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岂容“软埋”!

徐汉成

方方主席在《软埋》的后记中写道：“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背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的子女们，亦都如前生打着烙印一般，活在卑贱的深渊之中。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

无需评论家们解读，凡是识字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上述文字的阶级意识十分浓厚，政治取向极其强烈。方主席明确无误的向读者宣示，她不是在为某一个地主喊冤，而是在为正个地主阶级叫屈，在为全中国的地主阶级翻案。因为在土改中遭受“软埋”的不是小说主角的一家，还有她的父母家，诸多的朋友家以及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都经历过相同的命运。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由此可见，方方主席的创作动机昭然若揭，她不想让这一段历史被“软埋”，要用文字鞭挞土改的罪恶，要用手中的笔作为射向土地革命的投枪，将这一段屈辱的、“一直深刻至骨”的历史抖落出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由于方方的父母在土改中也遭受了与《软埋》主角丁子桃同样的命运，因此，作为地主阶级的后人，方方要报仇雪恨，这也不难理解。但是，你方方明明是在借《软埋》报共产党土改之仇，却不肯承认，这就让人小看了，如果方方能够挺直腰杆说：我就是要为地主阶级翻案!那么，尽管方主席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从人格上说来，方主席还能算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诚实的人。而方主席在“再次回应极左派对《软埋》的围攻”中不仅指责前中组部长张全景“对文学的理解有所欠缺”，还指责批评《软埋》的赵可铭将军：“赵先生读了这么多书之后，仍然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吗?好遗憾。”“不但大批判了，而且还向上级提出了四条建议。条条都很凶狠，条条都很“文革”。”在对批评《软埋》的北大哲学博士王诚的劝诫中说：“你怎么会以为你们几个网站加一伙极左分子，或再联合几个退休高官，就能把经历过文革浩劫的社会再拉回到文革中去呢?”这就让人觉得滑稽而可笑了，对你作品提出批评，就是要将社会现地拉回到文革中去，尊此逻辑，那么，你对土改的批判，岂不是明摆着要将经历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中国拉回到民国去吗?你明明是借所谓的“文学”为地主阶级招魂，明明是在用阶级的眼光批判土改，而当你的文学遭受到批评时，更是挥舞起政治棍棒砸向他人，却不允许人们对你的作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评析，却要求人们对你的批评去政治化，好比两者对擂，只准你对别人施之以刀枪，而不准对方施之以拳脚，岂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可见，方方一类的文人公知们一贯对事物采用双重性标准的两面派嘴脸已是暴露无遗了!不仅逻辑荒唐，而且作风泼妇!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为地主阶级当牛做马，受尽了刘文彩、黄世仁之类的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压迫与剥削，长期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暴发多次的农民起义，几乎每一次起义都与争田夺地有关，最为典型的是太平天国，制定了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口号，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理想社会。突出反应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还没有能够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社会，缺少革命理论的指导，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真正实行过。

由于旧中国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发达，除官僚买办资本外，民族资本家寥寥无几，而地主、土豪却遍布全国各地，全国80%以上的基本农田的控制在不到农户人口7%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农户人口57%以上的是贫雇农，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贫雇农的40倍。正是一个基本这样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最广大中国农民的愿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就领导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土地革命是共产党领导国内革命战争的动力源泉，没有土地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不可能迅速发展壮大。就不可能战胜国民党，最终夺取政权。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1985年8月21日)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愿望才终于成为了现实，因此，土地革命是最符合中国国情，最受全国人民欢迎最伟大的革命，否定了土地革命，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同时也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

虽然，在方主席们的笔下，不是将地主、土豪劣绅们包装成为积德行善、扶贫帮困的贤达，就是描绘为知书达礼的文人雅士，甚至于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主仆关系也被刻画得唇齿相依与亲密无间，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个别的开明的乡绅，地主也是存在的，但是，在千百年来的阶级社会中，占有土地则意味着富贵，意味着奢侈，意味着阶级压迫与剥削，在封建社会中，总是也只能是地主压迫与剥削农民，哪有农民压迫与剥削地主的道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是也只能是资本家压迫与剥削工人，哪有工人、雇工压迫与剥削资本家的道理?这是生产关系的本身所决定的铁律，就在私有高度发展的当代中国，旧中国才会有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压迫与剥削劳动人民的事件并不新鲜见，富士康的“十三跳”，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屡见不鲜的农民工讨薪事件就是铁的例证。因此，虽然《软埋》也能吸引一部分丧失阶级分析的人们的眼球，也能蒙蔽一部分读者，但要想达到为地方阶级翻案的目的，终将是徒劳的，因为为地主阶级翻案不仅不得人心，在法理与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邓小平说：“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邓小平文选《解放思想，实是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第2卷第145页)反革命分子历来有两种，一种是拿枪的，另一种就是拿笔的。邓小平称土地改革是伟大的革命，请问方主席，你是支持土改呢，还是反对土改?如果你是反对土改的话，那么，说你是反革命分子一点也不冤枉你。

《软埋》的创作动机是要“软埋”掉中国的土地革命，“软埋”掉中国共产党，“软埋”掉中国的社会主义。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反社会主义革命，反中国共产党的作品，不仅被《人民文学》隆重推出，竟然入选获得第三届路遥文学奖，虽然路遥文学奖属于民间奖项，但是，也足以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一股强大的反社会主义革命的蚀流，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的乱象也就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

(附)长篇小说《软埋》后记

很多年前，一个女孩子下海做生意，在她最为艰难的时候，坐在慢行的火车上，读到了我的小说《风景》。她觉得自己被震撼到了，这小说给了她力量。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认识这个作家。

后来她成功了。成为了富人队伍中一员，并且在武汉当时最早的别墅区买了房子——一幢漂亮的小楼房。她把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接到自己的新居。母亲一进门，就战战兢兢地说，要不得呀，分浮财的要来的。 我听她说这番话时，她的母亲已经患老年痴呆症好些年了。

我们相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正主编《今日名流》杂志，而她正在做纪录片的投资。她的投资对象曾是我当年在湖北电视台纪录片部的同事。在她的投资下，我们纪录片部好几个片子都获了国际大奖。有一天，我的老同事们搭桥牵线，让我们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然后，像所有的朋友交往一样，慢慢的，我们熟悉起来。来往也越来越频繁，聊天次数随着交往的密集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吃饭，喝茶，甚至一起出门远行。我不太懂她的商业，但我知道她是真会做生意。她的投资几乎很少失败，在这个方面，我真觉得她是个天才。

与此同时，我见到了她的母亲——一位皮肤白皙的老太太。在不经意时，她的母亲会成为我们话题的主角。她谈到母亲当年只身从四川逃出，谈到母亲出逃途中孩子死在自己身边，谈到母亲给人做保姆而得以风平浪静地生活，谈到母亲搬进她的别墅时的紧张和恐惧。而她的丈夫则告诉我说，他们在好长时间里，经常能听到她母亲在半夜里喊疼呀疼。疼的地方在背部，当年被枪托打的。她说，母亲即使得了老年痴呆症，仍然多次清晰地表达说：我不要软埋!

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 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居住四周无数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身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的子女们，亦都如前生打着烙印一般，活在卑贱的深渊之中。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盖因为此，当一切平复之后，当“成分”(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两个字，但它曾经是我们成长中最重要的参数)不再成为好人和坏人之分的标识之后，当他们从幽暗的深渊下走出来之后，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选择把那些没有尊严的日子、把那个伤痕累累的私人经历深藏于心。不再提及，不再回想，也无意让后代知道。仿佛说出这些，便是把自己结痂的创伤撕开来让自己重新痛。而这痛，就是那种痛不欲生的痛。

两年前，朋友的母亲去世了。她办完丧事没多久，我们正好在一个会议上相遇。她约我一起到外面吃饭。然后向我讲起母亲去世的整个过程。火葬时，她为母亲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觉得她这样做毫无意义。但她却坚持这样做了。她对我说，我妈多次讲过，她不要软埋。我一定要满足她的愿望。

而这一次，我突然被“软埋”两个字击中了。心里顿时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那一整天，我都在想这两个字。我仿佛看到一个黑洞，深不透底。永远有人想要探究，却也永远无法探究清楚。甚至，人们连基本的轮廓都看不到。时间何止无言，它还无色无声无形，它把人间无数都消解一尽。那就是软埋呀，我想。

我跟朋友说，我要写一部小说，这小说的名字就叫《软埋》。

(附)方方再次回应极左派对《软埋》的围攻

好像真是在上演大戏了!

前几天，刚看到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先生所写文章：《《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我想张先生虽是高官，尽管对文学的理解有所欠缺，但闲下来依然读书，并且读完还写读后感(如果真是老人家亲笔写的话)，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对健康有利。但我也很想建议身体尚且健康的张先生抽时间作点反思：即1994年10月至1999年3月您在当中组部部长的时间段里，经您手提拔的官员现有多少已成贪官进了监狱?中国出这么多贪官，多得让百姓看傻了眼。以您的工作经验和文字能力，如能领衔作一些这样的反思，想必在为后人提供警示的同时，也提供一份借鉴，它应比您写这篇《软埋》读后感更有价值和意义。张先生的文章，如有人想看，很容易。不少网站，都很显著地挂着。

今天，竟又读到了解放军上将赵可铭先生的文章：《《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各搜索引擎上都有)。赵先生曾经当过军报记者，说他不懂文学，可能会冤枉人。赵先生文中说：“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批评《苦恋》、《河殇》等错误作品的鲜明无产阶级立场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由不得让我用赵先生推测我小说的方式也作一番推测：当年批诗人白桦的《苦恋》时，赵先生可也曾是一员猛将?因我在百度上看到，1980年的赵先生还只是报社记者，而1988年便升为将军了。当然，百度出错，也是常见。

赵先生的文章，非但批我的小说，连带张炜、陈忠实、余华、莫言等诸多作家的作品也一并在他批判之列。赵先生读了这么多书之后，仍然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吗?好遗憾。看来，思想解放这么多年，对很多人来说，是没有用的。他们的脑袋，已被“文革”的口号和词汇，凝结成板，僵化而坚实，就算用斧头劈，多半也是劈不开的。而文学作品，对那些人理解社会和人生同样也没有任何帮助。

比较起前中组部长张先生的读后感，将军赵先生的文章要生猛得多。不但大批判了，而且还向上级提出了四条建议。条条都很凶狠，条条都很“文革”。让人忽地想起一句响亮的词：刺刀见红。得亏赵先生是个将军，与文化界相隔甚远。不然，该有多少文化人会被这“赵四条”猎杀?一身冷汗呀!我自己倒是有点小庆幸。

顺便也告诉一下赵、张二位先生：我不是共产党员，连申请都没写过;也不是厅级干部，连公务员都不是。我只是一个作家。二位虽是高官，对中国体制的了解怕也有限。作家协会的很多主席都是没有任何级别和权力的主席。既不坐班，也不管事，当然也不享受公务员待遇，只是挂个牌子而已。这样看上去真是挺没出息的是不是?呵呵。当初并不知有今天的被围攻，更未料到，“文革”四十年后，一部小说会遭到一涌而上的批判，正像我少年时期看到的那些批判一样!而现在，我是多么感谢自己最初的选择：不入党，不当官，只当一个自由且独立的作家。

再顺一个便，这是对赵先生说的：误读和肢解小说，无中生有扣帽子都没关系，撰写批判文章，用词用字多狠多凶也没关系。老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个套路，经历过“文革”，大家都清楚。但请勿对个人名誉进行诽谤!这里算我提醒您一句了。如果继续诽谤，就算您认识一万个法官，就算您跟中国高层所有领导都是刎颈之交(我知道您当过中央委员，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需要状告您时，一样会告!

写到此，不禁长叹：“文革”已过去了四十年，改革开放也有三十多年历程了，中国一直努力地向着更先进、更文明、更强大的社会行进。可是“文革”阴魂却迟迟不散。经常的，它们集结而起，往后拖拽的力量甚至要超过前面的拉力。年轻时，我们发过多少牢骚，总是嫌开放尺度小了，社会进步慢了，文明程度低了。可是，只需看看张、赵二位高官的狭隘胸怀和陈腐理念，看看极左分子的仇恨思维和离间手段，瞬间就能明白：改革开放和社会前进，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

(转自方方新浪微博，2017年5月23日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