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第四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而哈耶克的“宿敌”、提倡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也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当它们对的时候与它们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理解的要更有力量。确实，世界就是由他们所统治着……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方大国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软打击”的工具之一。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三化”主张，发端于经济领域，但不止于经济影响，成为一股思潮渗透进政治、思想领域，如不加以辨别和抵制，最终会将国家引向“通往灾难之路”。记者围绕此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书记朱安东。
理论前提与基本主张有狭隘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介绍一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源和基本主张。
朱安东：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即经过新的术语和方法包装过的新古典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爆发了“边际革命”，经此次“革命”改造，抛弃了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确立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核心主张，使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
“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完全市场竞争”等基本假设是其理论前提，“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三化”是其基本主张。
该理论旨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是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的和永恒的生产方式，并由此推导出“贸易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等。该理论有利于西方垄断资本在新的历史时期打击劳工阶级，加强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自由主义理论以“理性经济人”为理论基点和基本假设。这一基本假设是否可靠?
朱安东：“理性经济人”假设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这一假设显然具有形而上的机械主义特征。第一，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只能拥有“有限理性”，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个人只能掌握一些有关它的一般结构的“抽象知识”和部分知识，难以准确预见行为结果。第二，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谓理性的行为在复杂的外部条件作用下也可能导致非理性结果。第三，理性的个体聚在一起可能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比如盲目从众的“羊群效应”和掠夺性经营造成的“公地悲剧”现象。第四，从理论分析来看，之所以强调“理性”，是想获得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因为主观愿望是“理性”，所以行为可预期，这就提供了预测的框架和路径。但是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们的非理性行为也是系统的和可预测的，丹·艾瑞里在《怪诞行为学》一书中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普遍性和路径依赖特征有详细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以“人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个人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而且只存在于群体的社会活动中；经济分析应当是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制度再生逻辑的一部分，自私自利不是人的天性，而是长期在私有制下形成的一种行为。
“照我所说的去做，但不要做我所做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哈耶克曾批判社会主义有着“致命的自负”，这一说法似乎更适合于新自由主义，比如本文开头引用的哈耶克的话就很“自负”。
朱安东：新自由主义将其“教皇通谕”颁发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但却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三化”主张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不符，引发了一连串的经济危机，也挟带颠覆政权的“私货”，直接造成了政治动荡。从1982年、1994年的墨西哥，到1999年的巴西，2001年的阿根廷，再到1997年发端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苏联解体后按“休克疗法”经济转型陷入困境的俄罗斯等，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地区政治经济危机不断。托马斯·皮凯蒂所著《21世纪资本论》一书，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是诸多社会动荡的祸根。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自由主义认为，凯恩斯主义导致了经济的“滞胀”，那它自身对改善这一状况是否有效?西方国家是否身体力行地实施“三化”?
朱安东：新自由主义以“反凯恩斯主义”的面貌出现，其对“滞胀”的治理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问题。在美国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给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开端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紧接着2009年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希腊、西班牙、冰岛等国面临“国家破产”，西方主要大国也都陷入经济危机泥潭，至今复苏艰难，贫富分化、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成为新自由主义重灾区的常态。
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并不以某一理论为指导，会对各种理论批判地吸收，既有“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成分，也有“私有化”、“市场化”的成分。在深知新自由主义可能带来危害的前提下，西方国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解救方式。例如，先是践行了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的“私有化”理论，但在本轮危机中又纷纷以国有化等方式救市；“市场化”、“自由化”的主张在面对本国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时，就设置贸易壁垒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还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而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等。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调查华为公司，用反倾销审查限制中国企业海外市场的拓展，中欧间的光伏贸易之争就是例子。
西方在给别国“开药方”时，要求全面贯彻“三化”，指责别国是贸易保护主义，阻碍贸易自由化，要求别国取消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实行“私有化改革”、金融自由化等。这是典型的“照我所说的去做，但不要做我所做的”。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洋教条”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是否有影响?
朱安东：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外资和私营经济不断发展，主张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也时有出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但有学者忽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方面，主张不要宏观调控的“市场决定作用”。有学者主张，除非市场失灵，或处于危机情况，否则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有学者不承认“发展型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导致中国当前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被政府主导，因而强调要建立“有限政府”，甚至有人主张“让市场任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既然是一股“思潮”，其影响是否不止于经济领域?
朱安东：是的。新自由主义在科研中的影响也很大。曾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的黄宗智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霸权比在美国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战”，“教条化的新自由主义经验研究多受其意识形态所主导。它在表面上虽然强调‘科学的’、实证的、精确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既有经验根据也有创新概念的学术研究。这种教条化的学术主要有两种：要么努力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时而借助貌似科学的计量方法；要么试图说明中国与他们的理想图景还有一定的距离，借此强调中国必须向新自由主义理想进一步迈进”。“他们呼吁，要确立私有产权，确立纯粹的市场竞争，遏制、消除国有企业，目的是建立和美国相同的完全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一些媒体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利用中小企业遇到的困难，以及人们对个别国企的不满，不分青红皂白，站在维护私有化的利益集团的立场，挑起了所谓“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争论。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青少年的思想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国外有研究表明，由于长期被灌输“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类学生和学者变得更加自私而难以合作，对他人信任度低。国内也有研究表明，长期学习西方经济学导致高年级经济学类大学生，对他人的信任度显著低于其他学科的大学生。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种“洋教条”，新自由主义在力图落根中国的过程中，是否有些“变调”?
朱安东：在中国，类似的论调有：宣传“市场万能论”，称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等。这些论调的实质是要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削弱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最近的例子包括：一些人曲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推进混合所有制曲解为单向出售国有企业股份，以取消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曲解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把中央提出的“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曲解为就是要推行给富人减税、放松管制、全面私有化的里根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回应?
朱安东：全球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在批评新自由主义关于金融自由化、私有化的一系列做法，而且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下的生产相对过剩，解决方案是扭转新自由主义的做法，比如对金融市场加强监管、恢复其“仆人”性质等。
西方国家也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进行了部分改良，但是幅度小，进程缓慢。而且“好了伤疤忘了疼”，不断被新自由主义的内核所“修正”，走了缩减政府开支、缩减社会福利开支甚至再放松金融监管的老路。基于金融资本的利益，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保护下仍处于统治地位，这是其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原因。针对国内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制格局决定分配格局，公有制成分比重越来越小，贫富分化就会越来越大，因此应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金融市场要加强管理，不能照搬西方自由化政策、加杠杆搞场外配资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与新自由主义迥异的做法。
朱安东：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验非常感兴趣。为什么西方国家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中国经济却一直稳步前行?中国能取得如此成绩，一是得益于坚强的党的领导。二是不让“市场任性”，有强大的政府体系，坚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关键行业的国有企业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经济发展。三是我们保持了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为经济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向世界更好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取决于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讲好，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外因辩证关系带来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避免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软打击”，应当采取哪些措施?
朱安东：首先，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经济现状进行分析和评判，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形成良性循环。
其次，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新自由主义作出分析。尽管它还会有各种“变调”，我个人认为，可以参照以下几个方面对其作出评判：是否有利于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否有利于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体制；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使我们整个国家社会主义成分更多了还是更少了；是维护还是损害广大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新自由主义思潮还在发展并影响着现实，我们应继续加强对其危害的研究，要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事关我们发展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