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是造成这次武汉新型肺炎的罪魁，而所谓的“网络V状病毒”是本人生造的一个概念，特指在这次的武汉冠状病毒肺炎事件发生以后，一小撮公知和网络大V利用广大民众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知情权和保护大众健康的合理要求，在里面掺进自己的私货，企图迫使政府对他们出于罪恶政治目的的造谣惑众煽风点火的松绑。

以偏概全，以特殊现象否定一般，以个别、局部现象否定全体是自由派公知忽悠民众的惯用伎俩，而利用突发性事件和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掩盖自己的罪恶动机而进行造谣惑众和煽风点火则是他们达到政治目的的最直接的手段。在2011年前后，他们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操纵下，为了在中国推动颜色革命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招玩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

当时为了给他们造谣惑众扫清障碍，他们抛出了一个“谣言无害”论。

南方某报元老程某中曾经有个“谣言倒逼真相”论：“谣言是存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武器。它不是事实，但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大众深信不疑。”

自封为“青年导师”的李某复有个“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说法。

“民主小贩”杨恒均以前的文章《杨恒均2009年言论自由系列》之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谣言是什么？谣言是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根据上述定义，谣言没有真假之分，因为是未经证实的信息；谣言是个中性词，不是负面词。”

朱某勤在他的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文的评论中说：“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

专家确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传染病以后，在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

【我们的有关部门到今还没形成一个真正能听取民意的氛围，对发自民众的不同声音，特别是和有关部门不一致的声音，往往当作谣言处理。

其实类似武汉警方对此次“谣言”的处理，并没有平息民众对疫情的怀疑，反而更加剧了对疫情的恐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警方对所谓“谣言”的处置，已经失去了权威。

在民间对于警方处置的谣言，往往视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这种认知，正是社会对警方权力滥用的反应。

很遗憾的是，本来应该承担向社会第一时间通报疫情的职能部门，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而社会民众的自发传播，又被当成“谣言”传播者“依法处理”。

我们难以想象，面对官方和民间两个渠道都被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疫情怎么能做到真正防控？】

这段话出自题目为《向八名谣言发布者致敬》的文章。话中引用的就是自封为“青年导师”的李某复的“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说法。

平心而论，如果纯粹从技术层面而言，武汉这次对疫情的反应是否不够及时，武汉市政府的处置是否得当，武汉市的警方对那8个人的处理是否合情合理合法，都可以商榷，但是无论如何，应该是扯不上向谣言致敬的话题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重大自然灾害的预报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信息发布都是必须由权威部门作出，不能由公民个人擅自发布，美国的宪法就明确规定公民没有发布信息造成公众恐慌的言论自由。

那8个人，如果是专业人士，而且是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以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造成现在的严重后果，那么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应该负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那么这8个人当时有权利越级向上反映。如果那8个人并非专业人士，又没有经过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而擅自在网络上发布消息，这种发布同样是违法的。不能够因为恰恰是让他们猜中了，就用有关部门的疑似失职来证明公民个人在网络上擅自违法发布重大疫情信息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一码还一码，不能够混为一谈。疫情信息的发布还是必须由权威部门发布，如果出现失职，就要追究责任，但是任何公民个人不能随意发布这种信息，这应该是共识和底线，如果因为这次事件而给所谓的“遥遥领先的预言”松绑，很快国内外敌对势力就会利用这一点进一步造谣惑众、煽风点火，在中国社会制造混乱。

21世纪10年代以来，尤其是经历过2010年前后一小撮人在网络上指鹿为马呼风唤雨的历程以后，广大民众不但看清楚一小撮人配合美国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同时也对他们造谣惑众煽风点火忽悠欺骗的那一套非常了解了，按理说，《致敬》一文的作者不加掩饰地引用李某复的“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说法属于不打自招，恰好暴露了一小撮人的险恶用心。

疫情猛于虎，但是控制和扑灭疫情最终还是要靠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全社会的整体协同运作，而不是靠8个人的猜测并且擅自发布疫情信息。

同样，网络谣言也猛于虎，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谣言造成的盲目的恐慌情绪和社会混乱及其后果不亚于冠状病毒造成的新型肺炎。

十八大以来，国内的敌对势力一度偃旗息鼓，暂时蛰伏，除了因为是名声太臭，一发声适得其反以外，可能是在等待有利时机，而美国公开在香港策动和指挥动乱和暴乱以后，国内的牛鬼蛇神又纷纷出笼，也许是接到了CIA的唤醒的指令，也许是收到了新发放的“推广民主费用”，也许是认为卷土重来的时机成熟了，便公开打出“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旗号，前段时间配合美国封杀华为的战略，摇身一变并且歪曲事实围攻打击华为。美国采取流氓手段暗杀伊朗要员，他们又在国内大造舆论，企图干扰国家的外交方针以配合美国实现战略目标。而这次利用冠状病毒造成的新型肺炎的契机以及“8个人”事件大造舆论，并且毫无掩饰地挖出“谣言无害”论的破烂货招摇过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总而言之，疫情要扑灭，假如有关方面的确有失职，那就坚决追究责任，重大疫情的防范措施要加强，尤其是警惕境外的某些极端分子对中国实行生物化学攻击。但是重大疫情的信息仍然必须由权威部门发布，任何公民无权擅自在网络上发布，否则，猜测准确了，也许可以免除责任，如果是有意制造谣言造成恐慌或者是擅自发布错误的信息造成恐慌和严重的社会后果的，同样要追究法律责任。而与此同时，要高度警惕“V状网络病毒”，即一小撮公知大V利用武汉冠状病毒肺炎事件借题发挥，企图绑架舆论迫使政府对造谣惑众松绑，联系到美国对中国重启颜色革命计划并且已经在香港动手，要高度警惕一小撮人借这次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当地疫情信息发布不够及时作为由头带节奏，为在网络上再度大肆造谣惑众煽风点火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