了装机容量960千瓦的水电站；水利兵团5个团的知青，在景洪地区修建了5座水库用于发电灌溉。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用4年时间修建了装机容量10万千瓦的乌拉山火电厂，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而制造奎宁的原料是植物金鸡纳。云南知青通过对野生金鸡纳的培育，成功地大面积种植，使我国成为奎宁制造、出口大国。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根据世界人均需要热量和粮食转换成肉、蛋类的指标，当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时才能觉得吃饱——达到温饱。只有超过温饱线后工业才能大发展。我国人多地少，新中国成立后，全党抓农业，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49年人均粮食209公斤,1968年275公斤，1970年289公斤，1975年306公斤，1979年340公斤，1983年突破温饱线360公斤，1984年达到390公斤。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后，随着人均粮食的增加，工业逐步发展，城市就业岗位增加，知青逐步返城。到1979年，人均粮食接近360公斤时，知青调离农村人数达到1490.46万(依据《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P27数据)。可以说，是知青自己为自己回城创造了物质条件。无数事实证明，在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使我国用二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进程中，知识青年功不可没。上山下乡尽管以政治形态的面貌出现，但实质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上山下乡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

2、普及初等教育方面

正是由于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的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小学入学率从1965年的84.7%增加到1976年的96%，1978年大规模知青返城后，1979年降低到93%[21]。初中招生数从大规模上山下乡之前1967年的198.3万，增加到1977年的2367.7万，1978年知青大规模返城后的1979年降到1727万，以后逐年下降到1989年的1309.3万。[22]

 

学龄儿童入学率简表               单位（%）

年份	小学入学率	年份	小学入学率	年份	小学入学率
1952	49.2	1959	79.3	1974	93.0
1953	50.3	1960	76.4	1975	95.0
1954	51.5	1961	63.4	1976	96.0
1955	53.8	1962	56.1	1977	95.5
1956	62.6	1963	57.0	1978	94.0
1957	61.7	1964	71.1	1979	93.0
1958	80.3	1965	84.7	1980	93.0

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初中招生数统计                单位：万人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949	34.1	1963	263.5	1977	2367.7
1950	50.1	1964	286.6	1978	2006.0
1951	80.6	1965	299.8	1979	1727.8
1952	124.2	1966	272.7	1980	1550.9
1953	81.8	1967	198.3	1981	1412.7
1954	123.6	1968	648.5	1982	1363.1
1955	128.2	1969	1023.4	1983	1317.1
1956	196.9	1970	1176.3	1984	1302.5
1957	217.0	1971	1234.9	1985	1349.4
1958	378.3	1972	1247.1	1986	1386.6
1959	318.3	1973	1139.0	1987	1394.3
1960	364.8	1974	1345.1	1988	1340.4
1961	221.8	1975	1810.5	1989	1309.3
1962	238.3	1976	2344.3	1990	1369.9

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p337，338.

 

由于不少知青担任了农村的扫盲教员，使不少农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及了农村教育，为后来农村以及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没有普及就不可能有提高，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即便有少数人受到高等教育，也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再好的科学技术最终也要靠广大有知识的劳动人民去实现，才能形成生产力。所以，上山下乡不是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出现了断层，而是促进了全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

3、医疗卫生方面

也正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农村医疗状况得到显著改观。

1974年5月，在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关注，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极大兴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23]例如，在延安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孙立哲在窑洞里做了一千多例外科手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经过权威医学专家的实地考察，认为他达到了本科毕业有4年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的水平。杭州知青孙文珍在北大荒接生了近千多名婴儿，因长年忘我工作，身染疾病，逝于北大荒。

知青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为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是无法用几百亿金钱来衡量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切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的。

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地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明显提高了农村的文明程度，完全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一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文明程度的提高。

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知青修的电站现在还在发电，知青修的水库现在还在蓄水，知青修的干渠现在还在灌溉，知青修的道路现在还在通车，知青开垦的荒地现在成了粮仓，知青种植的橡胶树现在还在出胶，知青抢救的病人现在还在健康地生活，知青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知青教过的学生现在已经走上生产或科研的一线、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知青英烈现在还在受到人民的祭奠，知青的事迹现在还在当地人民中传颂......

 

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他们看到用武力已经无法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提出了对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使中国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沦为他们附庸的设想，而且立即采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把把资产阶级“个人利益至上”为核心的价值观输入中国，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新中国，鼓吹“人性论”和“普世价值”，企图摧毁我国人民的共产主义信仰。并在中国寻找、培养其代理人，以实现其目的，现在依然如此。

1959年，毛主席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指出：“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24]。“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25]

能否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破产，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始终保持下去，对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挑战。出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气、最少保守思想，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的青年一代，指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26]另一方面又指出，生长在新中国的“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27]，并且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28]。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措施。

人的正确思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从“三大革命”的实践中来。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造成了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争”最突出。青年人只有到农村去，经受大风大浪，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贫穷，感受到青年一代的责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这和中国传统培养人才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处于农耕社会的封建统治者就懂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即在艰苦环境中培养接班人。

甚至蒋介石也在他的日记中也表示：用三年的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三年。[29]并且说：“凡是能够到乡下去服务的人，一定是有志气的青年，凡是能够牺牲个人安乐而去助人的人，必定是最有血心的第一等人格。”[30]

阎锡山的父亲曾经对他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到煤窑背煤），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31]

历代统治阶级都看到了，培养接班人，只能让他们年轻时去经受磨难。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的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悖的，所以不可能践行这种正确的认识。

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除了为大多数老百姓谋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能够遵循这一客观规律来培养接班人。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无一例外，年轻时都经受过磨难。

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出发，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老一辈领导人一贯提倡青年人到实践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周恩来总理1963年6月29日7月10日在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上说：“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32]之所以被周总理称为“大事”，因为《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传统的所有制决裂后，必然要与传统的观念进行决裂。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依旧非常强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鄙视体力劳动的旧观念占据着不少人的头脑，影响着青年一代，使得“和平演变”存在思想基础。

存在决定意识。由于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没有经历过推翻“三座大山”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不可能自然具备和革命前辈一样的为了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立场。尤其是大批城市青年学生，脱离工农群众，不了解中国国情，不知道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和诉求，不“接地气”。“文革”中学生青年表现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问题。因此要他们承担“接班”的重任，首先就要使他们思想感情转变到工农一边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是根本的问题。

在中国，农民人口最多，农村面积最大，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村问题。“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关注三农”问题，“精准扶贫”的要求……至今都是中央关注的问题。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到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去，而当时的农民由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长期受剥削、压迫，生活贫穷，农村面貌落后,这一切都急需进一步改变。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方面的矛盾、斗争在那里最为尖锐、突出。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就谈不上建成社会主义。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毛主席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科学论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一方面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发挥“有文化”的作用，一方面要求知识青年以“劳动者”的身份在“三大革命”中向农民学习，培养“社会主义觉悟”， 摈弃“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使千百万知识青年转变思想感情，永远牢记农民群众，不忘本。所有这些，真正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年轻人的培养。

上山下乡为城市青年学生提供了了解中国农村，了解农民，了解基层，了解国情的绝好的机会。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需要靠具备一定先进文化知识的青年和农民群众一起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广大知青经受了磨砺，懂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

也正是在和农民朝夕相处的过程中，知青们通过农民的行动，学到了他们在几千年农耕社会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反复搏斗，与历代统治阶级顽强抗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经过大浪淘沙，一批能够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接班人脱颖而出，保证了我们社会主义不变色。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点。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践，对现今的教育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除了课堂的书本教育，必定包括实践的内容，“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的品格”[33]。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目的就是解放劳苦大众，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在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受教育者不深入工农的生产和生活，就不会知道他们真实的疾苦和需求，思想感情不转变，就无法实现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也无法实施以人民利益为主体的改革开放。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理想，实现这个目标的主体依然是广大工农群众，因此历史要求知识青年继续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否则无法担当如此大任。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了，不一定采取当年上山下乡的形式，但这种教育理念是不应该放弃的。

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干部从学校开始就脱离劳动，脱离广大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只代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背叛了马列主义政党的宗旨。

周总理指出，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对他们很好地教育改造[34]。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和对青年一代的关怀与期望。

三、现在情况

现在有一大批当年曾经在农村战天斗地的老知青在退休后又重返“第二故乡”，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充分说明这些知青当年接受的“再教育”是成功的，上山下乡这条培养接班人的道路是有效、正确的。他们的事迹经过媒体和各种途径在各地传播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中国梦知青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搜集到了一批已经进入老年的知青帮助农民兄弟走共同富裕道路，甚至返回第二故乡的事迹。

一位患有严重胆囊、肾脏病的上海知青，被医生严令提前病休，宣判生命期只有五年。他回到插队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镇三好村养病。应农民们强烈要求，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他，抱病挑头，重新组织合作社，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办起了合作社。经过短短二年奋斗，2014年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千多元提高到一万三千多元，他自己却倒在了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岗位上，顽强拼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连的一名知青，是第一个在农村入党的知青，现在是拥有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村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和食用菌三个专业合作社，自己投入300多万元，一分工资也不拿，用五年时间实现了人均1万元的收入。

原插队黑龙江逊克县山河村的一位北京女知青，带着自己卖掉遗产获得的几十万元和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伴回到第二故乡，重新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分别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合作社董事长（社长）。在2012年遭受旱灾情况下，仍取得了粮食丰收。入社农民的收入比去年有明显增加。2015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四千元，提高到一万四千多元，翻了两翻。

原插队山西山区的一位北京女知青，1975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曾经插队的农村。1997年自带资金20万元，放弃北京的舒适工作，离职舍家，到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山西省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开发式的扶贫，经过17年不懈坚持，先后投入了100多万元，建学校、修道路，取得了不小成绩。最近因工作劳累患了脑梗，不得不回京休养。

当年，作为带队教师带领知青插队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农村的天津农学院原副院长，70岁时把自己的户口从天津转回毛家山，在那里重新修路架桥，开发毛家山，现在毛家山农村成为了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典型。

曾下乡北大荒农场的一个上海知青，退休后带着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帮助农场进行土壤修复，降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生产安全生态的优质大米。60多岁的他亲自在水田里为农民示范，从2007年的小范围实验，到2008年扩大到1500亩水稻、4000亩大豆，在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经过四年多试验和推广，2012年黑龙江农垦总局856农场有几万亩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农业技术。

原下乡在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乡的一位许昌知青，谢绝了许昌市的邀请和优惠条件，把自己在广州的工厂搬到自己原来插队的生产队，把几十名农民培养成了工人，使郏县第一次有了出口创汇企业。

一位郑州知青插过队，当过兵，担任过厂长，在体制改革时却成了空有人事关系，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社保的“三无人员”。他凭借当年在周口地区太康县板桥青年农场插队时一颗红薯收获56斤的经验，重操旧业，再种红薯。在种植传统红薯没有销路的情况下，他走访省农科院，开始种植脱毒红薯。成功后，又开始义务推广脱毒红薯种植技术，十几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行程50余万公里，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跑废了3部新车，在国内十几个省市帮扶建立了上百个种植基地，推广面积达到几十万亩，培训人数超过万人。他不以盈利为目的，从秧苗供给到种植技术，到销售渠道，到深加工，为全国薯农提供全面服务，使他们能够靠种脱毒新型红薯致富。

一位聋残4级并患有中度帕金森症，爱人下岗，62岁的北京知青，是普通工人。2005年，回到当年插队的延安地区黄龙县柏峪乡五角树村，看到村子仍旧贫困，全乡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决心想办法帮助第二故乡摆脱贫穷落后现状。他自费安排五角树村书记等两个人的差旅、食宿、交通费，带领他们参观、学习北京农村的农家乐，把自己家唯一一台电脑给了农村。因为在延安-北京的不断奔波，劳累 ，2011年10月突发心梗，做了3个心脏支架，2012年回京后又三次住院抢救，心脏搭桥，在安装脑起搏器后，又经过艰难曲折几年的努力，柏峪乡的旅游项目终于立项。他历经磨难，在县、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知青们帮助和村民努力下，黄龙县柏峪乡的“农家乐”终于一家一家开了起来了，游客也越来越多，第二故乡脱离旧的农业经济模式，成为靓丽的旅游风景区，实现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梦想。

天津一位知青，2002年只身一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山沟——天津市蓟县下营镇大平安村，出任大平安村总策划。13年来，他对村民和农村发展的资助达到10万元。在他的推动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山村成了“文明生态示范村”，“农村旅游专业村”，“民俗文化特色村”。 现在这个仅有90户人家309口人的“百米小村”，2014年春、秋两季仅旅游一项收入就达500多万元。

曾下乡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广州知青，先后捐资超过1300万元,为海南红光农场兴建了小学综合教学大楼，为农场中学兴建教师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楼。

内蒙兵团五师四十一团的625名知青，集资300万元在锡盟和西乌旗各级政府的大力协助下新建129眼机井，解决了高日罕3000多牧民、4000头大畜、12万只小畜的饮水困难，彻底改善了牧民的饮用水水质。

当年在内蒙天顺营子插队的北京知青，集资为村里架起了一座30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解决了村民们出行难的问题。

曾在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地区的科左中旗舍伯吐公社苏木大队插队的一位北京知青，1998年听说插队的地方遭受洪灾，便立即携夫人去内蒙探望慰问。除了捐款捐物外，他还把二十多个老乡家的六十多个孩子分三批接到北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亲自帮助他们安排吃住和找工作。

2003年天津130名知青及其子女集资16680元，在内蒙科尔沁草原建起了130亩“天津知青林”，治理土地沙化，让草原重新绿起来。现在科尔沁草原深处的这片“天津知青林”已经成材，价值60万元。年已花甲的知青们决心用这些钱卖更多的树苗，扩建出5000亩防风固沙的知青林。

这样的知青不在少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曾经的农村生活使他们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深深地懂得，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村问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实现远大理想，只有脚踏实地从现在开始去做。

上海《新民晚报》2012年9月25日刊登了原在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的河南女知青贾爱春和上海女知青徐桔桔）结伴回到曾经插队的村子，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的先进事迹报道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看到后，在报纸上直接批注：“读完此文，既敬佩又感动，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试问，在当今的社会风气中，有哪一个群体中能够出现这么多像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知青们一样的人？可以说大多数知青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当代中国的优秀群体。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并不是专家专政、知识分子专政，而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取代士大夫阶级

和专家集体，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35]。

现在党中央的七个政治局常委中有4个有过知青经历，中央委员里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志有过知青经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经历过上山下乡锻炼的人更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更有利于领导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2013年11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于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36]，所以习近平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党中央现在提出的“走群众路线”，“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方针，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上山下乡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四、评价主体

大量接收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陕西、山西、黑龙江、云南、内蒙、山西、新疆等地区和各生产建设兵团，都对知青上山下乡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们不约而同地用大量鲜活的事实和数据说明：知识青年给偏僻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风尚；是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上山下乡期间是农村科技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上山下乡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文明程度；是对社会的一大推进，加快了城市、农村的文化交流和人流、物流，尤其是信息交流。上山下乡使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获得了锻炼，成长为各项工作的骨干，知青与农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谱写了民族团结之歌，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最具代表性的是，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后来的黑龙江农垦总局所在地佳木斯市，专门设立了“知青节”，每年9月都要举办“中国-佳木斯三江知青节”，全市人民放假一天，以示庆贺，表达黑土地的人民对知青开发北大荒的感念。

《延安日报》2009年1月5日刊登了中共延安市委、市政府给北京赴延插队知青的慰问信。信中说：“在纪念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四十周年之际，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和二百一十三万延安人民，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四十年前，近三万名北京知青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满怀豪情地从首都北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宝塔山下，延河畔上，你们与广大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延安的山山洼洼到处都洒下你们辛勤的汗水，留下你们年轻的身影。你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与乡亲们共同创造了丰收的果实，你们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延安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和勃勃生机。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你们经风雨，见世面，磨砺意志，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你们为建设延安奉献出青春年华，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延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也不会忘记你们。”

内蒙阿荣旗政协文史资料《知青记忆》的前言中说：“从1962年到7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曾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再教育，演绎了一场空前的、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运动”。“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这场运动对阿荣旗的影响是积极的深刻的，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城镇知识青年的到来，对阿荣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层次的提高、生活习惯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不会忘记他们，黑土地不会忘记他们，阿荣旗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中共扎兰屯市委、市政府2008年7月在《致曾在原布特哈旗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的慰问信》中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扎兰屯开发建设时期，是你们在这块热土上奉献青春、抛洒汗水，为扎兰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你们为当年闭塞落后的北疆带来了城市文明，将荒蛮的土地注入了活力和生机；是你们以青春的激情和不屈的毅力，为扎兰屯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综述》中讲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跨省青年来到边远落后的云南边疆，无论是自愿走入这个行列，还是被卷进这场洪流之中，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能响应国家的号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农村建设事业和边疆建设事业。云南的山山水水到处留有知识青年的青春足迹，他们洒下了心情耕耘的汗水，整个知青群体都曾在特定的年代，做出过贡献。”[37]

《云南农垦》的编辑郜宁校在一篇题为《对<中国知青部落>迟到的反应》的文章中说：“十年中，有多少知青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造福于边疆，他们中的佼佼者走上农场各级领导的岗位，勤奋好学者跨进农场教师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而在最基层的知青更是用他们的血和汗浇灌着万顷胶林千亩良田，他们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有形无形地影响着闭塞落后的边疆一天天开化进步，发生巨变。所有这一切，边疆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农场职工更是铭刻在心。”

为了让历史铭记知青的贡献，在政府的支持下，不少地方纷纷建设了以知青为主题的广场、雕塑、纪念碑（墙，石）、纪念林、博物馆、桥梁。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有130个之多。如黑龙江佳木斯市知青纪念广场、内蒙古呼伦贝尔知青广场；《兴安儿女》群雕、《科尔沁知青之恋》雕塑、湖南江永知青雕塑；黑河市知青博物馆、河南郏县广阔天地纪念馆、四川西昌知青博物馆；内蒙古乌拉山发电厂知青纪念碑、云南瑞丽知青纪念碑、青海格尔木山东知青纪念碑、安徽黄山知青烈士纪念碑、云南东风农场知青纪念碑大型浮雕《记忆》，江苏新曹农场“知青亭”，广州白云山“知青亭”；浙江临安市知青桥、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新庙乡光明村天顺营子北京知青桥；内蒙古锡林格盟勒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烈士陵园等。

农民工进城

（一）必要性

随着农业的发展，工业、科技也在不断发展，对服务业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工作岗位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城市已有的劳动力已经不能填补这个缺口，需要新增加的劳动力只有从农村补充，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的发展更是如此。这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粮食问题，而是工业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因此必须解决。

（二）可行性

首先是解放以来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思想指导下，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的建设，水浇地面积扩大，优良品种的推广，科学种田、平田整地，化肥、农药的普遍使用，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加，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使我国在1983年人均粮食占有超过了360公斤，城市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

再是尤其是农村教育的普及，使得进城的劳动力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胜任工业劳动的岗位。

　  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

四是采取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发展模式，扩大了就业门路。

五是集体经济解散后，农民没人管了，可以自由流动了。

（三）实际效果

经济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城市面貌，方便了人民生活，成为了全球第二经济体，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中国新闻网2014年2月28日报道，由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领衔2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专家共同参与、历时两年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披露：

一是城镇化质量不高，2亿多农民工“不融入”或“半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市民差异很大，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农村精英流失，农村发展缺乏活力、农村空心化和社区衰败现象日益显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二是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事件频发，并达到历史最严重水平，江河湖海大多受到复合污染，严重危及饮用水安全，化肥、农药和水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

　　三是产业发展与就业不相适应，产能过剩严重，城市产业结构趋同，转型升级困难。

　　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资源、资本和发展机会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县和村发展受阻；特大城市“巨型化”发展，无序蔓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受到种种限制。

　　五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欠帐严重，大城市交通严重恶化，缺乏整体应对措施，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已经凸显，城镇运行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地震、泥石流、内涝、火灾等自然和人为灾害频发。

　　六是一些城镇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破坏严重，出现精神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的现象。

　　七是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低下，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城市债务负担日益突出。

结束语

当年知青下乡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需要，由当时的经济基础状况决定的。现在农民进城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由现在的经济基础状况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待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民进城问题。

二者虽然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还是有区别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家行为，是有政策、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再从农村抽调到城市需要的工作岗位上，有进有出。当时按照工业发展的速度，每年也有计划地从农村吸纳一定量的农民进城转为工人，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中，农民进城是自发行为，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呈现出无序的情况。而且市场经济中，资本是追求最大利润，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必然要使用廉价劳动力，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关注的是劳动者如何为自己创造利润，并不考虑劳动者今后的生活。当劳动者不能再为资本创造利润时，资本必然要抛弃你，以至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现在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任何企业都要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保证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生活。

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正在消除二元制户口的界限，大力发展城镇化，目的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使农民能够离土不离乡的从事工业劳动。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现在农民进城存在各种问题，引发了各种矛盾，但我们必须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看，不能用方法上的不当来否定方向上的正确。社会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回出现。事物在不停地发展，我们也不能孤立、静止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必须适应新的变化。

离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脱离开当时经济发展的现实，看不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奢谈“农民进城是历史潮流，知青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这是完全错误的，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见解。每个人看问题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也不例外.不妥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注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②]《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

[③]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④]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⑤]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⑥]顾洪章主编《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版第117页

[⑦]参见杨德广 “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变革”《大学教育科学》 2009年第5期

②杨 明《中国教育离现代化目标有多远》《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8期 

 

③百度文库

[⑨]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⑩]周道炯主编《当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81页

[11] 周道炯主编《1949-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第207页，第215页，第226页，第228页。

[12] （同上）第235页，第244页，第258页，第275页，第292页，

[13]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14] （同上）第259页

[15] （同上）第165页

[16]周道炯主编《1949-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330、356、395、437页

[17] [17]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18]人民网《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

[19]《人民日报》1972年1月24日

[20]²³《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1972年2月9日，1975年12月23日

 

[21]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22]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第338页

[23]《北京日报》2008年1月22日

[24]邸延生著《“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25]同上第34页

[26]《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50页

[2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29]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663页

[30]《蒋介石自述》华文出版社 第95页

[31]《作家文摘》2011年10月21日12版

[32]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第4页

[33]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34]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5]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

[36]《北京日报2013年12月4日

[37] 中共云南省党史研究室编《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