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用“说”欺负“做”的危害之大足以亡国灭族反人类

吴  新

用“说”欺负“做”的危害有多大？要多大有多大。大到能亡国灭族反人类——人类社会生存归根结底靠“做”。只要使人们放弃或做不成国家社会民族生死攸关非做不可的“做”，就足以亡国灭族反人类。只要用“说”让人们只看到因“做”而产生的问题、看不到因“不做”而产生的祸害、得出“一动不如一静”“做必错，要不错，不要做”的结论、因噎废食放弃“做”；或者内斗内耗搅得必须“做”的事“做”不成，就能使人们放弃或做不成国家社会民族生死攸关非做不可的“做”。比如：

——大禹治水。只要“做”，就一定可以挑出各种错误毛病，比如浪费，失误，低效等等。不“做”，这类错误当然不会有。如果借口这些问题不治水了，或治不成水，结果必然是洪水泛滥，人类灭亡。

——粮食生产。不管什么借口理由，只要结果是“不做”——放弃粮食生产，结果必然是亡国灭族反人类的大灾祸。而“公知”鼓吹的正是“不做”，不保护农业，不保护耕地：“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了”“中国没有粮食安全问题”“取消十八亿亩红线”“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中国不需要任何的产业政策”……这难道不会导致亡国灭族大灾难？

——抵御新冠病毒。中国免于新冠病毒的灭顶之灾靠的是什么？是政府的“做”，还是政府的“不做”？如果按照“公知”主张的“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县有点警察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规模，连警察都可以省了”……结果将会如何？如果今后再有类似的甚至更危险的天灾人祸瘟疫呢？是不是足以灭国灭族？（在新冠病毒面前，“公知”就不说“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了，而是反过头来指责中国政府这也没“做”，那也没“做”；这样“做”也错，那样“做”也错；又是“日记”又是抗议——想知道用“说”欺负“做”具体是什么样？这就是典型。）

用“说”欺负“做”足以亡国灭族反人类不是危言耸听，也不仅仅是一种假设，而是无情的历史事实，是几百年前就已经发生、害惨了中国人、迄今仍在祸害人的历史事实（见附录：中国落后挨打、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与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的关联）。

不管什么事，只要“做”，就可能错。要绝对不错，只有绝对不做。但什么都不做则更错——人类的一切都是“做”出来的，什么都不做，就是自取灭亡。对国家民族而言，救亡图强的大事，不怕“做错”，就怕“不做”。为了“不错”而当做“不做”，则不但是更大的错，而且是最大的恶。“做错”的代价是损失，“不做”的代价是灭亡。“做错”可以改正，可以挽回，可以承受；“不做”连改正挽回的机会都没有，整个国家民族直接崩溃灭亡。“做错”的损失再大，大不过因“不做”而灭亡的损失——如果中国人啥也不做，不闹救国，不闹强国，逆来顺受，“三百年殖民地”，中国今天会如何？看看今天那些烽火连天战乱不断的国家地区就知道了。

用“说”欺负“做”的本质是内斗。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用“说”欺负“做”制造的内斗危害最大。毁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一定非明火执仗直接使用暴力。既然社会的生存归根结底依赖“做”，那只要通过用“说”欺负“做”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做或做不成生死攸关必须做的关键大事就够了。因此用“说”欺负“做”完全可以实现灭国灭族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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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国落后挨打、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与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的关联

1．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登峰造极，直接导致天下大乱、明王朝灭亡

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登峰造极——专长用“说”欺负“做”的文人官僚集团把持了政府大权，连武将出征打仗这样的“做”都要受尽文人直接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刁难指责。到明朝末期皇帝唯一能对文人官僚集团有所制衡的宦官集团被彻底摧毁，整个政权从上到下全部被这些只会用“说”欺负“做”的文人把持。他们用权力把用“说”欺负“做”变成了国家意志、政府行为。（这样一边倒的的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之后也不曾有）。整个政权什么正事都“做”不成——任何人只要“做”，一定被群起而攻之，只有掣肘造谣中伤诽谤落井下石，没有支持鼓励携手合作，即使用“说”欺负“做”的文人一旦处于“做”的境地，遭遇也照样不例外。结果：皇帝永远被各种欺负“做”的“说”团团包围，什么也弄不清，谁也不敢信，动不动就变卦，最后谁“做”谁倒霉，一事无成下场惨淡。

明代文人这种登峰造极的用“说”欺负“做”直接导致了明朝灭亡的恶性循环：

——明代文人的用“说”欺负“做”，逼得武将“养寇自保”，放纵满清努尔哈赤起家。

——明代文人的用“说”欺负“做”瞎指挥，使明军讨伐一败再败，满清得以坐大。

——对满清用兵导致明朝军费负担激增，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增税。把持朝政的文人官僚集团却不顾一切利用权力把财政负担全部转移到百姓头上。

明代中国经济世界第一，对外贸易一枝独秀，当时世界白银几乎一半都流入中国。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全部控制在江南富商之手。这些独占对外贸易利润得富商巨贾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来自南方的文人尤其时东林党人把持朝政，形成官、（南）商、（南）学利益“铁三角”（北方负担得起读书应试的家庭数量少，北方出身的文官数量自然少，朝中势力自然小）。这个官、（南）商、（南）学利益“铁三角”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力千方百计保护南方地主富商的的私利——借口“当富于民”“不与民争利”“只谈义，不谈利”坚决不准收工商税，只准收农业税。猫腻：不收工商税，垄断对外贸易的南方巨商独得其利。只收农业税：农业税是按土地面积征收的。按土地面积收税，单产高的南方地主占便宜，因单产低不得不靠面积维持收入的北方农民吃亏。把持朝政大权的南方文人官僚集团就这样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负担全部转移到了北方农民头上。结果：北方农民被压榨得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明朝就这样被掌了权的文人的用“说”欺负“做”置于内外交困两线作战的绝境。

——东林党人掌权不到六个月明朝就连续丢掉了辽东最重要的两座城池沈阳和辽阳；掌权之后一年零几个月，辽东辽西的领土就全部沦丧。

——外有满清进犯，内有农民造反，军队缺粮少饷，武将处处受文人的用“说”欺负“做”的气，兵无斗志，越打越失败——越失败，越不得不继续打，越没钱，越加紧压榨农民，越官逼民反，敌人越多，钱越少，士气越低，越失败，越不得不继续打……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已经风雨飘摇穷途末路了，明朝的文人官僚照样只管用“说”欺负“做”，谁“做”欺负谁，导致什么事都“做”不成——只有损人利己压榨老百姓的“做”例外：

据《崇祯长编》，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左都御史李邦华等疏奏：“一切京边漕南钱粮未征者，务且停止，以安穷黎之心；已征者，悉听挪用，以应军需”“南则当急救吾乡，非救臣乡也，救直浙也”——在张献忠已经占领武昌、李自成已经占领西安、离李自成打进北京已经没几个月的时候，这些文官还在忙着给自己南方家乡免税，还美其名曰“非救臣乡也，救直浙也”，而崇祯居然被忽悠住了：“帝是其言，下所司速覆。”

同样，据《崇祯长编》，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崇祯又被忽悠得下令“诏免应天等府十二年以前民欠罪赎，从巡按御史邮昆贞请也”。这还不够，崇祯十七年三月，户部尚书倪元璐、兵部侍郎金之俊、都察院副都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左庶子周凤翔、右中允林增志、都给事中吴麟徵、工科给事中金汝砺、江西道御史向北、山西道御史吴邦民、四川道御史陈良谟等集体上疏要给南方家乡“减负”：“金华，其地人本枭悍”“江右方残，闽粤俱震，而江南尤嚣凌喜事，讹哄易兴，诚恐事端相因遂起”“罚额太侈，尤希恩减过半，免累地方。”——此时李自成已经占领大同、明朝灭亡已经倒计时了，这么多文人官僚齐心协力着急上火的不是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而是给南方家乡免税，临死都不忘给自己多捞一把。

——灭顶之灾迫在眉睫，满朝文人无动于衷，照样用“说”欺负“做”，任何试图正视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主张都被群起而攻流产失败。结果：崇祯皇帝名为皇帝，实际什么都做不成，被文人官僚集团当猴耍得团团转，打不能打，和不能和，跑不能跑，眼睁睁坐以待毙，全家大小被一锅端。崇祯死到临头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那些用“说”欺负“做”的文人坑惨了，愤然说出“文臣人人可杀”。

（明代政府实际完全按照“公知”大肆宣扬的“藏富于民”“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之类主张办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全是盈余赚得盆满钵满，全世界白银的一半都流入了中国，但全部落入南方“民营企业家”之手，中央政府穷得破产，南方民间富可敌国；越富的地方实际的税负担越小，越富的商人越不征税，北方天灾兵乱，南方无动于衷；“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举国大河枯干，南方小河满满。等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自杀，明朝灭亡，满清入关，“杨州十日”、“嘉定三屠”、沿海一律无人区……“公知”所谓的“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之类全部破产。对这一历史事实，“公知”从来绝口不提，照样大肆宣扬“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继续重复三百多年前就已经破产的谎言，仿佛中国人都不知历史，不长记性。）

2.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摧毁了汉民族建立有效全国政权的能力，三百年未能恢复

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不仅摧毁了明王朝，而且摧毁了汉民族建立有效全国政权的能力和行政能力。

经过多年的浸润肆虐，用“说”欺负“做”已经象癌细胞一样扩散到明朝社会每一个角落，变成了从上到下几乎所有文人的习性本能。人人都只会挑人毛病拆台内斗，而且以此为荣为能。不管是谁，不管“做”什么，只要“做”就必成众矢之的。越大的正事要事越得不到配合支持。这就使“做”成任何大事所必须的内部素质和外部环境——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凝聚团结、协作配合、顾全大局……全部被被明代文人的用“说”欺负“做”消灭干净。汉民族社会由此变成一盘散沙，丧失了建立有效权威和组织的能力（这种能力直到几百年后才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恢复过来），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全国性政权。整个社会什么事都“做”不成，包括挽救明王朝以及明王朝灭亡后建立新政权抵御外族入侵。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崇祯死后南明各部全部失败：文臣个个除了用“说”欺负“做”忙于内斗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感兴趣，谁“做”正事谁挨整，什么也“做”不成；武将则被逼得看透了一切：忠于南明就得忍受这帮内斗专业户的文人用“说”欺负，必败无疑，必死无疑；侥幸成功了更难免兔死狗烹的下场。与其等死，不如投降满清——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明末为什么那么多汉人武将那么轻易背叛汉族政权、那么卖力地为异族政权服务。

——这就解释了李自成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一个浸透用“说”欺负“做”的社会，怎么可能吸收到足够的肯“做”能“做”的文职人员？怎么可能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政权管理和财政税收体制？只好干脆“闖王来了不纳粮”。几十万军队，不纳粮吃什么？抢。进了北京更大抢特抢——如同没有严格纪律的军队战场上碰上敌人有意抛弃的满地财宝，如同国民党大员有机会“劫收”，顿时涣散瓦解。同时内部文人用“说”欺负“做”的内斗本性大发作，把仅有的坚持“做”的人搞垮整死，整个军队战斗力荡然无存，碰上满清一触即溃，一败涂地。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时抗清力量总和远远多于满清却无不一败涂地：总是内斗内耗四分五裂自相残杀——“南方大部地区曾多年抗拒这个异族政权……但他们意见分歧，缺乏团结，以致无法达到成功。如果没有这种不合作，满洲人也许早就被驱回他们的荒寒本土去了。”“已往和未来的一切民族斗争的共同失败原因——内部分裂——使他们遭到了失败。”（【英】呤俐：“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这就解释了满清八旗十几万军队就轻而易举征服全中国的原因：当时只有满清说得上有组织（八旗），各路武装中只有满清还没有染上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的不治之症。

3．满清贵族总结祖先金朝统治汉族失败的教训，严厉打压汉族，严禁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没有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搞垮明朝、摧毁汉民族建立有效全国性政权的能力，人口总数不满百万的满清女真族不可能征服人口近亿的汉族、那么彻底地实现游牧民族战胜农耕民族、落后生产力战胜先进生产力、野蛮战胜文明，实现中国社会文明大倒退、人口大灭杀。

明代文人的用“说”欺负“做”使汉民族在同一块石头上栽倒两次——两次被同一个少数民族（女真族）征服（金，清）。这就奉送给满清统治者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机遇：利用“二进宫”的后发优势，从民族奴役的角度出发总结吸取祖先金王朝失败的教训——从满清一系列决策可知，满清统治者根据祖先金朝灭亡的教训和跟被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彻底支配的汉人打交道的经验，得出了如下结论：

——满清的最高利益不是社会发展而是确保对汉民族的奴役——满族人口不到百万，汉族人口近亿。社会发展，受益多是汉人；民族奴役，受益唯有满人：一个满人100个汉人养，怎么也养肥了。丧失对汉人的奴役就丧失了满人的特权，其损失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补偿不了的。因此满清治国的最高原则不是社会发展而是确保对汉民族的奴役；是从维持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奴役的局部利益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维持国家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角度看问题。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祖先金朝允许汉人保留自己的民族习俗，但汉人并没领情：“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斩草不除根必为后患——祖先金朝没有不惜一切全力以赴对汉人政权赶尽杀绝，而是承认了南宋并签订了和平协定，反而使南宋有机会联合蒙古消灭了金朝。

——骑射是征服汉人的“杀手锏”——辽、金、元、清能征服汉人全靠游牧民族骑马射箭比农耕民族厉害。只要让战争永远凝固在自己最擅长的骑兵格斗方式，就能维持对汉民族的武力优势，就能确保对汉人的奴役统治。

——对汉人必须全力以赴严加防范——满清八旗总兵力不过十几万，满族总人口不过百万，却要统治近亿“其心必异”的汉人，几乎一个对一百个。这让统治者产生什么样的感觉？监狱看守的感觉，奴隶监工的感觉，正在表演叠椅子、全力以赴保持平衡、不敢有丝毫疏忽意外的杂技演员的感觉，危机四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睡不着觉的感觉：时时刻刻处于被百倍以上心怀敌意的人的团团包围之中，稍有不慎就会送命。怎么办？安全第一，防范第一。如何防范？第一，绝不信任对方。第二，确保自己有“杀手锏”而对方没有。第三，绝不能让汉人团结起来——上亿汉人一旦团结起来，百万满人无论如何不是对手。要让汉人始终是一盘散沙，就必须彻底消灭汉人的反抗意识，不但要摧毁汉人的精神支柱——民族自尊自信，而且要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使这个庞大的群体变成没有思想、麻木不仁、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变成愚民和醒不来的“睡狮”。第四，用简单的农业劳动把绝大多数汉人固定在便于控制的农村，不能允许汉人自由串联，更不能接触复杂先进的东西。第五，与世隔绝，不允许任何能使汉人觉醒的思想意识得到传播。

——明代文人奉送了一个彻底摧毁汉人民族自尊、彻底奴化的绝好历史机遇——整个汉民族已被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毁成一盘散沙，丧失了一切组织能力、凝聚力和反抗能力，面对再大的侮辱欺凌也无力抵御，只能任人宰割。这是彻底摧毁汉人的民族自尊自信、将其彻底奴化的绝佳历史机会。

这就解释了满清统治者的一系列决策作为：

——为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金朝失败的教训：必须彻底摧毁汉人的精神支柱、民族自尊自信和民族意识。反抗满清民族压迫者格杀勿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归顺者须交“投名状”——剃发留辫，彻底毁灭汉人“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给每个汉人脸上都打上奴隶的标记、屈辱的标记，使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既不是满人，又背叛了汉人祖先，什么都不是，从而彻底丧失自尊和反抗意识。

——为什么闭关锁国、严厉海禁？金朝失败的教训：对汉人政权必须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绝不允许有新的“南宋”。汉族反清力量失败后都逃亡国外。在满清统治者眼中，这就是新的“南宋”。但航海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玩不过汉族的领域，满清能做的只能是闭关锁国，切断国内外的一切联系。在他们看来，只要不让海外人员、思想进入中国，就可以防止国内汉族老百姓被煽动起来闹事，就可以维持对亿万汉族人的奴役。为此宁可与世隔绝。

——为什么大兴文字狱、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全面查禁篡改书籍？彻底摧毁汉人的精神支柱、民族自尊自信、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使之变成没有思想、麻木不仁、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变成愚民，变成醒不来的“睡狮”。

——为什么坚持满蒙联姻？笼络蒙古，使满族和蒙古族这两个最主要的游牧民族结成“统一战线”，确保汉族无法在骑射领域对满清的绝对优势形成任何挑战。

——为什么明知火器等新式武器威力巨大、让努尔哈赤都吃过大亏，却仍然顽固坚持骑射、禁止发展火器等新式武器、甚至禁止销毁掉明代人所撰《军器图说》之类？保住对汉民族的“杀手锏”——骑射是游牧民族永远的强项，火器则不同，谁都能掌握，而且满清玩火器还是跟汉族学的。一旦发展推广了火器，满清对汉族的军事优势就保不住。要确保满族对汉族的绝对军事优势就必须禁止发展火器兵器，让战争永远凝固在自己最擅长的骑兵格斗方式上。为此宁可使中国军事科技水平不但停滞不前，而且不断倒退。

——为什么对先进科技、先进生产力毫无兴趣甚至全力打压？为什么连“天工开物”“几何原本”都成了禁书？确保对汉族奴役的需要。拒绝先进科技、先进生产力，不是因为满清最高统治者目光短浅。恰恰相反——太精明了：当年乾隆看了英国最先进的蒸汽机的评论是：有了这个东西就省了不少人力，那人不就闲下来了？闲下来就要生是非。这个东西不可取，这是要亡国的——这一语道破满清最高统治者看问题的出发点：要维持对汉人的奴役，就需要用繁重的农活把汉族人栓在田地里。如果人力解放了，就危险了，“要亡国了”。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这简直绝顶愚蠢；但从游牧民族奴役农耕民族的角度看，这却是机关算尽：在满清统治者眼里，汉人不过是游牧民族放牧的另一类牲畜，只能在放牧者直接看得见、够得着的地方服服贴贴地劳作生存，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跑到自己看不见、够不着的地方另外谋生。一旦发展了自己弄不懂、看不到、管不了的先进科技、先进生产力，还怎么愚民？还怎么确保对汉民族的奴役？

农耕文明可以有追求先进生产力的驱动，游牧文明没有。满清的统治目标是确保少数民族对汉族的统治奴役，而不是社会发展。要求靠骑射暴力掠夺起家而不是靠生产和贸易起家、只熟悉游牧骑射、顶多熟悉农耕手工业的游牧民族首脑迅速理解根本从无概念的东西——平等贸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航海、国际交往、先进科技、大工业等等未免太不切实际，超越了时代限制。“二进宫”的独特历史处境使满清统治者得以总结祖先奴役异族的经验教训，变本加厉地对汉民族实行比祖先更野蛮、更残酷、更有针对性和报复性的统治压迫，为此不惜自觉地、有目的地禁止、破坏中国社会的发展。满清统治中国造成的落后压制先进、野蛮压制文明这一历史大倒退、文明大倒退不是一时性的，而是持续的，贯穿了整个清朝三百年。

“存在决定意识”，“少数民族奴役汉族”“游牧文明统治农耕文明”这样的基本存在决定了满清王朝的基本国策：确保对汉族的奴役高于一切。要确保维持对汉族的奴役，就不能不采取上述倒行逆施。而只要采取上述倒行逆施，中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可能不落后挨打。而对满清统治者来说，宁可中国落后挨打，不可丧失奴役汉族的特权——中国落后挨打，倒霉的是汉人，满人仍可作威作福；丧失奴役汉人的特权，满人将何以自处？这样的基本利害格局决定从满清统治中国的那一刻起，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道路就已经被堵死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满清对中国的统治使中国的落后挨打不可避免。但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却不是不可避免——没有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毁灭明朝政府、毁灭汉民族社会组织能力和建立有效全国性政权的能力，满清实现对中国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中国避免后来落后挨打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却是可能的——如果英国马尔噶尼使团来华时统治中国的不是满清而是汉族政权，肯定不会象满清那样与世隔绝狂妄自大、坚决闭关锁国、拒绝世界贸易、排斥西方文明，倒是更可能出现明治维新那样的变革。至少汉族政权没有满清政府那样的民族奴役的利害包袱。满清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是被维持民族奴役这个基本利益格局逼出来的，处在那样的位置就必然做那样的事。所有相关元素中，只有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不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做，而完全是主动而为，没人逼迫。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是满清统治，导致满清统治的罪魁祸首是用“说”欺负“做”的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的明代文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的罪魁祸首。

4．日本以满清入关为样板坚定侵华野心，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例搞南京大屠杀

日本侵华是以满清征服汉族为样板——既然落后野蛮游牧文明的满清能轻易征服先进农耕文明的汉族，既然十几万满清八旗就能横扫中国，百万满人能奴役上亿汉人，那实现了工业化的日本要征服仍在农耕文明的中国当然更不在话下。既然满清能用屠杀和恐怖征服汉人，那日本自然也能用屠杀和恐怖征服中国人。日本侵华是照抄满清入关，南京大屠杀是照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满清征服汉族”是抗战时期汉奸鼓吹投降的“王牌”根据——“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毛泽东：“论持久战”）

当代“公知”现在仍在以“满清征服汉族”为根据替日本侵华开脱：“清人入关与日本人入关，性质上有什么不同？”“假如日本当年真的统治了中国，最终的结果也不过使中国的民族从56个变为57个，大和民族最终也将被汉化。”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等等是满清奴役汉族带来的历史性恶果；满清奴役汉族是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造成的历史性恶果。归根到底，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是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造成的历史性恶果。

5．把中国落后挨打归咎为“文明劣等”是为了推卸文人用“说”欺负“做”的历史罪责

用“说”欺负“做”的文人们写的历史当然绝对不敢承认明朝灭亡、满清统治是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造成的，于是把一切归咎于“劣等民族劣等文明”，手法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所有人——怪皇帝，怪太监，怪党争，怪吴三桂，怪李自成，怪南明内斗，怪武将投降，怪百姓顺从……既然人人有份，那实际结论就只能有一个：汉人劣等，中国人劣等，所以上亿人口被满清十几万八旗就轻而易举征服。

用“说”欺负“做”的文人们写的历史同样绝对不敢承认中国落后挨打是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造成的，同样把一切归咎于“劣等民族劣等文明”，所以把满清统治者的一切倒行逆施全部简单地归咎于“愚昧无知”“盲目自大”——闭关锁国，拒绝先进文明，固步自封……光看这些表面现象，当然只能得出“劣等文明劣等民族”的结论。尤其是当文人们发现不需要在孔孟之道这一棵树上吊死、用西方的“普世价值”同样可以实现用“说”欺负“做”之后，马上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盲目排斥西方文明跳到盲目否定中国的一切，把中国落后挨打全部归咎于“劣等文明等人”，这样就可以推卸掉自己的历史罪责。

用“劣等文明劣等人”来解释中国落后挨打，不仅把明代以来文人用“说”欺负“做”祸国殃民的天大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让全体中国人替他们背黑锅，替日本侵华开脱，而且为今天西方列强继续侵略中国、奴役中国制造了理论根据——“三百年殖民地”。

用“说”欺负“做”的危害能有多大？看看中国落后挨打、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跟明代文人的用“说”欺负“做”的关联——明代文人几百年前用“说”欺负“做”造的孽，祸害中国祸害了几百年，如今仍然在祸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