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争》怎么成了“网民的战争”？

——从“宣传片事件”看文化安全领域的“盛世狼烟”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孙洋舟

近日，电影《我的战争》宣传片激起了网络舆论的轩然大波，经过微博、朋友圈等的转发传播后舆论走向呈“群起而攻之”之势。宣传片的情节套用了一则流传已久的段子：一位中国老人去韩国旅游过海关时翻找护照，韩国女警不耐烦地质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首尔，不懂得提前掏护照。中国老人淡定地回答，上次我是开着坦克来的，没人查我护照。所不同的是，在这则宣传片中没有尖酸的女警，而是换成了一位彬彬有礼的导游小姐，缺少了段子里因为被刁难而正当反击的先决条件，而且以不严肃的方式谈论战争这样极其严肃的话题不免显得有些轻佻。从这些细节上看，这则宣传片确实有不妥之处。如果舆论仅仅停驻在指出剧本、拍摄等技术细节问题这一层面，则可认为是正常且善意的批评，可是某些批判的声音并非“点到而止”，而是持续加力和发酵，叫嚷着影片《我的战争》“必须下线”（9月15日上映后，某些影视剧网站上该片得到的几乎都是“差评”），甚至远远超出了影片本身的范畴。

电影《我的战争》剧照

一则小小的宣传片居然诱发了一股负能量洪流，其深层次的原因也随着舆情的发酵而逐渐水落石出。回顾事件发展的脉络，一条“‘尊重＋同理心’论”——“战争性质怀疑论”——“历史失责论”——“历史虚无主义”的链条清晰可见，从最初就事论事的艺术和情感批评逐渐上升到歪曲历史事实和结论，最终进入“妖魔化”党和政府的老套路，一些人心怀叵测地将近年发生的社会事件翻了出来，并以此为“抓手”，歪曲事实恶意解读，甚至用“阴谋论”的手法捏造事实并大肆攻讦，意图动摇党和政府的合法性。

网络上对《我的战争》宣传片的“讨伐”声中以“换位思考论”最具代表性，其观点主要假设日本人拍摄类似的宣传片，中国人的情感必然被严重刺激的情景，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心逻辑”推导出该宣传片同样会引发韩国人相同的情感反应，因此认为该片是“恶心且肮脏的”。这种所谓的“换位”思维，把抗美援朝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粗暴地划上等号，显然严重违背了基本历史常识。当年中国出兵朝鲜的历史条件非常明晰：在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悍然将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并在台湾岛内驻军；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后，大举向北推进，暴露出兵锋直抵鸭绿江，甚至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的野心。这些举动对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和事实上的侵略。中国高层在短时间内数次向外界表明态度，一旦美军跨过“三八线”，中国绝不会置之不理。然而，美国并不以为然，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甚至公然叫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美国空军战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将战火烧到了中国人民的家园里。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应朝鲜方面请求出兵抗击侵略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

至于在“战争性质”争论的基础上又冒出的“历史失责论”，妄言中共“贸然”出兵朝鲜，从而直接导致“收复台湾的机会丧失”，致使中国未能统一，更是完全罔顾事实和反逻辑的：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把航母开进台湾海峡，采取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统一的行动，比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出朝鲜半岛与美国军队交火早了整整四个月！前因为何，后果怎样，历史清清楚楚，不容歪曲——当年，中国根本就没有回避美军和逃避战争的选择！

电影《我的战争》剧照

一种事物如果反复地周期性出现，那么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规律。联系最近几年网络上的汹涌舆情，特别是借所谓“质疑”邱少云、黄继光等英烈来抹黑抗美援朝战争、颠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事件，人们可以看出，在文化领域确实存在着一股暗黑势力，以加温热点事件为手段，以诱导舆论走向为凭借，意图挑起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进而达到摧毁人民精神家园、割裂国家意识形态的目的。

如此猜想并非空穴来风。２０１４年英国一家著名智库发现，美国人在最近十年改变了对中国围堵和封锁的策略，转而采取了“友好”态度。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美国在１５年前就对中国采用了新战法——“文化精神摧毁战”。这种新式方法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通过“抹黑英雄”“更换祖宗”“攻击国民性”“反智宣传”“舆论唱衰”“渗透历史虚无主义”“污名化政府”和“散播精神鸦片”等八大手段，对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民族自信进行潜移默化地消解，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上开展全方位狙击。

文化领域的“狼烟”已经悄然飘起。近年来，在中亚、北非接连发生的颜色革命中，“文化精神摧毁”始终充当“急先锋”，就连苏联解体事件中也可窥其身影。在“文化精神摧毁战”的持续作用下，相当一部分国人的精神长城业已崩塌，其危害性如何完全可以凭我们的生活经验度量。文化领域的斗争事关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组成成分。它作用于心理空间，实际效果却表现在物理空间，在虚拟世界传播，但在现实世界的群体性事件、社会暴戾情绪等问题中皆可见其身影。

电影《我的战争》海报

文化领域的斗争破坏力巨大，但由于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并没有引发人们足够的警觉。当前急需国家、民众和媒体三方紧密团结，共击来犯之敌。其一，国家应强化宣传力度，让文化安全意识深入人心。民众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军事安全层面，加之我国业已建立较为巩固的国防和强大军队，因此容易产生绝对安全的错觉。然而现代战争早已进入“全维模式”，战场从传统陆海空拓展至电磁、太空、心理等诸多新兴空间。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大国防”观念宣传，让“印刷机的速度远高于坦克推进速度”的观念深入人心。其二，创新舆论引导体制，使其更具战斗力。网络时代信息的交互性、竞争性和即时性颠覆了传统的传播模式，这要求官方媒体必须摒弃“单工作业”思维，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观点，万不可自说自话；面对自媒体等新兴媒体的挑战也要敢于亮剑，革新风格、话语、内容等诸要素，增强竞争力；同时也要处理好严谨性与即时性之间的矛盾，对于敏感和热点问题应及时发声，占据主阵地，不能片面追求稳妥而导致发声滞后。其三，民众需增强对主流价值观和国家的认同，莫被一些居心叵测的媒体和“公知”“大V”所塑造的“拟态环境”蒙蔽双眼，自乱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