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重建灾区才能让灾民得益最大

云淡水暖

胡锦涛主席在抗震救灾还在紧张进行抢险的阶段，到生产帐篷的企业视察，释放出一个信号，中央已经在为下一步灾后重建布局了，然后传来21个省市对口支援灾区各个市县的灾后重建，目前还处于“临时住房”阶段，而灾后重建却是更加漫长的道路，有专家预言，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灾后重建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路“神仙”献出各自专业领域的高招，需要高度的统筹眼光和技巧，当然，首要的是有一个整体的架构。

草民这两天看到两则新闻，觉得对灾后重建按照什么思路走很有启发。

其一，5月28日，《北京晨报》有一片报道，题为“地震波威胁地产行业 引发楼市五大猜想”，文中说道“不可否认的是，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震波已经跨越了自然现象，给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带来了可能致命的冲击。…地震之后，成渝地区的房地产公司股价迅速下跌，一些全国性房地产公司股价也出现波动。…在其(易宪容)看来，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很可能会使受灾区域几年之内不会出现商品化住房市场，包括外地房地产开发商、住房投资者都会逐渐退出，使土地和住房需求迅速出现双降局面。”

无论易宪容先生的说法是否“内行”，应该看到的是，所谓“土地和住房需求迅速出现双降局面”准确地说是指按市场化思路解决灾民住房需求的路是死路。相反，灾后重建的第一要务之一就是解决受灾民众的永久住房，安居才能乐业，目前所知道的规模是1400万人口被转移，“土地和住房需求”绝不应该是“迅速出现双降局面”，而是极度的需求膨胀。但是，市场化的房地产是要赚钱、赚大钱的，面对这么庞大的、绝大多数几乎已经倾家荡产的住房需求者，资本冷酷的一面就会充分表达出来，这与房产商救灾捐款是两码事儿，平心而论，没有让市场化资本赔本的理由，说不通。

其二，前几天晚上看央视的“抗震救灾”专题节目，看到北川县上游因为地震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有溃决的危险，政府和军队动员受威胁区域的农民撤到高出，并派民警和公务员值班，防止农民返回，一位乡镇干部无奈地说，有些农民还是不顾劝阻，从小路绕道偷回家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放不下自己家中的牲畜，特别是大牲畜（牛、马、猪等），这位乡镇干部对记者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构想：要么按照以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生产队为单位，派人轮流喂养这些牲畜，有组织地安排，避免混乱。

这其实是对农业集体化优越性的一种本能的反思，在灾难面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是天生的。记得央视的报道中，一个村庄的农民住在防震棚里，大家组织起来，吃“集体伙食”，轮流做饭，还有政府出动农业机械免费帮助受灾农民收割夏收作物。大量眼前的事实说明，抗震救灾，灾后复建，小岗村道路可能走不通，如果不讲互助合作，一盘散沙，各人顾各人，一些伤亡重或者财产毁灭性损失的家庭，也许就站不起来了，所以，那位乡镇干部不是“忽然”间想起“大队”、“生产队”，而是记得了原先的好的一面。

灾后重建，一是恢复生产，搞生产自救，二是重建家园，求安居乐业，这两条看来还是需要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国家、社会为灾区提供的重建资源效益普遍化，灾民收益最大化，在灾难面前，是需要吃点“大锅饭”，公平第一，民生第一，发财靠后。当然，有人会说靠“看不见的手”会更有效地“配置市场资源”，但别忘了，市场规则中的残酷竞争，弱肉强食在灾区重建中不应该有“市场”。

而且，有一个重建的范本——唐山可以借鉴，唐山的重建，是社会主义举国体制下的一个奇迹。唐山市委书记在“谈震后重建5点经验和3大遗憾”中列举“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万建设大军投入震后重建，每年建设250万平方米的建筑。…震后新唐山的恢复建设分为4个组团，这种规划模式和美国洛杉矶组团式城市布局相类似。这样安排，考虑到了未来城市发展的人口需求，交通路网、基础设施都具有较高水准。”，在这个范例中，没有市场化的“市场”参与，速度高、效果好。

第一，灾区重建的最大项目是灾民永久性住房的建设，在城市，应该是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分配，恢复住房按公益性廉租的模式建设和分配，先解决所有的人“居者有其屋”的需求，在住房面前人人平等，土地资源、公共配套资源有限，不可能满足倚仗权力、金钱多吃多占的奢求。正好实行一种“每户一套房”的政策，最大限度发挥社会资源的效用，灾区有余钱的人，可以把财富投资到生产、创业领域。

第二，灾区重建的最大项目是建筑行业，应当组织大量符合公有制特征的建筑单位，按照邓小平的分类，所谓公有制“一是全民所有制、二是集体所有制”，首先，这样的单位不以盈利为目的，以保证质量、保证进度地完成房屋建设为目的。其次，建筑行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正好解决当地失业人员，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把重建的人力开支最大限度地花在灾区劳动力身上。还有一点，这些在震灾中遭受过切肤之痛的人，会更加珍惜参加重建的机会，更加看重建筑的质量。

虽然说，在重建资金中有一部分是民间捐助的，其中相当部分是民营资本的贡献，但草民想，这正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在灾难面前的唤起，民族意识在危机前的迸发，想必这些捐助者也不认同他们的爱心贡献，会成为另外一部分人盈利的机会。

在成本控制、腐败控制方面，唐山的经验可以借鉴，“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所有救灾财物的管理都井然有序。大地震后，中央财政拨款高达40亿元，没有出现一起使用不规范的行为和贪污现象。近日，唐山市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查阅当年档案发现，32年前的灾后重建就实行了统一采购、多家建设，令人赞叹。”，最近，成都实行了公开招用群众监督员，监督救灾钱物的发放，体现了一种群众监督的思维，这也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种复归。

第三，农村也可以走集体化道路，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就像原先的大队、有农业队、副业队，有专门种粮的，有组织起来以集体模式到城市参加重建工程的，也可以组织起来参加其它行业的劳动，粮食、劳动收入实行比较公平的按劳分配，还要照顾重灾、孤残家庭，增强农村基层单位的凝聚力。还有农村的重建，正好按照统一规划的模式，科学选址，避开潜在危险，节约土地资源，有利环境生态，便于保证卫生，也就是说，走集体、统一、有序的重建模式，在“新农村”的“新”字上做文章，比如靠集体经济富裕起来的华西村、南街村的住宅建设，就颇有城市化的风格。

总而言之，在大地震造成的灾难面前，不妨多借鉴中国古代民间的“一枝筷子易折，和一把筷子不易折”的朴素道理，多搞合作，多讲互助，淡化争夺，淡化倾轧。等社会走向正常了，公共财富积累多了，再来单干，再来转制，再来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