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如何让公知高兴,这真挺难的

单仁平

新年之际,正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之时,互联网上也出现一些“新年献词”之类的帖子。它们有个人写的,也有“百名公知”的“新年寄语”总汇。它们表达了一些不满,或者用隐晦的春秋笔法,或者直接使用激烈的语言。它们的传播总体上不是很广,产生的影响有限。

无论公知们的“新年寄语”是否传播了开来,他们有不满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大体想说什么也不难猜到。中国社会上有部分公知持不同意见,怀有一些情绪,是社会多元化的标准表现之一。

时下公知享有的舆论空间与前两年相比有所缩小,他们很不高兴,自然有牢骚要发。然而前些年他们的主张可以尽情广播,对舆论产生巨大影响,但他们同样没有满意过。回想他们当时的“愤慨”,似乎一点不比今天少。

大部分公知都在中国社会里拥有正常职业,有些属教学科研领域的精英人士。如何赢得公知群体对国家路线的认同和支持,这是中国的一个长期难题。

如果能够将这个问题化解,再好不过了。不过即使化解不了,恐怕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有一种可能是,一个国家永远会有一些公知不高兴,让他们高兴起来在政治上就是不可为的。

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国家路线的对错,与公知们给予什么评价关系很小。在有些时候,甚至与“民意”支持程度的高低也不是绝对对应关系。一个时代必须有所作为,取得国力增长和民生进步实实在在的成就,它的实绩比舆论场当时的氛围更重要,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推敲。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在思想上非常动荡。但那个时期恰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不断调整并形成最终轮廓的关键时期。那些年中国社会里弥漫了各种抱怨,然而回头看,国家路线在那个时期的坚持是何等重要!

一些人主张,知识分子的使命就应是批判。如果这个逻辑是有道理的,那么政府对待批评的态度中就必须有不惧批判、顶着批判工作的一面。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任何理论和任何国家的经验都不能成为标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道理我们永远不能忘。

由于有了互联网,表达意见变得极其容易,而且总体看,批评的成本和代价下降,似乎是个趋势。西方社会形成了批评很多、批评也很不值钱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批评受到了管理,但是批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非常高。

中国究竟该如何管理各种意见,把意见表达放开到什么程度,至今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范式。中国可以说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在我国体制下的建设性密码,而且探索得相当努力。但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明白,这样的探索过程注定充满争议,甚至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

和谐是中国这种超大社会的生命线,然而人们对和谐的理解却常常出现分歧。如果说很难给和谐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则是它最后的硬指标。当然了,它一定还有很多其他指标,而且我们衷心希望中国和谐的指标能尽可能占全。但是那两个硬指标永远都应被摆在和谐的基石位置上。(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