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优秀党员”任志强、北京市华远集团原董事长，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北京市二中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20万元。任当庭认罪服判、表示不上诉。

　　任志强头上曾经闪烁着诸多光环：

　　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北京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前身)监事、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执行会长、“影响中国”2013年度教育人物;北京西城区人大代表、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还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任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职务。

　　任志强，1951年3月出生于一高干家庭(父亲任泉生是“老革命”、副部级干部)，是一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早早戴上红领巾，从小受到红色教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他就读于首都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北京35中，1969年1月作为“知青”到延安冯庄公社郭庄大队插队，同年底入伍38集团军。在11年的军旅生涯中，他表现优异，入党提干，先后任排长、参谋等职，荣立过一次二等功，六次三等功。1981年复员入北京怡达公司，任该公司副总经理。1984年入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任建设部经理，后步步登高，直至任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并成为中国房地产大佬。

　　作为“红二代”、“改开”风云人物，任志强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养成了“高调做人”的风格。他赢得的外号是“任大炮”，其名言是：“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富人觉得房子很便宜，穷的人觉得房子很贵”;“贫富差别恰恰来自于你对资产的投资，过去投资了房产今天都是富人，过去没投资房产的人，舍不得买的人活该，该你穷。”

　　就是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公众人物”，迈入“庚子”年，运交华盖：4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西城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7月，被开除党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涉嫌犯罪;9月，判刑入狱。一名中共“优秀党员”，就此成为一名服刑罪犯。

　　任志强为何会从青云高端坠落? 表面看来，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从入党那一刻起，就明确自己的人生追求：将一切献给党，为世上最壮丽的事业——埋葬资本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入党誓词)。要不，何需入党?

　　应该说，任志强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人生追求，要不然，他也不会在“文革”期间能在部队入党、提干，并多次荣立“军功”。如今，他所以会成为一名令人不齿的罪犯，归根到底，就是他的人生追求——世界观出了问题：

　　他从追求崇高，“异化”为追求低俗;从追求人类解放，“异化”为追求“一己私欲”;从追求消灭剥削、压迫，“异化”为追求“金”字塔式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从崇尚公有制、埋葬私有制，“异化”为反对公有制、鼓吹私有制——共产党员信仰彻底丧失。

　　任志强的人生追求，为何会有如此天壤的改变? 除了有其本人的内因——信仰不固的因素以外，更是遭受外因——腐败的环境侵蚀所致。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人们的一般认识规律。

　　毋庸讳言，自从“文革”失败以来，鼓吹私有制，变相走资本主义道路，早已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打‘左’灯，往右拐”，言行不一、亦已为世人心照不宣;主流媒体公然宣扬“人性自私论”，鼓励人们追求“私利”、“私欲”;“大寨”精神被砍，“小岗”旗帜高扬;集体主义成“极左”，个人主义成了“香饽”;雷锋成傻瓜，英雄被抹黑;一切向“钱”看，俨然成为社会“全民共识”;等等、等等。

　　试问：年复一年遭受这样环境氛围的薰陶，除了极少数坚定的共产党人，还有几人能不被这股思潮所淹没? 还有几人能守住做人“底线”? 结果就是：官场贪腐，商场皆奸;黄黑毒赌，四处泛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显然，任志强的坠落，不仅是任的个人品质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整体堕落的产物。

　　最能反映任志强背叛自己信仰、彻底改变人生观——完全站到反共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立场的，是2015年9月21日发表的一条长微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在那条微博中，他以冷嘲热讽的手法，亵渎、攻击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说它是“欺骗”、“愚弄”人的，说自己“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他讽刺万千中国共产党人为实践这一伟大目标所付出的牺牲与奋斗;彻底否定前30年为建设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恶毒污蔑、攻击党的领袖毛泽东。任志强认为：受“人性自私”所决定，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可“有”与可“要”的只能是：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制度”——也就是资本的民主与自由，资本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西方的“世界共同的价值观”，一句话：就是只有全盘西化，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毛主席早在1959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就在担心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认为“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

　　毛主席要“红二代”接好老一辈革命的班，不做纨袴子弟;主张不断改造世界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号召年轻人到三大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1967年4月，他在一个材料(《触詟说赵太后》)上写了一段批注，指出：

　　此文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73页)

　　任志强的坠落，再一次证明：事物总是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变化着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红二代”，并不是生活在“红色保险箱”里。

　　共产党员究竟应该追求什么? “红二代”们究竟应该接什么样的班? 我们的社会应该怎样发展? 这难道是当今一个可以回避、不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