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启发了列宁，写出了同名的著名篇目《怎么办》。这本“生活的教科书”，对当今的进步青年又有怎样的启示呢？
去年暑假从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玷污的》起，开始自己对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家阵列的关注。在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部分作品和传记后，我对他惊人的对生活和内心的洞察力错愕不已，但他对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方面的思路似乎是枯竭的。或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体现灵魂苦难层面显示出更大的成就。非常巧，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认识也正是首先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两人曾经都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对俄罗斯的现实和未来充满着激动人心的畅想，但由于各自经历和视野的差异最终走向不同的道路。两位人物的或明或暗的争论展现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历史长河中，并在传记中反应了出来。
按照自己读的那本不远于10年之前出版的俄国传记家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显得相当激进，但出于对当今世界整体氛围的考量，我大概能够体会到这里面会有一些进步青年所感兴趣的故事——显而易见，很多先行者在带领人民走向光明的进程中，会有不同观点的人让先行者的“先行”降格为“过激”。
我开始翻阅一些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但最开始只以其为文艺家的定位看待他，只到了解到他的入狱及《怎么办？》的写作。出于对列宁的“一切”兴趣的兴趣，这部和列宁《怎么办？》同名的作品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记，不久浏览网页时遇到北大蒋洪生老师相关的文章盛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作品是“一部鲜明的生活教科书”，这与自己不时思考的问题很切合：当代的青年，倘若有进步的理想，但仍有似乎繁杂的现实生活在烦扰着这种进步的真正实现——我们是拥有改造世界的斗志，但却极少有人能站在我们的这种立场上给予我们这批青年在细小的生活层面的指导。
我们的实际生存和我们的光明愿景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我们希望社会改造，但我们却沉陷于社会关系泥淖；我们渴求美好情谊，但我们却迷途于家庭实际要求……难道我们，不正是最需要解决“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群体之一吗？实际在这一层面上，车尔尼已经远远跨越现今所谓传统的文艺家的定位，开始作为社会前辈的形象在我心中出现了。
所以，怀着期待兼疑虑的心态，开始阅读《怎么办？》。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数人民文学出版社蒋路先生版本影响力最大，翻阅上世纪50年代版和本世纪初版，有两点很显著的变化。第一是译文人名的变化，前版的人物薇拉、吉尔沙诺夫、罗普诺夫、拉赫美托夫等，在新版中改为韦拉、基尔沙诺夫、洛普诺夫、拉赫梅托夫等，并无大碍。第二则是译本序的变化，50版的内容要今版详实更多、感染力更充沛，仿佛前一版流淌着盈盈的对新时代的热情讴歌，而新版则在使劲地往文艺层面限定，思考蒋路先生译本序的变化的原因——是出版社的精简要求，还是时代的不同需要呢？或许这里涉及到他们文艺的专家们关于文艺“纯不纯”的考量，但实际上想想，现在对这样的作品的关注确实要比《琅琊榜》少很多了。
阅读这样大部头的翻译作品并不舒服，首先在于人名的长度，其次在于语段的长度，同时你还要跟随作者的笔触去理解“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对我来说，第一遍只是读故事罢了。整个故事的核心是三位不普通的青年，世俗家庭的女儿薇拉面临着母亲利用她的人生进行变相的利益获取的危险，在她自发地反抗却无力自己挣脱时，医学院学生罗普诺夫被设置以薇拉的弟弟的家庭教师的形象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并以假结婚的形式帮助薇拉脱离自己的痛苦境地，作为罗普诺夫的最密切的医学院同窗，吉尔沙诺夫后来对薇拉产生了情感，因此他小心翼翼地与他们冷淡了朋友关系，但后来罗普诺夫偶然的疾病让吉尔沙诺夫重新出现。种种因素使得这种看似俗气的三角关系形成了，但这种关系并没有俗气地结束：罗普诺夫制造自杀假象并离开俄国，吉尔沙诺夫和薇拉最后走到了一起，几年之后的罗普诺夫以另一个人的身份重新回归，并与另一位女性卡捷林达成为亲密伴侣。
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在今天的很多人而言，至多会觉得圆满和欣慰，或许会赞美罗普诺夫，或许会嫌弃吉尔沙诺夫和薇拉。但以车尔尼所在的时代为参考系而言，车尔尼对这个故事的阐释令人欢愉异常。他没有陷入面对社会困顿只是反映黑暗却不指出光明的境地，而是刻画了当时出现的“新人”的几个代表。他认为时代的”恶“是有区分的，有些”恶“里会产生出”善“，在当时的俄国里，已经出现新的体现着时代进步要求的人们，而他恰恰就熟悉很多这样的青年。这些青年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按照车尔尼的笔调，他们都是利己主义者而且他们自己非常明确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罗普诺夫之所以帮助薇拉，内心的深层原因是喜欢她；吉尔沙诺夫之所以最开始疏远薇拉和罗普诺夫，内心的深层原因是逃避影响别人生活的痛苦（在他而言这似乎体现他的高尚并且他为此感到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薇拉在文中是逐渐成长的形象，她对自己的内在情感追求逐渐成熟的认识，最终导致她选择吉尔沙诺夫，这也是利己主义的选择。但他们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他们竭力希望达到“利己”和其他方面的协调，并因为在实际中时常苦于协调而焦虑，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三角关系的处理上——既追求自己的愿望，又不希望别人受苦楚。但是这种观念，在更高的层面上还有更博大的意味——作为社会变革者，他的行为也不能被认为是其高尚无私的证据，而只能说明他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做产生的对社会以至于对自己的好处让社会变革者自己感到内在的满足。阅读其他文献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己的评价正是如此。
车尔尼在书中对爱情的阐释，也对我们青年人的情感思考有指导意义。现代人经常的言论是“爱情无法用理性说清楚”，然而车尔尼否认这一点。他清晰而深入地分析薇拉与罗普诺夫和吉尔沙诺夫的两段情感的根源，承认了性格层面的差异对爱情生活的影响，并用精妙的手法对各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了冷静剖析，每个人在这种情感痛苦中的意识转向展露无遗。就我个人感觉，书中这方面的内容，一定能让在当代社会中面对过或正在面对情感碰撞的青年感到温暖。
第一遍阅读过程中，对于书中的非主人公重要人物——拉赫梅托夫，并没有很明确的认识。为什么要存在这样一个角色，为什么只让读者稍微地领略他的些微人生历程。对于书中薇拉的四个梦，薇拉的制衣作坊，青年人的聚会，黑衣的妇女等等，都还不很清楚。拖延了几个月，上周正好又要经历十几个小时的列车旅途，又拿起这本书来尝试解决自己的疑惑。这一次阅读却竟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原来这本小说的三角故事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要告诉读者（确切地说，是读得懂的读者）的，是最初罗普诺夫对薇拉说的那个”未婚妻“，是薇拉的第一个梦中自称“你的未婚夫们的未婚妻”的那个女性。很多历史进程中的人并没有未婚夫/妻，却为什么说自己又有未婚夫/妻呢？又是什么能够让一个人愿意以对待自己的“未婚夫/妻”的态度来用一生去对待它呢？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当年沙俄废除农奴制前后历史的进步形象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车尔尼写作这本书是在狱中（像他这样的人，不管在何种境地下，都是不愿意放弃鼓舞大众的，后来他又历经多次流放，期间的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躲避严格的审查，他只能够用各种隐喻、暗示来告诉大众他的真实想法，所以最初阅读这本书时的各种疑惑也自然能够理解了。
看看这个三角故事里夹杂着什么吧？薇拉创办了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人合作工坊，试图借此改造社会并实现平缓地过渡，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写到审查官员的到来，这实际上在否定薇拉这些新人最初的改良倾向，在向所有人指出暴力革命的必然性。薇拉的四个梦里，包含着对女性解放的愿景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勾画，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正是以妇女的解放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至关重要的标准：”爱情的意义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提高自己“，”只有帮助所爱的女性提高到独立地位的人，才算爱她”。
还有那个拉赫梅托夫，那个非主人公但是至关重要的角色，按照作者的句子，介绍这个角色，是为了让读者意识到其他的三个新人——薇拉、吉尔沙诺夫、罗普诺夫根本不是多么伟岸的人物，如果一开始读者感觉到这三个角色是如何的“光彩明丽”，那么读者对于什么叫做真正的“光彩明丽”就不可能真正的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代，如拉赫梅托夫这样的人并不多，就如他在作品中写道“只见过六个”，但他预言到这样的人出现的意义所在。按照评论界的表述：“他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正面人物的最高典型，是世界文学中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罗普霍夫等平常的“新人”同他比起来，就像一座简单平常的房子之于宫殿一样。”为了让读者认识到罗普霍夫等的“平常”性，车尔尼必须得刻画出这样的宫殿式的人物，但由于现实的审查条件，他不得不只刻画出这样的宫殿的一角，而只需要文中的些微的隐晦的描写，就足以让读者知道拉赫梅托夫这种人物的“伟岸”。
借用前版译本序句子：拉赫梅托夫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是所谓“从对岸”来到革命阵营的，因为革命是一种广泛的群众运动，能够影响和吸引统治阶级的某些优秀分子，使他们背叛他们的本阶级，投身到革命斗争里面去。拉赫梅托夫从少年时代其，就在劳动、漫游、严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和艰苦的地下活动中磨砺自己，他把他的全部时间精力献给公共事业。他自觉地同人民接近，人民的需要成了他的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他相信人民，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又要把它他们的自发力量提高一步。这正是六十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特点。拉赫梅托夫不是狭隘的、目光短浅的实践家，他有高度的理论修养，能够指导他的战友们的实际活动。
我基本认同这段话的评价，按车尔尼的原著，我们还能够看到拉赫梅托夫作为革命者也有情感等方面的追求，他并不是一个铁石类的人物：看到葡萄酒，他也有品尝的欲望，当然还有对那位他解救过的差点掉下马的青年妇女的情感。但是出于高度的社会追求，他处处都极端严格地控制，以至于被其他人称为“严肃派”。实际上拉赫梅托夫对自己的超级训练，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面临的考验做的准备。不出所料，这一形象影响了一代代革命者，包括列宁、普列汉诺夫等。
车尔尼除了反应“新人”、比“新人”更高的拉赫梅托夫，还描绘了当时世俗世界的普通人，以薇拉的母亲为典型。他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对这位母亲予以彻底的鄙弃，而是用冷静的态度分析使这位母亲走到通过各种途径维持生计的社会环境。“您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求人家说您慈爱或善良；您自己曾在无意中坦白承认您是个又恶毒又不诚实的人，您并不以您的恶毒和不诚实为耻，您证明说，在您的生活情况下，您不可能变成别的样子。”在薇拉的第二个梦里，”未婚夫们的未婚妻，姊妹们的姊妹“告诉她“往后人们不需要变得恶毒的时候，没有她（指薇拉的母亲）倒也可以。现在却不行。你知道，善人翻不了身，恶人很强大，恶人很狡猾。不过你知道，薇罗奇卡，恶人是各色各样的：有的要世界上的事情变坏，有的虽然也是恶人，却要她变好：变好对他们有利。……你的母亲是个坏人，可她到底还是个人，她需要使你不做玩偶。有的恶人妨碍我：因为我希望人变成人，他们只希望人变成玩偶。还有的恶人却对我有帮助，他们本来不愿意帮助我，但是他们让人有变成人的余地，他们给人安排了一个变成人的机会。……我的恶人虽然恶毒，但从她的手下产生了善。你的母亲，你不必爱她，但是你的一切都是她的恩赐，你要知道：没有她，也就不会有你。”
其实，“新人”往往因为自己是“新人”，便对曾经的庸俗人彻底地否定，车尔尼告诉我这也是不正确的。除了情感、行动方面，对于当代的这些“新人“们应该怎么认识和对待周围共存的人，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综此种种来看，或许仅仅评价《怎么办？》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是并不足够的，它涉及到人的生命层面而不止于生活层面。虽然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作品，但其魅力并没有减退，之所以如此，或许应验了马克吐温的话语：“历史不会重复，但它押韵（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 but it does rhyme）”，也正因为如此，“怎么办”的问题才显得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