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不当言论”的用词问题

陈先义

最近，湖北大学、海南大学等院校对梁艳萍、王小妮等网络言论称由校方展开调查，社会上一片赞扬声，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仔细品味，在这赞扬声里，社会上对不当言论这四个字，依然觉得有关部门有一种“欲说还休”、“犹抱琵芭半遮面”的感觉。什么是不当言论？大凡学过中国汉语的，谁谁都知道，只是“不恰当”“不适当”“不准确”“不合适”。这个解读，显然是轻描淡写。

已经被群众披露出来的那些触目惊心的言论真的是“不准确”“不合适”之类吗？非也。那些言论之恶毒，简直是向美帝国主义的献媚之言。众目睽睽之下，那些言论已经犯了社会之怒，因为太污浊肮脏，此处不再重复叙述。比如，关于美化日本靖国神社的言论、关于站在敌对立场美化南京大屠杀问题、关于恶毒攻击谩骂领袖毛泽东的问题，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明目张胆的肆意嘲讽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媒体上如此嚣张的气焰，七十年来没有过。历史上，我们曾叫这种言论为“反革命”，今天我们虽然言论与过去比自由多了。但这些言论，依然法律不容，在今天这个相对自由的背景下，它明显违背了宪法，违背了党和国家重大政策规定。国家宪法对于公开宣传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于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言论，有非常明确的法律规定，有法律惩处。以国家名义颁布的互联网管理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非常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反对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危害社会公德或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按照罪行不同给以处罚和法律制裁，情节严重的，可以开除、撤职直至判刑，接受刑事处罚。从时下媒体披露的这些人对党、对领袖、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已经非常清晰而明确的超越了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比如，那个称伊拉克上绞刑的应该是我们的某某，这样的言论远远不是不当的问题。相当多的言论，已经大大超越了社会承受力，超越了法律法规的极限。这正是连大批80后90后的青年一代也看不下去的原因所在。

然而，我们大学的有关部门却用一个“不当言论”一言以蔽之。为什么就不敢按照国家相关法规给以明确指出，而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词汇来概括。说穿了，就是不敢正视问题，不敢直言批评。说实话，当下有些学者教授们名人的言论，已经不是不当的问题，而是在歇斯底里的向我们的党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向我们的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疯狂咒骂和进攻。这种现象，已非一日，连普通老百姓都已经看不下去了。而我们的有些管理部门，居然置若罔闻。为什么这样？说到底，唯恐被人说自己“极左”。这次，一些与人民对立的一小部分人，骂一些青年人，经常使用的词汇就是“极左”“毛粉”“左粉”。

历史上，我们的党的确出现过左的错误，我们的事业确实曾经吃过左的亏。于是，这四十年来，社会便“谈左色变”，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变产生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一些正常的维护党维护领袖的维护社会主义的行为和言论也不敢表达了，因为如此表达，唯恐别人说自己左了。所以，很多公开场合，有人可以嘲讽党、嘲讽领袖，可以说我们的政府这也不好那也不行，这样的人便被认为“有水平”，“有思想”，便可以在大学讲台上，在各种自由主义的论坛上，信口开河，这种言论大大毒害社会价值取向的认知。但你如果讲红色传统，讲我们党的卓越领导，讲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你便可能立刻被人家瞧不起，甚至认为你浅薄。这种现象，实际与腐败一样，正在损害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事业，毒化着社会风气。

一个“极左”，不能抹煞和抵消我们正常的批评和斗争，更不能以怕人家说自己“左”，而放弃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原则和立场。对于错误的甚至反动的东西，我们不仅要提倡大胆的批评，而且要勇敢斗争。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斗则存，不斗则亡。有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老共产党员们有一种担心，那就是讲我们党的领导，讲老一辈革命家的英明伟大，讲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往往不像以前那么大胆了，要看看左右再讲，变成了谨小慎微的事，如此下去，有一天执政党成为建党之初的隐蔽行为，变成了“地下党”时，那才是我们的党一种极大危机。这并非妄言。

当下，有的部门面对这种令全国人民愤怒的言论，依然用“不当言论”去说事，本身就是面对滚滚恶浪，不敢旗帜鲜明的与之斗争，一句话，唯恐别人给自己扣上了左的帽子。同样，当一个时期，一小部分人吃着共产党的饭，干的是砸共产党的锅的勾当。而我们的媒体却少见旗帜鲜明的公开批评。批评的声音止于民间和街谈巷议，止于民间老百姓的呼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前几天，在天津，从武汉归来的张伯礼院士在抗疫第一课主题报告上，点名批评了方方日记以及梁艳萍及其恨国女许可馨之流，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一致称赞。包括新华社等主流媒体都予以转发了，从舆论一边倒的对张院士的称赞，可以折射出我们的民心党心，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的正义心声。在奋战疫情的第一线，张伯礼院士不仅是一个不怕牺牲的无畏老战士，是个生死不惧的英雄，在思想战线上，也同样是一个慷慨悲壮的无畏的斗士。他用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信仰的坚守，向恶势力发出了愤怒的一击。2020年的中国思想史，我想一定会也应该记下72岁老者张伯礼一笔，我们有理由向这样一个老共产党员表示最高的敬意。

随着国际国内敌我斗争态势的越发激烈和明朗，人民越来越清晰地看透了国际国内的敌人的丑恶嘴脸。敌人已经向我们举起了屠刀，要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些恶毒攻击党的领袖、恶意解构重大历史事件，恶意污蔑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行为，那些磨刀霍霍的第五纵队的恨国党们，已经远远不是什么“不当言论”及偶尔言语过失所能概括的问题了，那是向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人民进攻的言论，那是向正义力量的宣战。他们要通过跪拜美国爹，来配合国际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围攻。这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今天，连普通的平头百姓都已经看个分明的问题，有关院校没有必要再搞什么“犹抱琵芭半遮面”了。疫情引发的国际两个阵营的搏杀，已经进入了刺刀见红的白刃战，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看清这个大势，都应该担起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陈先义（1951年－），河南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作家。他曾任济南军区某师宣传干事、《解放军报》文艺部主任等，代表作品有《战神之恋》《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横槊东海》《为英雄主义辩护》等，其文艺评论集《走出象牙之塔》获解放军文学艺术创作新作品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