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们最害怕什么？
千钧棒
所谓的“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公知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任何常常对公共事件公开发言的知识分子都可以称为公知，只是由于自由派公知在网络上特别活跃，所以网络上所说的公知基本上指的是自由派公知，而他们的本质上是富人当中的与现行体制有仇的人以及依附于这部分人的知识分子。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公知会怕什么吗？
表面上看，狐假虎威的公知由于背后有美国佬撑腰，似乎天不怕地不怕，对上敢随意辱骂国家领导人和任意贬损国家和政府，对下敢随意侮辱绝大多数人，骂所有不听他们忽悠不按照他们的指挥棒转的人都是猪，假如他们中有谁触犯法律被抓了，美国佬就会比美国国内死了人还着急，美国的警察一年打死1000名平民美国佬屁也不放，中国如果有个公知“进去了”，美国佬就跳着脚耍泼，所以在公知们心目中，天是老大他们是老二。
公知也有害怕的东西：
首先，他们跟一般人一样，也怕死，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充当汉奸怕失败以后遭到清算，因为当年国共两党都不放过汉奸，所以这些年来某些公知不顾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仍然保留死刑的实际情况，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废除死刑。他们想废除死刑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因为他们要忽悠民众中的某些人充当他们实行“颜色革命”的马前卒，假如废除死刑以后，这些人就没有后顾之忧。
其次，他们也怕坐牢，因为公知基本上是富人中的反体制者或者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平时养尊处优的，别说坐牢，让他们干点体力活也受不了，别看他们平时在网络上喊打喊杀把自己弄得像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一旦进去了，就比孙子还孙子，马上怂了。
那么，那些暂时没有出卖国家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行动的人和暂时没有触犯法律的公知他们怕什么呢？
怕骂吗？
这你就低估他们了，有头有脸的公知一般不会直接开口骂街，但是他们的粉丝或者雇佣的水军却一个个是“骂林高手”，“傻逼”、“二逼”、“操姥姥”、“日奶奶”、“睡妹”，随口就来，而且是怎么下流怎么来，你如果跟他们对骂，不仅正中下怀，把自己等同于他们这些渣滓，另外，他们还可以反咬一口，贼喊捉贼，说他们的对立面是网络流氓。
怕被称为汉奸吗？
虽然在公知中有些人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汉奸，但是如果你以为骂他们汉奸他们就会害怕那就错了。因为首先他们都是些有奶便是娘的主，并且常常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他们日后一定会得到天下，因此他们是不会考虑到受到清算的那一天的。其次，在他们的心目中，荣辱观是颠倒过来的，按照他们的逻辑，汉奸还是英雄。
茅于轼说：
【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
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对于这种人，你骂他为汉奸，按照他们的评价标准，不就等于夸他们是“英雄”吗？
怕被骂为卖国贼吗？
又怕又不怕，他们有个奇葩的逻辑，只有拥有权力的人才能卖国，其实卖国贼有大小之分，大卖国贼当然如李鸿章、汪精卫之类的大人物，但是任何有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的人都是卖国贼，抗战胜利以后，很多大小汉奸都受到了了清算，在外国比如法国、韩国也清算“法奸”、“韩奸”。但是在被公知们颠倒的是非观念里，卖国的不是贼，爱国的才是贼，更可笑的是他们还收集整理了一些世界名人的语录进行断章取义的歪曲以后作为他们泼污爱国主义的理论依据，在他们的的口中，甚至连列宁也成为了反对爱国主义的人。正因为如此，公知们对卖国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个刘勇就高调宣称自己要給可能侵略中国的美军带路。
对于这种人，你如果骂他们是卖国贼，不等于对他们的执业资格的一种社会认证吗？说不定他还会感谢你。
怕被骂为狗吗？
你又错了。
爱狗的人未必是自由派公知，而公知往往爱狗，因为西方爱狗，所以他们就以西方的是非标准作为是非标准，西方人士干涉中国人吃狗肉，他们就跑玉林去砸场子。当你看到某些人把狗称为儿子、女儿到时候，你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们却习以为常。过去在小说中看到有人骂人狗日的，并不完全理解，当了解到现在某些人把狗当成性侣伴以后才恍然大悟，假如你骂他们是狗，不跟没有骂一样吗？
那么他们怕什么呢？
要知道这一点，首先要搞清楚公知最擅长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们主要依靠什么手段来推进他们所谓的“大业”呢？
一是靠造谣惑众，二是运用诡辩术进行忽悠。
怎么样煽动民众与政府对抗呢？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造谣，公知们对此还进行了理论化——
南方某报元老程益中曾经有个“谣言倒逼真相”论：【“謠言是存於人心深處的真相，是群體表達意願方式，是大眾對抗官方宣傳和謊言的武器。它不是事實，但比事實更真;它經不起推敲，但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大眾深信不疑 。”】
自封为“青年导师”的李开复有个“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伟大论断”。
“民主小贩”杨恒均以前的文章《杨恒均2009年言论自由系列》之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谣言是什么？谣言是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根据上述定义，谣言没有真假之分，因为是未经证实的信息;谣言是个中性词，不是负面词。”】
朱学勤在他的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文的评论中说：【“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
他们不但有理论，还由像秦火火这种人批量性造谣，然后再由大V们大肆传播。在最高法关于对网络造谣的处罚规定出来以后，他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说对造谣不应该入刑。
这属于低级的谣言。
另外一种高级的谣言则通过写书，写回忆录等方式进行，或者无中生有，或者移花接木，或者张冠李戴，或者割断历史，李锐、李志绥、张戎、高华、沈志华等都是这方面的高手。而自由派公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专门从跟自己同穿一条裤子的人那里找证据，网络上对这种做法称之为“让自己的妹妹证明自己无罪，让自己的弟弟证明别人有罪。”而在法庭上，对于那些与案件当事人有恩怨的证人的证言往往是不予采信或者不完全采信的，因为他们会由于仇恨而歪曲事实或者掩盖重要事实。
当然在他们当中也有愚蠢到像“章二小姐”那样子的，连“共军在抗战中只打死851名日军”这种连小孩子也不相信的谣言也敢造的人。
他们的另外一个绝招就是利用诡辩术忽悠人。
众所周知，在先秦时期，曾经有过所谓的诸子百家，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所谓的名家 是先秦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派别,重视“名”(概念)和“实”(事)的关系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
白马非马就是公孙龙(约公元前320--250年)提出的一个著名的逻辑问题，出自《公孙龙子·白马论》。
所谓的名家其实是中国的逻辑学的先驱。正所谓有矛也有盾，与逻辑学同时出现并且发展的是诡辩术，诡辩术是违反逻辑的，但是对于缺乏逻辑常识的一般文化人来说，即使是知道有人是在忽悠，也无法搞清楚问题出在哪，就不用说没有文化或者文化水平低的人了。
在当今的网络舆论战中，由于缺乏大众都认同的共识和都认可的事实，于是，诡辩术就成为公知们采用的手法。由于公知都是文化人，其中有些人或多或少懂的一些逻辑知识，于是，他们常常运用诡辩术进行忽悠。
诡辩就是为谬误所作的似是而非的论证。有谬误的地方往往就会有诡辩的影子。
下面本人就列举一些公知通过诡辩术进行忽悠的例子并且同时进行评析——
事例1，资中筠说美国是“谈出来的”。
点评：美国这个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比如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二战期间的美国，还有现在的美国，内涵都有所变化。但是无论是哪个时期的美国，都不是谈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资中筠所说的“谈出来”指的是“1776年打的独立战争，1787年过了11年才开始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谈出来的，谈出了一部宪法来，才有这个国家。”众所周知，美国的建国是从1776年开始的，如果没有独立战争，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至于政府的管理体系如何完善起来是后来的事情，资中筠在这里采用的是把通过谈判立法完善起来的美国政府管理体系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产生等同起来偷换概念，再由特殊推向一般，于是得出了“美国是谈出来”的结论，以忽悠人们走美国的道路。
事例2：杨恒均说“普世价值”能够捆起美国的手脚。
点评：二战以后，建立起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在这种准则的建立中，美国曾经发挥很大作用，这些准则曾经一度对美国的行为有一定束缚作用，但是它自己后来却变成准则的频频破坏者。
普世价值原本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是神棍汉斯·昆提出的一种思想，即只有让全世界的人都信基督教，才可能实现世界持久和平。 后来罗马教廷召开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试图与世界各大宗教的头子讨论出一个普遍存在于各个宗教中的核心价值观。说白了就是各大神棍一起讨论，想给“好人坏人”下一个不论古今，不论国别，不论阶级，不论立场的通用定义。这就是普世价值观。
但是“普世价值”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是近年来才频频出现在国内公知的口中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奥巴马上任以后美国强调的作为对中国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战的武器，它的内容也许与现行的国际关系准则有一定交叉的部分，但是两个概念在外延上不是全同关系，不能够相互进行替代使用。而杨恒均在这里是挂羊头卖狗肉，利用美国还不至于对国际关系准则背离得太过分来兜售具有特定含义的“普世价值”。仍然是偷换概念。
事例3，沈志华的割裂历史，选择性使用历史资料，孤立地引用毛的不怕核武器的讲话。
点评：毛主席1957年到莫斯科访问的时候，的确曾经有过一番不惧怕核武器的讲话，而之前，美国曾经四次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沈志华割断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有意給读者造成毛不但好战，而且不顾民众的死活的印象。
沈在提到蒙古独立的事情的时候也使用这一招，只说蒋介石父子后来一直没有承认蒙古独立，而对曾经拥有否决权的台湾当局在1961年没有对蒙古加入联合国进行否决只字不提，故意制造是GCD出卖蒙古的印象。
这种招数某些自由派人士在谈到卡廷事件的时候也玩过。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确曾经在卡廷地区处死两万多名波兰人，但是之前波兰在伙同其他十几个国家入侵苏联的时候曾经杀死10万苏联红军的俘虏他们只字不提，包括此后的美国、苏联、日本、德国之间曾经虐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战俘的事情只字不提，目的就是要渲染苏联的残暴。
事例4，利用民众合理诉求搭售私货。比如柴静的电视片和雷洋事件。
点评：几年前，柴静曾经有一个电视片，说的是雾霾污染问题，这的确是很多人关注并且涉及千家万户健康的大问题，柴静提出问题没有错，而错在开出的药方是将能源企业私有化，借民众对污染的不满发起对国有资产的最后掠夺。
雷洋事件也是一样，雷洋事件之所以受到大多数人关注，其中很多人是出于对公权力被滥用的警惕和对执法行为规范化的期待，而某些人则是利用民众的不满心理搭售卖淫嫖娼合法化的黑货，同时煽动仇警的情绪，希望能够把警察的手脚捆起来，为他们推行颜色革命扫清障碍。
事例5，在强拆问题上的反咬一口。
点评：众所周知，强拆除了某些城市的市政建设需要的拆迁以外，很多是发展房地产业需要的，某些地方政府或者是得了资本的好处，或者是单纯追求GDP，在征地补偿问题上偏袒资本方，导致发生矛盾冲突，这时候某些地方政府不是合理处理事情，而是动用政权力量压服民众，造成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地方政府充其量充当了资本的打手和帮凶，资本才是元凶，而公知对资本之恶只字不提，单独把矛头对准地方政府，意图非常明显。
事例6，去年，总书记发表关于“党媒姓党”的重要讲话以后，任志强抛出所谓的“人民性”与之对抗。
点评：任志强所说的“民”其实只是与一般民众同样具有“非官”属性的“资本”而已，众所周知，一般的民众根本办不起媒体，任志强要的是赋予披着“民”的外衣的“资本”控制的媒体与“党媒”分庭抗礼的合法性。如果仅仅是从具有非官属性的角度理解，“资本”是“民”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他们具有对“权力”的“隐性影响力”和对“民众”的“隐性强制力”，因此他们不应该被当作“民”，更加不能够代表“民”。
事例7，公知编造或者生搬硬套毛对美国的评论。网络上流传过毛主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经在新华日报上有过一篇歌颂美国民主制度的文章，有人以此证明美国的制度的优越性。
点评：后来有人有根有据地对这篇文章存在的真实性表示质疑。我们姑且相信曾经有过这样一篇文章，但是据说文章发表于1943年，当时美国不但与苏联等一起抗击法西斯，而且还曾经支持过中共的抗日战争，美国还曾经打算用李宗仁代替专制独裁的蒋介石。但是后来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美国内部还曾经受到麦卡锡主义影响多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后来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被志愿军打回“三八线”以后又纠集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并且在这段时间内曾经多次企图对中国进行核袭击。因此，毛主席当时即使是这样说过，也许是认识的局限性，而后来看法的变化是时过境迁，如果还保留原来的看法那就是刻舟求剑了。那些引用毛主席的文章内容的人并不是相信和崇拜毛主席的人，他们想玩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招数。但是玩砸了。这种手法仍然属于偷换概念，在美国的内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之后，某些人仍然用毛主席对于当时的美国的评价套用于现在。
事例8，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偷换概念为颜色革命正名。
点评：王表示，颜色革命这个词在引入中国时被泛化了，泛化成带有普遍性的概念，这就需要重新界定。“天下好像没有无颜色的革命，所有的革命都有政治色彩，只不过说不一定叫做赤橙黄绿青蓝紫。共产党革命是红色的革命，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也是革命，搞市场经济应该说是蓝色革命，共产主义是红色革命。再加上市场经济就是粉红色革命了。如果把颜色革命彻底否定，等于把前人全部否定，我们的话语体系全崩溃了”。
颜色革命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特指美国和西方操纵的曾经发生在前独联体国家和北非一些国家的民众反政府浪潮导致的政权更迭。而王占阳居然能够使用拆字方式的诡辩术，把颜色革命变成有颜色的革命，不但让其变成了中性词，还能够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相提并论，这种诡辩术既拙劣又可笑。
事例9，李锐以小事件掩盖大实质。李锐为了美化民国，曾经这样说，：“我是从蒋介石时代过来的，那时一个小官出点问题，报纸马上就公布。孔祥熙的女儿带着小狗坐飞机，《新民晚报》一登，孔祥熙就被撤职。”
点评：众所周知，1948年10月到11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蒋太子”“上海打虎”，却动不了一度下台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儿子，违反民国政府颁布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孔令侃一根毫毛。而李锐竟然说在之前的1941年12月，孔祥熙因为他的宝贝女儿孔二小姐(孔令伟)带狗上飞机丢官。从舍卒保车或者舍车保帅的角度说，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正是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转折点，在不需要舍车保帅的情况下，孔祥熙因为女儿带狗上飞机丢官;而1948年10月到11月，国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如果不挽救正在崩溃的经济，战争也必输无疑。在这种最需要舍卒保车或者舍车保帅的情况下，连“蒋太子”都奈何不了下台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骗鬼去吧。其实孔祥熙下台的真实的原因是罗斯福总统连任美国总统以后，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借款，作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由他的部属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原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后来，美券一元的最高市格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可仍以20元的低价购得;其市价达几亿国币。
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成为孔祥熙等少数贪官污吏的囊中财富。
本来是民国期间一个不得不处理的高层腐败案件，被李锐之流用同时发生的“孔二小姐”带狗坐飞机的小事件洗白成为民国政府从严治国治吏的例子。这属于一种避重就轻的“因果乱系”，用没有因果关系的小事情掩盖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大事件。
事例10，利用普遍概念表述事物的通用性扩大外延进行偷换概念。例如这次部分人大校友利用这一特性盗用全体人大校友及其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内的全国55所高校的名义向司法机关施压。
点评：概念分为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正概念和负概念。其中普遍概念是反映一个以上对象的概念。它的外延不是一个单独对象，而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对象组成的类。由于普遍概念具有这么一种特性，所以它既能够用来表述具有某种属性的一个人、个别人，也可以用来表述具有同样的某种属性的某些人、一部分人甚至全部具有某种属性的人。正是由于普遍概念具有这种表述个别对象和表述众多对象上面的通用性，所以常常会被人利用来玩偷换概念的忽悠术，通过任意扩大或者缩小概念的外延来欺骗那些缺乏逻辑常识的人。
理由很简单，因为某种人在民众中只不过是少数人，掀不起什么风浪，因此他们一方面要用忽悠术虚张声势，忽悠更多的人跟他们走，一方面夸大其词，像走夜路唱山歌，为自己壮胆。
而且这是某些人的惯用伎俩，在攻击某一种事物的时候，他们常常采用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在虚张声势的时候，就常常采取这种利用普遍概念具有的这种表述个别对象和表述众多对象上面的通用性偷偷扩大概念的外延的办法。
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罗列、揭露和讽刺这种忽悠术——
比如，我是“公民”，“公民”的权利高于“主权”，所以我的“权利”就高于“主权”;我上过网，所以我是“网民”，我挺某个人就是“网民”挺某个人;我纳过税，所以我是“纳税人”，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去建航母应该得到“纳税人”的同意，作为“纳税人”的我没有同意，所以国家不应该建航母。
遇到这种人，真的是无语!
综上所述，公知不怕骂，却一来最怕别人揭穿他们的谣言，比如“章二小姐”的“共军在抗战中只是打死851人”的谎言出来以后，有时候自由派说真话别人也不相信了;二来他们最怕的是别人揭穿他们的忽悠术，因为可以供他们利用的事实本来就少，何况还担心造谣被揭穿，因此他们尽量利用某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通过偷换概念等诡辩术忽悠民众。这种骗术一般民众很难识破，但是一旦有人揭穿以后，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么一来，不但以后在这个问题上难以忽悠人，甚至人们还能够举一反三，识破他们在另外的问题上的忽悠术，这就等于缴了他们的械，失去了忽悠别人的工具，这时候的公知，真的是“百无一用”了。
久而久之，揭穿公知的忽悠术已经成为了一种益智活动，据说有些大学在上逻辑课的时候，还到网络上搜公知的诡辩言论让学生进行分析辨别呢，从这一点说，公知也算是对社会作出了一些贡献吧。
出于反攻倒算的报复心理，复辟旧王朝的心理，或者夺取政权以确保他们通过非正常手段得到的财富不会失去的心理，他们与体制的矛盾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不管当局对他们采取强硬的手段还是怀柔政策，推翻现行体制，让中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差别只是在于采取激烈的对抗手段还是温和的和平演变手段，是缓慢的渐进方式，还是马上推进的激进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