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的几个问题

马钟成

《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的出台非常关键、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如何落实的问题，是如何将党的政治建设中的短板尽快解决和弥补的问题。

一、为什么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意见》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在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决巩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地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定地站在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一边，从严治党，清理腐败和意识形态乱象，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避免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我们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曾非常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早在201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坚定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把这些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地位，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涉及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全局性的指导思想问题，是旗帜、方向、道路问题，更是涉及到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执政合法性，部分学者和干部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熟悉、不了解乃至反感反对，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思想混乱，一部分人接受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只有搞美国和西方的多党竞争、自由选举、三权分立、宪政民主，才能建立拥有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另一部分人接受了西方的保守主义、威权主义、精英主义理论，将执政党的合法性建立在所谓的“贤能政治”、“精英政治”等理论上面。这两种倾向和理论其实最终都是在改变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本质，在消解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意见》中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思想并在具体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践行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前提。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当今时代唯一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客观真理，是普遍规律。如果掌握客观真理和普遍规律的共产党都没有合法性，那么信奉虚假谬误的庸俗理论、信奉各种歪理邪说的政治力量能够拥有执政合法性？

其次，以《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是当今时代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圣经。在当今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最根本利益。经济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政治保守主义，以及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等等其他各种主义和理论，其归根结底的内在意图和战略目的就是保障剥削压迫人民大众的垄断财团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些理论和主义，归根结底代表和体现的是国内外大资本、大垄断财团阶层的利益。而在中国，这些被西方灌输和渗透进来的理论，代表着国内通过侵吞国有资产、侵吞国有土地矿产资源、在房地产金融等领域圈钱而非法暴富的买办资本阶层的利益——与之相反，以华为任正非为代表的中国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就是在夯实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实际上也是在正本清源、固本培基、捍卫和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总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中国共产党才有执政合法性。事实上，某些党员干部客观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主观上反感乃至抵制马克思主义，他们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等错误思潮，甚至力主在中国推行某些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政治改革，其政治立场不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而是站在新生的非法暴富买办集团的立场上，导致党内腐败严重以及整个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趋势，这是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性破坏和颠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意见》指出：“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对此，《意见》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靶向治疗’，针对政治意识不强、政治立场不稳、政治能力不足、政治行为不端等突出问题强弱项补短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理论、强信念，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实施年轻干部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计划，大力培养造就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全党之幸、全国之幸、全体人民之幸。

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曾对《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做出如下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也就是说，生产方式决定社会阶级结构，而社会阶级结构决定意识形态、政治等等上层建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里根-撒切尔”轴心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并波及中国。在美英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两极分化迅速扩大，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阶级斗争重返美英发达国家的政治舞台，以美国桑德斯、英国科尔宾、法国梅郎雄为代表的主张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人物史无前例地登上主流政治舞台，美英垄断资本被迫利用新法西斯主义来应对人民大众的反抗浪潮，这就是美国茶党和特朗普政权的兴起背景。

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思潮变化，同样离不开这一国际大背景。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错误思潮，早在80年代就曾经在中国出现，类似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大师的著作早就得以引进，《河殇》等宣传品一度大行其道，得到了不少知识分子、青年党员干部的信奉，执政党核心层个别人物也深受其影响，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并没有沦入苏联东欧那样的下场。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党内的腐败和意识形态乱象并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严重，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仍然站在共产党一边。

然而，自1998年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核心的错误思潮浮出水面以来，迅速成为整个社会具有强大渗透力和弥散性的思潮，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在很多领域被边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自由主义思潮有了明确的阶级基础。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易原则开始渗透党内，一小撮人通过侵吞巨额国有资产成为新生的暴富阶层（这些人自然会抵制共产主义理论），三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等领域的改革一度被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误导，使中国政府对食品、药品等等各大民生领域的监管权力和干预经济的职能被严重束缚，使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生产和就业人数层面的比例权重低于法国和北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使中国的两极分化与美国等不相上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方式及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到社会思潮、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层面。一方面，在党内，在各级机关和部门，在知识分子层面，某些党员和知识分子由于长期脱离劳动人民，其立场站在了新生非法暴富阶层一边乃至成为其中一份子，其意识形态上必然倾向于甚至信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诸如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在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三千万下岗工人及其家属一边（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其生活水平曾经绝对下降甚至低于文革时期），则掀起了一股股怀念毛泽东的热潮，其中存在一些否定改革开放的极端倾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力挽狂澜，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全局的角度，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在今天的指导地位，号召全党不忘初心，巩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等等论断，严肃处理党内腐败变质等等现象，最大程度上团结了全党全民的最大公约数，使党和国家的面目焕然一新。

理论是立场的体现。当前，党的政治建设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某些党员干部站在新生的非法暴富买办集团的立场上，信奉反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等错误思想和理论，利用手中权力，软硬兼施地抵制或者消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实践中的落实，推行一些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改革，这些严重问题“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是必须要、首先要纠正和弥补的短板。

在被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影响的党员、干部中，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是某些位高权重的党员干部已经蜕变为非法暴富集团的一份子，通过其白手套已经在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金融市场等等领域侵吞和攫取了巨额财富，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自然政治上要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站在国内新生的买办暴富阶层一边，从而信奉西方资产阶级错误思潮以维护自身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某些普通党员和知识分子（如某些著名专家、教授）党员，“小资”倾向严重，长期脱离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鄙视蔑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羡慕和崇拜国内外大资产阶级，被西方思潮、理论和舆论所严重洗脑，他们自觉地抵制、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其视作脱离时代的“左”的落后的教条，宁可信奉更加古老的亚当斯密、基督教和儒释道，也不信奉本来是最年轻、最进步的客观真理——马克思主义。甚至某些人自觉地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威权主义那套逻辑来曲解、诠释、篡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里应外合配合西方的颜色革命战略，，这些都是典型的“两面人”。

第三，某些具体职能部门的党员干部，包括不少在宣传、教育、公检法等核心权力部门工作的党员干部，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理论主张和意识形态倾向，但是一方面由于在大学期间所学所读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那套理论，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缺乏深入了解（某些著名高校的思政课和马克思主义课程长期由西化的反马反共人物讲授），再加上某些大众传媒、报刊媒体以及互联网新媒体长期被西化派自由化人物控制把持，其思想倾向自觉不自觉地同情反共反华的公知大V，对那些坚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干部、学者和底层民众们则无比反感。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功底的欠缺，他们自认为是拥护党中央的，但实际上却无法正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客观上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背道而驰。这就是西化错误思潮以及反共反华的网络公知大V们长期把持、控制和干扰中国媒体舆论以及学术研究的重要原因。

上述三种情况，从其核心到骨干再到外围，在党内形成了相叠加、相共振的现象，产生了非常强大的政治能量，严重干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对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形成了或明或暗的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国家安全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形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解决政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强调：“发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教育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关系。”正确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其实就是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然而，只有拥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才能真正坚持这种精神。

关于政治立场问题，《意见》指出：“全党必须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决站稳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站稳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其关键就是要将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党和人民，甘愿奉献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

在革命年代，入党参加革命不仅没有个人利益，而且生命安全都有极大风险，因此“革命”本身是一个主要的自然而然的过滤器，能够将相当多的投机分子隔离在队伍之外。因此，在1927年4月以后白色恐怖背景下加入共产党的是一种情况，在1930年代后期抗战背景下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后加入共产党的是一种情况，1947年解放战场大势已定后加入共产党的，则是另一种情况。

但是建国后，由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形势开始发生更加根本的改变。为了杜绝年轻一代中的投机分子加入共产党，毛泽东通过上山下乡以及群众运动的方式考察青年和党员干部是否能够为了理想信仰做出个人利益的牺牲。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党最大的考验和风险就是理想信念的淡化，大批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投机分子加入党内，并被提拔到关键岗位，他们自然不会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是信奉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想信念问题，但是如何让真正使理想信念问题落到实地，如何在当前的党员干部中鉴别出哪些是真正有理想信念的，哪些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投机分子，仍然是一个重大难题。

其判断的标准，首先是是否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否有无产阶级立场。要全面细致地考察干部地整个思想轨迹和脉络，不仅仅考察其政治路线，还要考察其组织路线，提防两面人和投机分子。其次，是否能够在重大人生关头和历史关头能够为党和国家做出自己的奉献和牺牲。

从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代插队延安梁家河的经历可以看到，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树立了非常牢固的与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阶级立场，经受住了上山下乡这一场非常深入的全面的公与私的考验。在下乡插队时，习近平曾说过，“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后来，习近平深情地回忆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与之相反，很多人站在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立场上，将上山下乡过几年普通人民的生活看作是党对自己的迫害。习近平总书记与这种态度和思想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其归根结底的差别就是有没有人民立场和阶级立场，有没有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因为真正站在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高举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旗帜，才会从严治党，力肃贪腐和意识形态乱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全党之幸、全国之幸、全体人民之幸。

三、苏联亡党亡国的风险仍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

总结起来说，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其归根结底的是立场问题。站在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就会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站在新生的非法暴富阶层和国内外垄断财团立场上，就会信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等错误思潮，就必然无法抵制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原则的侵蚀，就必然出现腐败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

然而，正如《意见》中所强调的，由于“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很多领域并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由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态势的高度复杂，这个领域最容易出现两面人、两面派现象。十八大以来，错误思潮和敌对势力依靠网络媒体进行“体制外颠覆”的活动遭受严重挫折，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多年被边缘化，他们在教育和媒体领域所掌握的巨大资源和权力，并没有受到根本性触动。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的干部、学者，极个别人因为十八大前在网络上公开发表颠覆性言论、煽动颜色革命而暴露并遭受很大压力，但是这股势力中的绝大部分人仍然未受丝毫触动，他们仍然在牢牢把控着相当多的体制内资源和权力，十八大以来，他们也积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更加主动地通过“体制内改革”的方法来推翻共产党。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某些“两面人”式的干部和学者自诩为中间派的人物，他们充当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应声虫，一方面鼓吹当前共产党的主要敌人是极左势力和极左思潮，他们把“左”与左的概念混为一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党的主要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干部及理论家攻击为“极左”、“‘左’”、“民粹”、“文革思维”、“文革余孽”乃至“法西斯”，将其与社会上极少数人所秉持的影响有限的“左”倾错误思潮混为一谈，认为他们是主要敌人，呼吁执政党对其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则极力淡化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敌对思潮和错误思潮的危害，乃至将其代表人物等颜色革命骨干美化为“新型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主张激进改革的知识分子”，呼吁执政党对其进行“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经济上给出路”。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党和政府在经济上资助这些敌对错误思潮的代表人物和颜色革命骨干，在政治上吸纳他们。这类两面人所制造的错误观念至今在党内仍然有很大市场。

例如，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多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做优做大做强，但是相当的多媒体、智库和研究机构按照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与之唱对台戏，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要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果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会知道，从长远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决定社会阶级结构，社会阶级结构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 后者对前者在某些历史环节下又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而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的，无不是要巩固其相应的经济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共产党执政及政治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捍卫和巩固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其根本利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其根本经济前提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直到这种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或者说生产方式按照马克思所说，摆脱偶然性和任意性，取得固定性、稳定性和独立性的统治地位。凡是反对《宪法》、《党章》最核心的公有制条款，主张取消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党员干部，无论他们如何自诩拥护党中央，其本质都是自觉不自觉的“两面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然而，通过侵吞国有资产而非法暴富的利益集团及其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代言人、代理人，以改革开放者自居，拼命鼓吹私有化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然性，对邓小平到习近平一直坚持的社会主义改革方针极为仇视，他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学者攻击为“极左”，其目的就是在反对和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破坏和颠覆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他们所坚持的正是80年代横行一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开放道统。

再如，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因发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文，遭受境内外敌对势力的造谣攻击。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同志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只因为此文坚持宪法和党章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阶级分析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客观真理和历史发展规律，其标题还是邓小平的原话，就遭受社会上信奉错误思潮的公知大V们的长时段的恶毒造谣、人身攻击和残酷舆论威胁，很多言论明显触犯宪法和法律，却不被制裁，以至于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定势，致使某些同意王伟光观点的高级干部也不敢发声，还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功底不扎实、被错误思潮所影响的党员干部公开反对王伟光。

《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坚决防止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钱，坚决反对各种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然而，当前的基本政治生态是，以王伟光、李慎明等为代表的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党员、干部、学者、群众，总是受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势力的舆论造谣，在党内承受极大政治压力，党内却鲜有领导干部站出来回击敌对势力，这充分说明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还非常突出，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苏联解体时，为什么偌大一个党如鸟兽散？为何不见一人是男儿？关键的原因是，从1988年3月开始，以女教师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坚持阶级分析理论的“原则派”（《我们不能放弃原则》）以及在苏共高层的支持者如利加乔夫等人，都被内外勾结、联合美国势力的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当权者定性为“极左保守派”、“斯大林分子”，发动全国力量对这些原则派进行了舆论围攻、无情造谣和政治边缘化打击，这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前提因素。

与之类似，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曾经也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并且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政党，但自1927年4月开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当权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帝国主义等三座大山一边，不仅仅屠杀共产党，将深受人民支持的国民党左派也镇压干净，这是国民党后来土崩瓦解的根本前提。

通过对2014年王伟光事件与苏联解体前的安德烈耶娃-利加乔夫事件的对比可以发现，党内的意识形态短板和政治短板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从一定程度上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比反腐败斗争更加复杂和艰巨。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初步实现了“不敢腐”的战略目标，但是要实现制度层面的“不能腐”尤其是理想信念层面的“不想腐”，可以说仍然是“雄关漫道真如铁”。然而，真正取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压倒性、决定性胜利，其实比实现反腐败斗争中的“不想腐”更加困难。对腐败行为的对错是非的鉴别是相对容易的，但是意识形态则更加复杂。突破腐败分子的心理防线，让腐败分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容易的，但是信奉西方错误意识形态和错误思潮的党员干部们往往自诩自己掌握真理、普世价值和道义制高点，其世界观、历史观出现了问题，改造起来相当于灵魂深处的革命。总之，将信奉西方自由主义错误思潮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改造成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比将腐败分子改造成清廉的公务员，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

和苏联解体前的情况非常类似，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党内党外、学术界、舆论场，淡化、曲解、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原理的倾向一度声浪滔天。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中失声的现象，在很多关键领域诸如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等领域仍然非常严重。针对理论界、学术界、舆论界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非常具体地指出：“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成为了中国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大威胁，上世纪80年代末，这股势力又差一点推翻国家政权。今天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势力，由于外有西方垄断资本和情报机构的支持，内部有新生非法暴富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党内还有个别腐败变质的高级干部作为其保护伞和同情者，他们四十多年积累的能量绝对不可能仅仅通过十八大后六、七年的斗争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及相关势力，仍然对高校、媒体等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有巨大影响，相当多的理论阵地、舆论阵地的政治主导权并没有控制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错误思潮就在党内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干部中有极大市场，在这种局面下，真正信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队伍、媒体宣传队伍、企业管理队伍是不可能突然发展壮大并获得主导权的。经济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现象极为严重。这带来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毕业后进入国家重要机关的高校经济学院、法学院、新闻学院的毕业生，都不同程度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这种局面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其危害也将是深层次的、战略性的。

比如，有些位高权重的“两面人”表面上高唱理想信念，大讲马克思主义，而私底下则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著作不屑一顾，甚至说“不疯不傻，谁现在还读这个”。事实证明，这类对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的干部，也往往是严重腐败变质的，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和个别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长时间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等错误思潮把持、主导乃至垄断国内著名高校相关学科和专业，大批文科及理工科毕业生都受到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共反毛思潮的影响，有很多已经进入国家关键机关部门并担任要职。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政治领域的普遍规律。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大的改观，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在经济学、法学等等重要的领域和学科，在新闻媒体尤其是互联网新媒体领域，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及其骨干人物仍然在掌握一定的乃至很大的影响力和主导权，敌我力量对比并未发生根本的改观。具体来说，在法学领域，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法学几乎已经一统天下，马克思主义法学就面临着“断子绝孙”的危机。意识形态领域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在党内彻底肃清“两面人”干部之前，在长期把持、控制、垄断高校、传媒、科研机构等意识形态部门的反马克思主义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