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为何热衷炮制“不靠谱”的言论？
赵丹阳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要求，也面临着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新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些公知瞅准了时机，上蹿下跳，提出了不少不切合中国实际而又千篇一律的观念和社会构想，想要来个“渭水钓文王”，企图为社会转型掌舵指航。
不幸的是，这些他们所谓的“宏图伟略”被弃如敝履。“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的境遇，让他们愈发怨天尤人，把“壮志难酬”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中国人人种卑劣”、“中国社会一片黑暗”。牢骚满腹的公知，似乎从来没想过自我反省。错误都是别人的，而只有自己从西方剽窃来的观念和社会构想才是先验的、无比正确的——此为“丑类恶物”一贯奉为圭臬的信条！
的确，观念和社会构想在社会变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没有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构建，即使在现实中问题重重，社会变革也难以提上议事日程，因为社会没有追求的未来目标。但是，如果人的理性过度膨胀，把观念之间的自洽和逻辑推演当作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社会变革则可能掉入观念陷阱。
近四十年来，社会高速发展使得原本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矛盾在短时期内集中涌现。官员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地区差别等成为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社会急剧变化和矛盾集中涌现的转型时期，各种思潮竞相而出，都希望用自己的观念或一揽子计划来改造社会。但是，由观念构成的主义都是抽象的，而社会存在的问题却是具体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缺乏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自我圣化，也不缺乏对未来世界的诗意描绘，但是否具有现代社会应当有的专业主义精神？是否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专业知识？
一、知识分子要从浮躁的“口号学术”或“政治学术”走向具有学理的思考和探究
相信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现今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不是善于煽惑人心和以舌为剑的伪知识分子，而是更多勤于思考的学者和实干家。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索维尔在2010年出版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索维尔看来，玩弄概念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几个严重的缺点：
其一，缺乏专业知识。索维尔引述了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一书的说法：许多在公众中知名度很高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专业同行中却声誉平平。“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体知名度与其学术声誉正好呈相反趋势。”（《公共知识分子》，2010年出版）索维尔甚至认为，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主要是知识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
其二，“公共知识分子”习惯于圣化自己的观念。“公共知识分子”善于创造抽象概念或制造观念，并倾向于把自己创造的抽象概念神圣化。索维尔用了“构想的圣化”（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这个说法。“公共知识分子”常认为只要按照“圣化构想”去改造整个社会，就可以一揽子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其三，“公共知识分子”习惯于从圣化自己的观念到圣化自身。“公共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能够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社会本质，能解决常人所不能解决的社会根本问题，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把自己看成是精英，而且还是圣人般的精英，他们自诩为社会良心，负有国族的使命，可以启蒙大众来改造社会，最终建立一个理想王国。
索维尔的一些批评有些偏激，但对“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还是很有借鉴意义。
现代文明得以形成的一个基础是细化劳动分工，而分工体现在科技领域就是分科目、分专业。文艺复兴以来，各门具体科学开始从包罗万象的哲学中独立出来，这是现代文明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在文科领域，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都已成为具体的专门学科，而这些学科内部又分为若干个不同分支和专业。经济活动的分工和知识的分科是现代文明区别于古代文明的一个本质特征。
在当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严重缺乏专业性已经越来越明显。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主义水准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热衷的主义和口号虽然听起来调子很高，但对于解决社会的具体问题却并无多大功效。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从浮躁的“口号学术”或“政治学术”走向具有学理的思考和探究，建立起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
二、知识分子要多多接触贫下中农以改造自身的“理想主义”缺陷
宋朝的神童汪德温曾经作诗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在这种舆论导向下，几千年以来，国人都有着这样一个观念：所有行业都是低贱的，只有读书为学才是正途。知识分子就该受人尊敬，高人一等。
因而，人们相信知识分子，对其心悦诚服、五体投地；知识分子也很自信，因为他们觉得读了书就有知识，对自己往往有很高估计。事实上，正如历史表明的，知识分子也会造成时代的灾难，譬如，唐代的牛僧孺、李德裕二人，均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而讥诮对方，罔顾民生，龙争虎斗四十余年，弄得“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晚明东林党人（诸如李三才、冯从吾、高攀龙等）不谙世情、不务实效，强推“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子经事宰物，好恶两者而已”等等不着边际的理论，以至于树敌过众，使政局矛盾愈益激化而难以收拾。
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来进行思考与思想创造的，而人的理性，本身往往却有着一些先天性的缺陷。一般说来，理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人的理性是通过抽象思维，把复杂事物予以简化，抽象与简化对于概括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简化的结果往往忽略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多面性以及多义性。运用简化的理性思维来作出判断与历史选择，其结果往往是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比如，简单地把西方历史上演变过来的体制搬用到落后的第三世界中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旧的传统体制被打破了，而新的西化的体制却由于缺乏西方社会的各种条件，而无法有效运行，“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社会脱序，会产生各方面的整合危机，辛亥革命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辛亥革命后先行总统制后行内阁制）造成的弱政府化，党争、军阀混战与国家碎片化，也是中国20世纪灾难的起源。
其次，个人理性的缺陷还表现在，一个社会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全面的，当人们根据这种片面的信息来决定历史性的行动选择时，就会导致历史选择与判断的失误。
第三，主体自身的信仰、激情、人性中的幽暗的心理，以及浪漫心态，如同海面下的冰山，会不自觉地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支配着显露在海面上的理性，主体的理性受感情与其他非理性因素的支配，也就会发生判断的扭曲与错误。
更具体地说，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是根据理性原则来进行判断与推理的，但支配人的理性的，往往是混杂着潜意识中非理性的东西。人们总是把自己希望的东西视为当然的、可以实现的，然后用“理性”的、逻辑的语言，把内心浪漫主义的意愿，论证为“社会规律”或什么“普世性”的第一原理，论证为“客观”的实在法则。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的东西，经过华丽的理性外壳的包装，被误认为是真理。
当主体把浪漫主义的东西论证为真理来追求，把浪漫主义付诸社会实践，就会造成乌托邦的灾难。这种把浪漫主义的心灵投影，自圆其说地论证为“科学”，是“建构理性”陷阱。这种“建构理性”是被浪漫主义包装起来的“类理性”，它与自然科学的理性并不是一回事，它只是看上去仿佛与科学理性是一样的，但它其实是浪漫主义的衍生物。
时下公知们所推崇的愿景，说得好听一点，都是在浪漫的“类理性”基础上形成的观念的陷阱，根本不堪实用。
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一“通病”，毛主席早有预见，才竭力呼吁“知识分子要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为了超越观念陷阱，使自己所进之言能够“客观、中正、有为”，知识分子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点，以贫下中农为师，日进善道，足履实地。学会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用良心和社会责任做标准，进行评说和议论。
第二点，知识分子对任何事物都应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态度。知识分子做一个批判者并不难，难的是，还要同情地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人类现实生活永远是“神魔混杂”的，所谓同情的理解，就是不要根据自己的价值喜好，对所看到的事物随便贴用一些标签，来进行简单判断，而要同情地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多义性、两难性。只有具备了这种理性的客观态度，才能更客观地分析事物，才能更务实地、更有效地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议与办法。
第三点，要保持思想的开放性。圣人曰：“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我们要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这种开放性让人的思维始终处于活跃状态，不会固化，也不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始终保持着一种对事物变化的解释力，始终从该思想、该主义的历史渊源中，从它们产生的背景与面对的疑难矛盾中，去理解对方，并从中找到其内在的有意义的东西。
三、国家要为知识分子的建言设立标靶
公知们常爱拿些听着好听，却根本无法论证和实施的言论来哗众取宠，其言多类似于“棘刺刻猴”、“白马非马”。早在先秦时期，善于譬喻的韩非子就用两则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论证不可脱离实事的道理，淋漓尽致地披露了现今某些网络大V“胡搅蛮缠”的本质。
一则故事说：虞庆打算造房子，工匠说：“您的木材没有干透，泥巴是潮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弯曲，泥巴潮湿重量就大；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量大的泥巴，现在即使造成了，时间一长，必然坍塌。”虞庆说：“木材干了就会变直，泥巴干了就会变轻。现在情形是，木材和泥巴如果确实干起来后，它们会一天比一天变直变轻；即使是经时历久，房子一定不会坍塌。”工匠无话可说，就把房子马上造了起来。又过了些时候，房子果然坍塌了。
另一则故事说：范且（即范睢）指出：“弓折断的时候，一定是在制作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在制作的开始阶段。工匠张弓时，把弓放在校正器具上三十天，然后装上弦，却在一天内就把箭发射出去了。这是开始调节时缓慢而最后使用时急促，怎么能不折断呢？我范且张弓时就不是这样：用校正工具校上一天，随即装上弦，上弦三十天后才把箭发射出去，这就是开始的时候粗率，而最后有所节制。”工匠无言可对，照范且的话去做，结果弓折断了。
讲述完这两则故事后，韩非子评论道：“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然而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而穷也。人主多无用之辩，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节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文意：范且、虞庆的言论，都能做到文辞动听过人，但却违背了实际情况。君主对这类话喜爱而不加禁止，这就是事情败坏的根源。不谋求治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却羡慕那种华丽动听的诡辩，这就是排斥有法术的人士，而去采纳那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胡说。所以君主处理国事时，总也不能通晓工匠造屋和张弓的道理。然而有术之士之所以被范且、虞庆那样的人物所困窘，是因为他们那样的人讲起虚浮的话来，虽属毫无用处，却能取得胜利，干起实际的事来，虽属不可改变，却会受到失败。君主看重毫无用处的诡辩，看轻不可改变的言论，这也就是国家危乱的原因。
以古鉴今，为什么缺乏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经验基础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固然有中国百年社会科学的历史根源，更有当下公知群体研究路径的迷失以及盲目崇洋媚外而导致的“建构能力”的缺位。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中国学术界流行的两大版本（即保守主义者斯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和自由主义者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都是由思想构成的历史。在这样的路径下研究政治思想史，中国人似乎只能当西方人的学生。相反，只有在世界文明史的脉络下，结合本国的特定国情，对照、研读西方政治思想史，才能将很多所谓神圣的偶像请下神台。
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关系到国家话语权和国家安全。在中国社会科学走过百年历程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这需要我辈同仁和下一代学人的理论自觉并自信。
此外，国家有关部门也可以尝试建立一个“以法量功”、“控名责实”的标尺，《申鉴·政体》曰：“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笔者坚信，假若强效务实的建言一定会蒙受赏识和嘉许，虚伪浮华的论调必然受到屏退和斥责，公知群体自然明晓进退，不敢再肆无忌惮地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