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为艾芬医生说说话

子  午

　　2020年的最后一天，凤凰网微博报道，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爆料：2019年5月份时，她出现视力下降的症状，经熟人推荐，她到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接受了手术，费用大约2.9万，由于爱尔眼科违背医学流程，自己的近乎正常的晶体被摘除，视网膜脱落右眼近乎失明。

　　艾芬医生被广为人知，是因为《人物》杂志的那篇被全网删除、又离奇复活，然后被大肆传播的专访。

　　如果谁要指责“递刀子”的话，这种奇葩操作方式远比公知媒体递出的刀子锋利得多。“越禁越传播”的舆论场规律，让很多网友记住了这位在访谈中愤怒地吼出“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的抗疫工作者。

　　这次艾芬医生被私营医院爱尔眼科收了高额费用还治的近乎失明的不幸遭遇，被某些“反感艾芬医生到处乱说”的自干五幸灾乐祸，某些人不去指责私营医院爱尔眼科，反而指责艾芬医生“夸大其词”、“一贯到处乱说”;而那些拿艾芬医生递哨子后的遭遇借题发挥的公知媒体则沉默了。

　　媒体3月份对艾芬医生的访谈的确存在夹带私货、“情感诱导激发”的成分，这是公知媒体记者们的看家本领。但这种负面因素，并不能否定有关方面在当初处置艾芬、李文亮等医生以及突发传染病应对方面失当的事实，以及《人物》杂志对事实真相的披露。

　　不可否认，传染病的报告制度是有具体规定的，但之前的规定是否合理，却应该是一个允许探讨、允许质疑、允许改进的问题。艾芬医生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已经接诊到“人传人”的具体病例，她所在的科室与张继先医生所在的科室一样，都是提前让医生佩戴上N95口罩，注意防护。笔者在大前天谈李文亮的文章中已经说到这个问题，这样的行为是一线医务工作者基于高度的责任心和专业能力做出的应急响应，这一点是完全值得专家和技术官僚学习的。群众路线的虚置导致这样的“学习”早已消亡，反使曾经被批臭了的“驯服工具论”大行其道。

　　所幸，中央及时纠错，湖北地方特别是武汉果断换将，调整路线，最终有效控制了大流行。某些自干五因为厌恶那些炒作李文亮、艾芬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迁怒于李文亮、艾芬本人身上，甚至颠倒黑白地对李文亮等人进行人身攻击，令人心寒，让这场对帝国主义的舆论反击走向了反面，遮蔽了应有的反思。

　　由这一舆论现象，笔者不禁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黄克功事件。

　　1937年10月，黄克功枪杀女青年刘茜的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边区政府主席董必武的亲自处理下，决定成立公审大会，审判黄克功。

　　接受审判前，黄克功给毛主席写信，企图靠自己老革命的身份，换回一条命，许多“老井冈”也纷纷出面向毛主席求情，然而，刚正不阿的毛主席坚持依法审判。

　　为了给黄克功开脱，当时甚至流传出一种说法，称刘茜是因辱骂我党而被黄克功杀死，这种说法直到今天还在以所谓“亲历者”口吻到处流传，质疑毛主席当初的严厉处理。

　　刘茜，原名董秋月，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爷爷叫做董崇仁，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是山西王阎锡山部下的重要将领，生在优越的家境中，董秋月的思想却极为进步，抗战爆发后，即响应我党的号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投身革命。

　　刘茜的出身为这样的说法给出了一个合乎情理却违背基本事实的理由，而作为一名井冈山时期即参加革命的老红军，黄克功事件的性质是极其恶劣的，国民党报纸也趁机制造舆论，攻击我陕甘宁边区政府。

　　如果仅仅是为了“遮丑”，毛主席完全可以采信这种说法，轻判黄克功、“堵住”国民党报纸的嘴，但毛主席并没有这样做，还给审判长雷经天回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信中写道：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在毛主席这里，不仅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且是革命者犯法要受到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更加严厉的惩处。

　　毛主席坚持公开揭盖子的做法，反而使全国各界群众反响强烈，人们纷纷盛赞共产党的公正无私、执法如山，进一步增加了对腐朽的国统区的厌恶和失望，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希望的曙光瞩目于延安那一方土地。

　　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自己承担;帝国主义自己的问题，也理应由他们自己解决、自己承担。对帝国主义政客及其走狗的“甩锅”舆论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如华春莹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专员布伦丹·卡尔的精彩回击，“卡尔先生是否听到了美国1月、2月的许多哨声?他听到美国医务工作者的哭声了吗?也许他该先和他们谈谈。”

　　我们自己的问题没必要回避，更没必要掩盖，湖北和武汉的换将、路线的及时调整，以及对大流行的有效遏制其实才是对问题的最好回答。

　　舆论场的这种现状是令人担忧的，某些人几年前对周秀云这样的农民工喊打喊杀就已经显露出恶劣的苗头。郭松民同志昨天发在微博里的一段感言，笔者深表赞同：

　　本来，艾芬医生的遭遇再一次暴露了私营医院的重重黑幕，这样一个号称拥有全国12%的眼科医生的上市私营医院，技术实力、设备条件并不差，为了钱却可以这样胡作非为。

　　胡作非为的对象竟然还是已经名声在外的艾芬医生，奇葩的是，艾芬医生的同事李文亮，他的妻子也在爱尔眼科上班，爱尔眼科还在李文亮离世时借机宣称承担李文亮孩子今后的抚养和教育费用，打了一波公益广告。

　　而艾芬医生之所以选择去爱尔眼科，一是因为大流行导致艾芬医生自己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眼科损失惨重，五月份还处在停摆状态，二是因为爱尔眼科已经“名声在外”。

　　身为医生的艾芬尚且有此遭遇，普通人的情况就更可以想见了。

　　无论是2020年初、还是2020年5月，两次遭遇里艾芬医生无疑都是受害者。前一事件的施害者是官僚主义，后一事件的施害者是唯利是图的资本;而两个施害者的罪魁祸首却是同一事物：“一切向钱看”。当一切向钱看，权力便沦为资本的奴仆，不断发生着腐败和异化;当一切向钱看，便开始化公为私、私进公退，资本企业大行其道。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资本大行其道才是核心问题，而充当资本乏走狗的公知媒体，也仅仅是走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