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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本质是一场“颜色革命”，这一点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了。凡是经过“颜色革命”洗礼的国家或地区，一律都陷入了经济低迷、政治动荡的泥潭，这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有一篇文章这样规劝港人——
经济崩溃什么样香港人想象得出吗？物价飞涨1600倍，老人没有了退休工资，超过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社会崩溃什么样香港人想象得出吗？黑手党控制社会，贪污腐败横行，暴力无处不在，平均每天有超过5人死在城市街头……
政府崩溃什么样香港人想象得出吗？寡头控制政府，警察无恶不作，枪支泛滥，犯罪率急升…
如果不是背靠祖国内地，很难想象这样的情景不会在香港出现。
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前车之鉴，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利比亚、叙利亚等等——这些国家或被肢解、或陷入内战——还会有一个又一个国家或地区，如飞蛾扑火一般地投身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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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革命所以能够出现，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就内因而言，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或地区，一定存在深层次矛盾，或腐败、或贫富差距、或族群矛盾。这些矛盾，或单独存在，或同时存在，有些比较尖锐，有些还处于潜伏状态。不承认这些矛盾的存在，就不是唯物主义者，就不懂辩证法。
如毛主席所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矛盾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对抗性矛盾，有非对抗性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应该用不同性质的方式来解决。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把非对抗性矛盾用对抗性的方式来解决，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比如，一间房屋空气不够流通，那么在墙上加开一扇窗户，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而直接掀掉屋顶，虽然也能解决空气流通的问题，但却会导致下雨的时候大家没有地方住，所以这是一种破坏性的解决方式。
“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破坏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颜色革命”永远把“掀屋顶”作为唯一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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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在后冷战时代，“颜色革命”的操控权、解释权，并不在“颜色革命”的发生国手里，而在美国和西方手里。
美西方的手法是：无论这些发生了动荡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的矛盾是什么性质，一律用“专制/民主”的框架加以解释，一律鼓励用对抗性的方式加以解决，最终将其引导到“颜色革命”的不归路。
美西方虽然在“颜色革命”演进的过程中，一直以支持者、保护者的形象出现，但实际上，他们和“颜色革命”发生国街头那些倾情投入的大部分市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美国和西方要的是地缘政治利益，所以要通过“颜色革命”扶持亲美自由派上台；而街头市民（除了少数暴徒和野心家）想要的则是解决自己的生活困境以及更多的民主权利等。
等到“颜色革命”尘埃落定，即便是迟钝的观察者也会发现：美国和西方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而那些怀抱美好愿望的市民得到通常只是混乱和更加糟糕的生活。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你要用拆屋顶的方式解决空气流通问题，就一定会得到一所不能遮风避雨的破房子。
美西方之所以对“颜色革命”乐此不疲，还有一个隐秘动机：打断潜在追赶者的现代化进程，保持美国、西方，甚至以色列的现代化优势。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中东被搞乱的都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帜，以西方为模版，现代化建设取得不俗成就的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取而代之的政权，反而往往是具有反现代化取向的原教旨主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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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西方为什么能够得心应手地以“颜色革命”为武器？
说到底还是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垄断了民主的话语权、解释权。仔细分析一下“颜色革命”的案例——比如这五个月来香港的动荡——就会发现真正闹事的不过是少数人，多数人即便深知这样闹下去会堕入深渊也不能出来阻挡，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少数人有一面“民主”的旗帜，可以以“堂堂之阵”自居！
“颜色革命”到了香港，意味着这个魔影已经在叩关中国了。防范“颜色革命”，单靠苦口婆心的“规劝”是不行的，这是被动防御，从一开始就在气势上输了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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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革命”其实并不新鲜，无非是冷战在当代的延伸，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继续，是“和平演变”的新世纪变种。
在这方面，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毛主席也为后人留下了辉煌战例。
六十年代，毛主席两次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声明，给了美国黑人极大的鼓舞，赢得了“冷战”的主动权，堪称意识形态斗争的“千里挺进大别山”！
当时著名的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Robert F.Williams）在他创办的报纸上写道：“这是毛泽东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美国黑人的自由斗争是不可阻挡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毛泽东是第一位把我们人民的斗争提高到世界革命同盟高度的世界领导人。”他并把毛主席的声明将该声明同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相提并论，称：“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各国人民发出的支援在战斗中的我们人民的呼吁，是一个新的解放宣言。”
另一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则把毛主席称为“人类的朋友”。他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Shirley Graham Du Bois）说：“从来还没有一个强大国家的领袖向全世界发出过这样的号召。”“我的丈夫杜波依斯博士和我对伟大的领袖和人类的朋友毛主席表示感谢。”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美国黑人运动促进了美国黑人地位的提高，没有六十年代的黑人运动，黑人奥巴马要想成为美国总统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运动，并不是为了追求地缘政治利益，但在客观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磅礴的力量，迫使美国不得不放弃对中国的围堵，并不得不从越南撤军，这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为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前提。
毛主席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是什么呢？就是牢牢占据道义制高点，掌握民主的话语权。这样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就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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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我注意到，媒体对“双赢”说的少了，因为世界渐渐呈现了它的本质：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害怕斗争，就不能赢得斗争，要赢得防范“颜色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必须从争夺“民主”的话语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