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列宁“帝国主义论”完成一百周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系列论述为我们认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规律，为我们自觉推进现代文明的转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然而直至今日，从国内到国外，一直有一种全面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的噪音。因此，深入研究列宁，不仅是客观评价列宁及列宁主义的需要，也是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基础的需要。
列宁的历史贡献不容抹杀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创建者。他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转变为伟大实践。
毛泽东和邓小平曾先后分别用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的成功经验充分肯定了列宁主义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发展和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成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中一系列重要思想，如：东方社会发展思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思想、党内民主建设思想等，对于当代中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列宁研究尚需进一步拓展
有关列宁及列宁主义的价值，今天更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和挖掘。就目前已有的成绩而言，国内学者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东方社会发展思想、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思想、法律思想、党内民主思想等方面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但与现实需要相比，还显得不够。至于国外学术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只是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学术界对列宁及列宁主义基本持否定的态度。有鉴于此，我们更需要加强和深化列宁及列宁主义研究。扬长补短，乃当务之急。目前学术界关于列宁研究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不足：
第一，对诋毁列宁的种种观点回应不够。这些观点包括：“列宁是专制独裁者”、“列宁是乌托邦主义者”、“苏联解体原罪在列宁”、“列宁背叛了马克思”等。要客观地评价列宁的历史功绩，就必须对这些错误观点作出积极有力的回应。
第二，对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够。如：列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斯大林?斯大林究竟在哪些方面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又在哪些方面背离了列宁的思想?只有说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对列宁和斯大林双方都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第三，对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问题研究不够。如：毛泽东对列宁的东方社会发展思想、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策略思想、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等有哪些新发展?邓小平对列宁的改革开放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等有哪些新突破?对这些问题能否作出准确回答，不仅关系到对列宁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对毛泽东、邓小平乃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评价。
第四，对列宁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及历史演进研究不够。如：列宁关于党内民主思想，晚期与早期有何历史性联系，有何实质性发展?列宁为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究竟作了哪些探索和思考?这些探索和思考对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有何借鉴价值?我们只有把握了列宁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演进过程，才能科学揭示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
总而言之，列宁研究亟须进一步拓展问题域。对于以上所提的种种问题，都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力求辩证地历史地加以解读。换言之，就是要做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以现实问题作引领，通过文本的深度耕犁来发掘列宁的本真思想，并对此作出科学的阐释。
充分发掘列宁思想的时代价值
深化列宁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是连接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邓小平的桥梁与纽带。列宁的思想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具有垄断性、腐朽性或寄生性、垂死性或过渡性的重要理论判断，没有过时。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里取得胜利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判断，也没有过时。列宁的这些重要理论判断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才能逐步变成现实。列宁研究的当代价值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中不断得到彰显。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