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认识扫黑除恶的敌我矛盾斗争本质

铁索寒

近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展开。《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这次扫黑除恶，党中央、国务院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专门印发通知，整合多部门力量，要集党和国家之力彻底打赢这场斗争。

《通知》明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这就点明了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意义，阐明了扫黑除恶斗争是关乎共产党执政权的严肃斗争，是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牢固与否的伟大斗争，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斗争。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显然，当前那些祸害人民、妄图渗透颠覆党的政权的黑恶势力团伙及其成员都是人民的敌人，这场斗争更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只有清醒认识扫黑除恶的敌我矛盾斗争本质，才能在关键时刻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建国初期，敌特土匪等黑恶势力的破坏活动日渐猖獗，尤其是有些地方的黑恶势力不但危害广大群众，更是组织发动武装暴乱。仅华北地区就发生各种黑恶势力暴动数十起，规模较大的就有：河北武安县“黄兵道”武装暴动事件、山西稷山县国民党流散官兵袭占五区区公所及县府事件、河北省通县“全佛大道会”暴动事件等等。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重视，毛主席严肃指出，“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他进而坚决地指示：在这些地区，“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刘少奇同志也说，面对黑恶势力的挑衅要“不办就不要办，一办就办得你很痛”，“反革命是可以杀干净的”。彭真同志曾分析道：“现在不少地方宽大政策又偏差到‘宽大无边’，宽大到‘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宽大到助长匪特气焰，脱离人民大众的程度了。”可以看出，扫黑除恶的敌我矛盾斗争本质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实践的正确认识，而黑恶势力做大做强的主要原因就是镇压不力。随后，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也随即展开，一大批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黑恶势力骨干分子被处以死刑。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治安与刑事案件立案由1978年的53万起，急剧蹿升至1981年的89万起。黑恶团伙性质的大案要案不断发生。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向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邓小平在这里突出了党的专政的重要性，强调要用专政的力量打击黑恶势力。众所周知，专政的重要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可见，邓小平不但对扫黑除恶的敌我矛盾斗争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更强调要使用专政的铁腕手段打击黑恶势力。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也称，“严打战役，意义极为深远，就其指导思想、气势、规模和效果等方面来说，是继1950年至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在党的十八大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不断泛滥，精神污染日益严重，意识形态阵地日渐侵蚀，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很大扭曲，也就产生了滋生各种黑恶势力的土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力挽狂澜，党中央从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出发，要求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领域，把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1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更是要求，“最大限度把群众发动起来，打好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 “要一茬接着一茬打，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最大限度把群众发动起来，打好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这曾经让广大人民群众和全体党员熟悉的号角又响了起来，党的专政力量再次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只有发动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全党动员、人人动手，各级党委层层负责，才能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才会彻底铲除各类黑恶势力，才会荡除欺压民众的敌对阶级势力。要坚决捣毁各种黑恶势力的“老虎洞”、“苍蝇窝”，对那些危害极大的黑恶势力、敌对势力的骨干分子及其保护伞，切实做到“沾边就捕”、“骨干必杀”，多来几个“大杀几批”，多下几场“透雨”，亮出无产阶级的“铁拳”，打出无产阶级的威风。同时要大造舆论，把那些恶贯满盈的首脑拉出来“游游行”“亮亮相”，办办“展览”，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高兴的睡不着觉，让黑恶分子害怕的睡不着觉，扫黑除恶才算见了成果，取得了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