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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炎黄春秋》为什么热中胡耀邦牌?

作者:宪之   来源:红色文化网  

《炎黄春秋》为什么热中打胡耀邦牌?  

   

由《炎黄春秋》领头,右翼媒体掀起了一个声势可观纪念胡耀邦活动,对于这样一位还是在小平主政期间下台的总书记,如此这般作为,绝非一般性的人情应景式的纪念文章,它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的方式。

(一)政治人物无不是阶级的代表  

与对毛泽东态度恰成鲜明对照:凡是对毛泽东咬牙切齿的,对胡耀邦则一往情深,赞颂备至。

这爱与恨,就阶级性讲,是绝对“普世”。

政治人物无不是阶级的代表。

阶层的、国家民族的代表,说到底还在阶级。比如说毛泽东是人民领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国父,因为彼时无产阶级是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革命事业的领导阶级和中流砥柱,是当之无愧的代表,阶级、大众与国家民族是高度一致的。后毛泽东时代,“打左灯向右转”,“代表”权慢慢地转到“先进生产力”手里,代表的是新旧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和毛泽东思想自然退出舞台。

在凯迪猫眼和袁腾飞们的极右话语里,“蒋委员长” 重新奉为中华民族“代表”,近日政法大学教授也在讲堂上公开声言:“蒋介石先生具有大海般的胸怀”。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改革,将一个超级大国搞得四分五裂沦落三等,无论如何与“三个有利于”也沾不上边,稍有良知,都会将戈叶们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然而在中国买办精英,依然是无尽的颂扬偶像——这就叫阶级立场!

所以“老佛爷”说“宁赠朋友不与家奴”,“蒋委员长”说“亡于日本人,犹可做亡国奴。亡于共产党,死无葬身之地”!

在颂胡的大旗下聚集的裸身高官和买办文人,在国家民族问题上,与“老佛爷”和“蒋委员长”,是灵犀相通的。

   

政治人物的褒贬,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形式,它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往往重视不够。其实,这属于政治斗争,它对阶级利益和命运的影响,更为根本,远非民工索薪、房价、医改之类具体问题可以相提并论。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是被压迫阶级成熟的表现。珠三角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队伍,以索薪为主要形式的斗争,还停留在经济斗争个别抗争阶段,通钢无产阶级的抗争,则具有一定的政治斗争品位。  

毛泽东和胡耀邦是两个对立的政治符号,是两大阶级和群体的代表,是中国社会两条道路和命运的代表。当下,围绕着毛泽东和胡耀邦两位政治人物的争论,乃是中国两大社会群体,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一个焦点,是尖锐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关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斗争。

近日南方报系刊文鼓吹高层颂胡的文章“不凡”,据说是因为“悼念故去的不在台上的老领导”云。右翼的“普世”标准都是单方面的,毛泽东主席尸骨未寒的遭遇,那不也是针对“故去的老领导”吗?《炎黄春秋》所鼓吹的多少“老干部的民主评议”云云,“不凡”的道德又到哪里去了?真是霸权逻辑!

也是《报刊文摘》摘载的《人民日报。谒陈独秀墓》文,以“五次立墓,曲折经历,死后坎坷”为煽动,称颂陈“惊天动地”。他们的着眼点,并不是陈的创党贡献,而是其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后的“委屈”。

张国焘,王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信哉斯言!

郭道晖说:“要推进政治改革……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不能绕过去的关”——颂胡毁毛,决不是什么“学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阶级斗争。

(二)胡耀邦的上台和下台都是历史的选择和阶级的政治需要。  

胡耀邦在毛泽东身后能够走上政治舞台是彼时历史的需要。

论资历和政治影响论胡氏不能与设计师相提并论。

主观因素则是胡耀邦有两个最大政治优势:趋时和浮躁。  

毛泽东虽然谢世,崇高威望光焰万丈,桀犬吠尧不易,即使处心积虑的颠覆者也要打着他的旗帜,此前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林立果小舰队叫“打着B52旗号反B52”,右翼所谓“打左灯向右转”是也。胡氏搞所谓“真理标准讨论”时,标榜“全面坚持体系”,论战中对方指出其实质是要“砍旗”,后来“实践证明”果然不幸言中。中国 “转型”从“北京”起步,稳健派说我们这是“拨乱反正”,是“坚持体系”,是“完善”,不直接说是“到天津”,要颠覆通过几十年革命和建设共产党建树起来的“体系”又谈何容易。这就需要一个敢冲敢闯大刀阔斧敢于破格的人物,执掌最高权力杠杆,充当复辟的急先锋鸣锣开道。

历史需要这样的人物,果然也选中了这样的人物。

毛泽东主席过世后,胡耀邦凭着这个优势脱颖而出,出人意料地获取高位。

但就这一点看,倒有点像苏联的“改革之父”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敲皮鞋的赫鲁晓夫。

趋时,看清彼时的政治气候,以激进的姿态出现,赶在潮流的前头。

浮躁,无需考虑党的前途和国家安危,也无需老实持重老谋深算,大胆地干,干了再说,只要是赶潮能得分,如其秘书所谓“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大刀阔斧、不顾一切”也。这一特色在处理西藏新疆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政治需要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就脱颖而出,胡耀邦确也不负所望。

其德政荦荦举其大端,至少如下四点可以永垂青史:

一,政治上,通过所谓平反冤假错案实现了阶级关系的颠倒。  

就事论事,个案或需甄别,但“平反”的实质绝不是甄别个案,而是颠覆全局。资改派最厌恶“政治”,实际上,中国大地的天翻地覆,就是从“政治”开始的。从此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卷土重来,特别是经济改革重新剥夺了工农大众,一步步取得了全面统治权,并开始将“改旗易帜”提上日程。劳动群众,用官方的说法,变成了“强势群体”,实际上是被重新剥夺踩在脚下,无奈呻吟。

哪里是什么“甄别平反”,不折不扣的天翻地覆。30年来正是 “准确打成右派”的茅于轼们,掌控着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右派,早已成为改朝换代后的政治资本。这就是不讲阶级的政治“普世”!到辛子陵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有朝一日真的兑现之日,不光毛泽东周恩来要跌得粉碎,就是刘少奇甚至胡耀邦这些有过红色的“不光彩”经历的人物,也逃不了“历史审判”,谓予不信可以看看看东欧,那些依然健在的当年激进“为改革做贡献的”领袖人物,如雅鲁泽尔斯基们,都未逃脱被判刑命运。

张贤亮的遭际最能说明“右派”的分量。此公政治上红极一时,30年执中国文坛牛耳,位据说是“耀邦书记”亲自点名平的反,实际上是刑事犯的冒牌右派。

而一些真正甄别的案件如丁玲,因为其坚守信仰,平反过程举步维艰,而平反之后依然被踩在脚下。

亲身感受胡耀邦“落实政策”的西藏农奴出身的干部说得好:“60年代共产党要的是农奴,80年代共产党要的是贵族农奴主!”  

是的,地覆天翻,天翻地覆!

二,思想上,通过所谓“真理标准”讨论,拆除了社会主义的防火墙,打开了关押魑魅魍魉的潘多拉盒子。  

“真理标准”讨论不过是个由头,是敲门砖,是炸弹,它决不是什么“坚全面持”“体系”,30年的“实践”是最好的证明,它不折不扣是 “砍旗”的,是“全面”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的,它炸开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堤坝,拆除了无产阶级的防火墙,放出魑魅魍魉,至今已经沧海横流,洪水滔天。  

正如在他们在自己的纪念文章中说的,“《马》文将堤坝炸开硕大的缺口”。今日之“炎黄”和“南方”,如萧功秦、袁腾飞们,不光早不“姓社”,而且肆无忌惮卖国,公开礼颂蒋介石和“达赖佛爷”——他们从极右的角度为那场“讨论”的实质做了论证。  

三,国家民族问题上,极力扶植反动农奴主阶级,为分裂主义张目,种下了藏独疆独猖獗的祸根。  

放弃信仰,共产党人向资产阶级投降,阶级投降又导致民族投降:对外对帝国主义卑躬屈膝,对内,拜倒在反动农奴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卵翼的分裂势力脚下。胡赵执政时在国家民族问题上的倒行逆施,种下了分裂主义猖獗的祸根,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当年胡耀邦走了一百步,如今其粉丝如袁腾飞辈,已经青出于蓝:“1989年达赖佛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  

除了阶级因素,还有趋时赶潮。  

胡赵当政,正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如日中天的时候,中国的资改势力争相拜倒在这位苏联改革设计师的脚下,竞相仿效惟恐落后,包括戈氏秉承美国主子分裂苏维埃联邦的举措。彼时尚无“中华联邦”之类口号,于是他们就瞄准了西藏新疆做文章,效法成功,名垂改革青史,超越设计师——未必不是“于吾心有戚戚焉”的一个畅想。据胡氏秘书在《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一文中透露:“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  

屁股决定脑袋,30年掌控话语灿若群星的精英智囊,在“永贵大叔”的三字评面前黯然失色——“胡乱邦”,这个评价准确无比,三个字千金不易。

四,经济上,以“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为标志,吹响了疯狂掠夺私化的号角。  

黑窑农工,频发矿难,血汗工厂,掠夺资源,毁灭环境,直到今天绑架中国官商联合创造的畸形房地产,追本溯源,就来自这个“大开快流”的“硬道理”。无论从哪个角度,暴发户和官僚买办阶级,都没有不感念胡氏的道理。

   

够了,仅此四项功业,就足以不朽了。至于定在什么柱子上,不同阶级态度截然相反。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胡赵继续执政,按他们的道路走下去,无需“炎黄春秋”们操心,中国早已超过俄罗斯,“转型”为战乱不休、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中华联邦”什么国了,也许藏疆地区业已靠联合国维和部队维持秩序了。中国的米诺舍维奇们,早已脱颖而出光临海牙军事法庭了。  

急先锋走得太急太远,他驾着中国的改革列车在高速路上狂飚,而且这条路还是吃了回扣修建的豆腐渣工程,剧烈颠簸摇晃随时都会倾覆——这宝马,不能让他再开下去了。

广大老干部感到不是滋味:说是“完善”,你这叫啥子吗?西藏新疆这样闹腾下去怎么得了?中顾委权威犹在,大家觉得该换人。既然开拓使命已经完成,老佛爷自然也乐得顺水推舟,何况,比起车子的驾驭,开车者的驾驭更为重要。叫你开50迈,谁叫你开100迈的!至于后来者更难驾驭,那倒是始料未及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是现成的,也名副其实,容易达成共识,于是,胡耀邦自然而然就体面下台。

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实在混不下去了退出舞台,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胡氏的下台与上台,同样是它所代表的阶级的政治需要,这一点与赫鲁晓夫的遭遇颇为相似。虽然,赫鲁晓夫是苏联的“改革之父”,从这点看,胡耀邦的品位还差得多。他被赶下台的程序,也较赫氏更为民主法制,胡的秘书所谓“胡耀邦最后所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处理”,从阶级情绪说可以理解,但从程序讲不能言之成理。  

三,胡耀邦牌是右翼改旗易帜突破的一枚战略棋子。  

中国极右势力的资改卖国冲动极为强烈,正如楼价的狂飙永远满足不了开发商一样,“西山会议”“08宪章”等等的推动效果有限,那些玩意虽然美国老板极为欣赏,但与中国人的接受习惯还还有距离,何况它与“体制”间还有天生的障碍,比较起来,还是胡耀邦这张牌更能煽情,政治的负载量更大。

1,为胡耀邦翻案直接目标是翻LS案。  

LS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关节点。事件虽然性质复杂,然借此大做文章的,一直是美国霸权及其卵翼下的右翼买办势力的专利。胡赵既然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下台,一旦平反,则“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会堂而皇之公开写在改革的旗帜上,资改买办势力利用他们掌控的话语霸权兴风作浪,掀起又一场无法收拾的“政治思想解放”大混乱,变“打左灯向右转”为“打右灯向右转”,由“不问姓社姓资”变为“不问姓中姓外”,分裂势力飞扬跋扈堂皇“自决”,中国进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

2,翻案将必然会使LS后的中央在道义上失去合法性,为极右力量篡权提供舆论和政治根据。  

“炎黄春秋”做的不是一般的怀念文章,而是为胡耀邦下台鸣冤叫屈,目的是翻案。

胡耀邦靠翻案起家,想不到自己也成了翻案对象。

可胡案可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他是邓小平时代党中央定的案哪。

既然胡耀邦代表真理,哪搞这个“冤假错案”的中央的执政方向与合法性就自然会成问题了。

胡耀邦的秘书不就发狠:“胡耀邦最后所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处理”,“人民和历史都不能容忍违反民主和法制的事情发生。”  

那“民主社会主义”的大老板上台,就是顺理成章的一步了。如果这一步顺利的话,那“民主社会主义”六个字就要去掉后面四个了。

3,翻案的结果是以胡赵旗帜取代邓小平旗帜  

胡耀邦下台的直接结果虽然是赵ZY上台,但赵某以小人伎俩得逞,极右政治路线反变本加厉。赵某已经由他本人在香港出版的著作给自己做了政治定位,他是公开与共产党拜拜了。所以尽管赵某的班底依然当道,他们也不便为之鼓吹。不过一旦胡案“平反”,赵案必然也随之“昭雪”,而且赵的光彩恐怕较胡还要更为“照人”一些。  

据胡氏秘书说,到那时,胡氏晚年心态是“噤若寒蝉”,“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小平指责他 “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  

有朝一日胡赵以及与LS关联的一切翻了案,那就会再次出现一个天翻地覆:邓理论和三代表自然也要“重新审视”了——一个正确,一个不正确,你说你选择那个?

所以这张牌可不同寻常,它是一张多米诺骨牌,一枝动百枝摇,其政治效应绝对非同小可,要不然为什么从美国主子到买办走狗,这么重视,念念不忘要就此大做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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