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召开国际形势问题研讨会。在京13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同志就当前国际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驻联合国原大使丁源洪，中联部高级研究员苏涵，军委办公厅研究员俞源，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彭光谦，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文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特邀高级研究员郝野作重点发言。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国际上最近发生的很多令世人震撼、震惊的事件不是偶然的，是国际社会各种矛盾逐步积累、演化的结果。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国际现象，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战略思想上来。
一、关于英国脱欧问题
丁原洪：从一定意义上说，英国脱欧公投是对欧洲一体化和对欧盟的信任投票，最终证明老百姓是不信任的。这说明西方现在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精英阶层和草根大众的严重对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长期以来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了问题，阶级对立更加尖锐。这一事件有点儿像上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是东方社会主义集团遇到的一个大变化，英国脱欧则是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出现的大变化。不论是东方集团还是西方集团的变化，外界因素影响都是次要的，内因，即它们的内部出了问题才是决定性因素。
英国脱欧的局势现在稳定下来了，这应该说有美国的作用。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看英国要脱欧，马上打电话给默克尔，说脱欧程序一定要冷静有序地进行，再这样闹下去受害的不只是英国，而是整个西方。奥巴马说他尊重英国的决定，美英特殊关系不会变。实际上美国是看清楚了，再闹下去，外溢影响不光是英国，不光是欧洲，而是整个大西洋两岸的关系。
我们看这个事情的眼光不要只盯着股市、英镑、英国金融市场垮台我们会蒸发多少钱之类。更值得我们研究的是，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将会有多大的变动。我们还是要像小平当年讲的那样，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坚定不移地走我们自己的路，要对我们自己有信心。
苏 涵：特别同意丁大使的观点，这件事要放在战后的大环境里看，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它真是可以等同于苏联解体，因为英国是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它是美国冷战后外交布局的结果。它的矛头是针对中国、俄国，希望分化瓦解中国，希望矮化恶化俄国。美国绝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一个强势的欧元对它是最大的威胁。欧盟这个市场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欧盟危机最终导致英国脱欧。看来，美国牵制欧洲的战略目的达到了，英国脱欧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但是也要看到，英国脱欧也是一把双刃剑，达到了分化欧盟的目的，但同时也牵制了美国自己的力量。欧洲有了乱子它不能完全丢掉，这样一来它就不能踏踏实实地重返亚洲。美国是获益者，但同时也将受到很大的牵制，这就是事情的两面性
俞 源：英国脱欧表明资本主义在走向衰落。美国总统、副总统说他们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给钱就给他办事。老百姓感觉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资本家也觉得这种制度让他们为难了。我国国内有人对英国脱欧很伤心、很担心，这就怪了．美国、英国资本家伤心还可以理解，中国人担心什么？你可以说你担心对中国金融有一点点的冲击，但是从政治与战略上看对我们是有利的。即使经济战略上也是有机会的．16+1，西方国家没有那么大的凝聚力的，要不他们现在拉我们这么紧干什么？不从大的时代来看利弊，就不能说是战略家。
苏 涵：英国脱欧还要具体分析，因为牵涉到对欧对英政策。去年英国超越欧洲其他国家跟中国建立密切联系，这跟他走到脱欧是有联系的。我们的全球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欧政策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走，该干啥干啥，按照既定方针继续走。
钱文荣：民族主义在西方世界很多国家兴起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是政治上不平等，第二是经济上分配不公平。这两条造成了普通老百姓对政府对政治精英的极度不信任。不光是英国脱欧，法国老百姓当中要求退出欧盟的占61%，德国要求退出欧元恢复马克的占30%。我不认为欧盟很快消失，但是欧盟在倒退。
彭光谦：两件事情看似偶然，但同时发生了。中俄紧紧握手，英国和欧盟冷冰冰地分手了。一个握手一个分手，看似不相干，实际上是当代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反映。英国脱欧，西方阵营开始出现分化，这在冷战后是头一遭。现在是西方阵营自己家里出乱子了，风向变了，美国对于欧洲既要控制也要利用，根本是利用欧洲主导世界。英国脱欧对于美国是重大打击。我们要从战后格局变化导致西方内部矛盾的角度来思考，下一步美国肯定是千方百计让它不再往下走，阻止欧洲的碎片化。
苏 涵：经济上真正损失大的是李嘉诚，613亿人民币。对于咱们还是有利的，我们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怎么样除弊兴利，美国之所以在这儿兴乱是因为他最不愿意看到欧洲统一、欧元做大，再和俄罗斯、中国拉起手，那他在欧亚大陆就没有戏了。现在欧盟不行了，这种情况下，中俄更要拉紧手。
张文木：总体来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跟1992年比较，局势现在翻过来了。1992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大块倒台，现在是欧洲大块出现坍塌。回望历史，1972年我们跟美国建立了战略性合作关系，今天是跟俄国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意义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中美大局休矣，中俄大局成矣。
英国脱欧有利于华尔街资本，因为现在美元在衰落。美元的壳子是美国的，钱是华尔街的。持续再跌，华尔街就得找落脚。
二、习近平主席与普京会谈问题
俞 源：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闪电访问中国，会见习近平主席，发表四个联合声明，反映中俄两国在维护传统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非常的紧迫性。四个声明非同寻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第一句话是“当前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我们对此感到担忧”。这跟一些学者和外交界人士的判断根本不一样，这个判断是不乐观的。因此《声明》提出，“中俄两国要尽一切努力，防止世界大战悲剧重演”。值得关注的是，就在这天，报纸登了全军实战作战会议在京召开。
我们首先要对当前国际形势有清醒的认识，有些重要问题要有新的判断。四个声明集中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就是习主席讲的要互相给力、互相借力。美国要动手、欧洲要动手，那么中俄就可以联手抵抗。这是在紧迫条件下，中俄两家的战略威慑声明书。所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观点要反思，我认为我们国家的传统安全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具有紧迫性。
彭光谦：中俄全面战略协作让中俄关系进一步升级，实现了冷战以后全球战略格局再平衡，中俄之间说是不结盟关系，但实际上比结盟还厉害。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我们不是封闭的，但是我们的质量高于冷战同盟，战略可信度、威慑力高于冷战同盟，是对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单极秩序的终结，是美国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地缘战略的破产。中俄已经成为欧亚战略稳定的主体力量，这是对美国一家独霸的重大打击。
三、对吴建民观点的评价问题
郝 野: 吴建民去世了，他的妥协外交观点还在，这种观点要批判。
丁原洪：吴建民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愿望。他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其实是以偷梁换柱的手法，对邓小平关于世界形势的判断的恶意曲解。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发表题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的谈话。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990年3月3日，他又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其南巡讲话结尾时，语重心长地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通过斗争才能争取实现的“目标”，而非像吴建民等人所鼓吹的那样，似乎和平与发展已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霸权主义在内的“共识”，已是唾手可得的“免费午餐”。
吴建民等人先是把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而且”一个也没有解决”的论点解释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旋律”，“当今时代的主题”，继而提出我们正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现实情况是，当今国际阶级斗争恰恰是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展开的。一方面，世界广大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要求在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中建设自己的国家，发展经济、文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托贫困落后。他们要求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公正、合理、平等的新秩序。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统治的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追求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护他们主导的、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干涉他国内政，进行思想渗透，制造动乱，策划颜色革命，颠覆别国合法政权，甚至公然使用武力，发动战争。无数事实证明，霸权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也是阻挠世界发展的重大障碍。要和平发展，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我觉得吴建民等人把当今时代曲解为“和平与发展时代”， 目的实际上有两个：第一个是强调和平发展时代大家都是共识，希望和平发展，因此不再存在阶级斗争。这种情况下普世价值就出来了。再一个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关于和平与战争的论点，全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和平的问题，发展与和平比起来还是第二位的。有了和平环境才能发展，但是说发展就能解决和平问题，那是解决不了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在存在战争的威胁，这是不对的。
总之，我们在观察国际斗争形势时，不能丢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里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有这么一段话：“毫无疑问我们要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要认真吸取过去左的错误的教训，绝不能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今后一些年里头，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国际方面的阶级斗争，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
苏 涵：吴建民作为一个前大使，他的去世竟演化成了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一件大事，这是值得深思的。不是说他真的好在哪儿，而是国内有一种力量把他作为图腾和标志。这实际上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外交战略的不满。他们希望现在中国的外交还是固化在对美国低声下气、忍让退缩的状态。他们不希望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外交领域开拓进取的新局面。
丁原洪：还有一点，他们要用张扬他们的外交观点影响党的十九大。
苏 涵：还要影响现在的外交路线，要我们不要跟俄国好，还是要跟美国好。这实际上是一种借题发挥，而不是说吴建民有多了不起。这些人很懂宣传、懂舆论。
俞 源：今天任何地方发生动乱，背后都是美国在捣鬼。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某些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跟美国搞好关系就和平了，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实在不敢苟同吴建民的很多观点，错误观点一定要批判。在一个会上，戴旭问他：我们的外交思路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吴建民不回答。一个中国外交部很称赞的外交官连中国外交是维护国家利益都不肯承认，这算是怎么回事？
张文木：今天，国内危害最大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隐藏包装得都很好。像吴建民这些都是这样的包装，
四、战争与和平问题
丁原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阶级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司司长哈斯说美国现在出现特郎普现象、桑德斯现象，关键是美国老百姓现在不相信美国梦了，美国梦已经被阶级意识所取代。他都看出这是阶级问题了，而我们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丢掉了阶级分析。分析国际形势总是用两个标准：一个是强调全球化、一个是强调国际化。现在的全球化不是我们所想的全球化，它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我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对我们来说，给经济发展带来好处，但也带来社会问题。西方也同样。
彭光谦：这两件事情标志着世界战略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对于我们周边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缓解。
郝 野：现在境外媒体舆论在淡化或者弱化中俄联合声明的影响。
彭光谦：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要从理论正本清源。到底现在战争根源有没有，帝国主义是不是战争根源，现在全世界主要威胁来自哪儿？
郝 野：美国不仅是战争的根源，还是“革命”的根源，颜色革命搞了十几场，侵略战争搞了十几个。可以说，局部战争在这个地球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凡是发生局部战争的地方，哪个地方没有美国插手？
钱文荣：战争仍然存在，至于核大国之间有没有可能发生战争，不能说绝对不会发生。只能说双方发生全面大规模冲突会军事冲突会更加慎重地考虑，这是政治决策，不是军事技术问题。21世纪的战争可能大部分是海上战争，包括大国之间的战争。大国之间像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不能说没有可能，只能说发生的可能性小，但是世界大国之间的海上战争是完全可能的。
现在战争形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事情值得重新思考。国防部的白皮书已经不提这个话了，但是外交部在外交场合仍然重申这个承诺。我们有了第二次打击能力以后，就认为人家不敢先发动了，但是有核专家说，美国对中国要么不发动战争，他如果要发动战争一定是饱和性轰炸，使我们根本来不及对它实施第二次核打击。我们只有先发制人，才有核威慑的力量。如果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大大削弱了核威慑力。我们只可以承诺对无核国家不使用核武器。1985年，苏联曾经效仿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为那时候认为苏联核力量和美国的核力量处于平衡状态，可以相互摧毁。戈尔巴乔夫上台也是继承了这个观点，叶利钦1993年取消了这个说法，重新强调国家主权领土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候不排除使用核武器。这时候俄罗斯军事实力与美国军事实力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时候如果再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不可能的。到了普京时代，反复强调“核武器是保卫我们自己国家与盟友领土主权完整的最最主要的力量”。我们不能削弱我们的核威慑力。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我们明确反对，因为它企图削弱我的核威慑能力。
我们现在说要打赢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当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虽然涉及的国家不像二战时期那么多，但也必然是全面战争。我们要跟着战争形态的变化、军事技术的变化、力量对比变化来考虑，否则的话我们会吃亏的。
五、关于台湾问题
钱文荣：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个思路是，只要给台湾优惠，只要两岸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台湾就不可能独立，这是不对的，根本不可能。马英九执政这8年来，两岸关系确实是越来越密切，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程度达40%以上了。但是从政治上来讲，台湾却走得越来越远。这次台湾选举虽然有很多操作，从老百姓投票本身来讲，反映了相当大的问题。蔡英文上台一个多月，做了多少事情？教科书提纲马上恢复原来的东西，蔡英文出去签名往往写：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还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就告诉我们，经济的相互依存不能解决统一问题，也不能解决世界和平的问题。
丁原洪：对于台湾，我们给他很多优惠，为什么在大陆的台商大部分却投向蔡英文？洪秀柱本来是国民党候选人，只不过提出要逐渐走向统一，这个观点连国民党都不允许。这两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六、关于中美关系问题
俞 源：关于中国与美国是老大与老二的观点，我不同意。从经济总量来说是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美的综合国力差距很大，根本不存在中国跟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问题。中美矛盾的实质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主权，进而走向繁荣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美国怕的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更怕的是中国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中美矛盾是老大与老二的争夺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七、建议
俞 源：加强建设维护国家利益的智库是我们的紧迫任务。搞智库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智库做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建言献策，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科学的正确的判断，避免误导；第二是对抗西方智库。具体操作，一个是开研讨会、搞论坛，大造声势；二是普及国家安全意识。
丁原洪：现在我们最急迫的，还不是一些具体问题，当务之急是清理党内党外对国际问题的错误认识、混乱思想。习主席上任以后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我们要看看，贯彻习主席外交战略的干扰有多少，要把这些干扰清理掉。比如《战略稳定宣言》，习主席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很多报刊没有配合。从上到下的干扰是很值得注意的，很多错误认识、混乱思想在舆论界还占居主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部门出不好的主意，却又诿过于上。比如在有的部门，有人问：人们为什么要给我们送钙片？领导却回答说：我们都是按照中央批准的来做的，但其实是他们自己提出的建议。这种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怎能贯彻好习主席的大政方针？
钱文荣：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整治：一个是智库，现在的智库越来越多，很多智库面目不清、资金来源不清，他们专门发表与中央精神相悖的奇怪言论。二是教师队伍，特别是大学教师队伍，马克思主义根本进不了课堂，资本主义的东西占主导地位。三是网络+媒体。现在主要门户网站都不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下大气力解决这三个问题，中国不可能从根本上求得稳定，颜色革命的危险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当年，尼克松在《不战而胜》说,当中国的年轻人都认为美国的社会好，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要让美国的“和平演变”落空，就要狠抓意识形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