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共产党人信仰什么？
李慎明
现在都在讲“顶层设计”。但我个人认为，有些同志所讲的“顶层”往往还不到顶层，是二、三层甚至四、五层以下的设计。而“人为什么而活着”这可能是值得每一个人从小到老整整思索一生的顶层问题。
人为什么而活着，本质上是人应该有什么信仰。当今世界上公认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信仰上帝，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原罪，只有上帝才能拯救自己。伊斯兰教信仰真主，认为今生虔诚信仰真主，后世就是天堂。大乘佛法认为，小乘佛法修度自身，大乘佛法修度众生。
真正的共产党人信仰什么？1945年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毛主席就曾鼓励全党：“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人民，即全心全意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也就是说人民是共产党人心中的“上帝”。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普通劳动大众始终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意愿、意志和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最终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信仰人民，这一信仰高尚而光荣，是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而不是社会和历史的虚幻。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年代，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汗水、热血甚至生命，为着民族的独立解放，国家和人民的繁荣富强，默默实现着这一信仰。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信仰人民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和最终归宿。真正的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使人民群众觉悟，去带领大家一起奋斗，我们就能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美好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人民，这才是顶层和终极的信仰。我们不反对个别同学信奉某种宗教。但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党章，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着人民。
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本质上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它希望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持有“拯救自己”、“虔诚信仰”、“修度自身”这样的价值理念以为极少数人压迫、剥削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制度的长治久安服务。因此，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提倡的价值理念是不一致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是为着全体人民的，它需要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提倡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当然，现在一些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说一套，做一套，有的甚至贪赃枉法，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不一致，相反，这是一些人脱离、背离乃至背叛了党和政府的宗旨所致。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就是要努力解决党面临的这一严重问题。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对话“一篇彻底改变美国同事对毛泽东看法的文章——《纪念白求恩》”。这是一位赴美创业的华人与其美国同事的对话。这位赴美华人的同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事极不理解，甚至极为反感。这位华人对其美国同事说：“来美国前，我认为美国是个自由世界。但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是个宗教信仰至上的国家。美国人民坚信这片土地是被上帝挑选的，美国人民是首先被上帝挑选的宠儿。为此美国人民自豪骄傲，热爱这个国家。尤其是我看到那些徒步行走的传教者们，穿着朴素简单，吃最简单的食物，他们眼睛里是真诚朴素坚定的，他们让我想起了中国老电影里的共产党员。中国原来也有这样的一群人，忘我，无私，为了信仰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可以献出生命。不同的是，美国的传教者们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而中国的共产党员们是在共产主义信仰下，更具体地说，在毛的指引下。”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对话，其美国同事回答：“我想我有点被感动，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当其美国同事看了这位赴美华人推荐给他的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英文版后，这位美国人说：“我很震惊。如果你不告诉我这是毛写的，如果我把里面所有共产主义或意识形态字眼去掉，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朗读，我会以为我在聆听上帝宣讲。毛说的这些，和我曾经在教堂听到过的几乎完全一样”；“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毛，我想我开始尊敬他了。我更感谢的是，我突然心变得很开阔了，我觉着整个世界的门在朝我打开，共产主义和毛已经不再是我心里的障碍，我更了解了中国，我非常高兴，我可以拥抱这些，我想就可以拥抱一切。”如果哪位对此感兴趣，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在一定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基督、伊斯兰和佛教教义有相通之处。但是，不论是哪种宗教，总是教导信徒放弃对现实幸福的追求，而求诸内心修炼，以达安于现实的苦难；而马克思主义是教导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和变革，运用客观物质力量改变不合理现实，以实现现实幸福。一个是求诸内心，一个是求诸行动，前者是宗教信仰，后者是科学信仰，二者不应混淆。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空观，宇宙无边无际，时间无始无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无边无际和无始无终的一个特定的时空交叉点上来到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诞生是必然的，而每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的出生却是必然中的偶然。我们每个个体生命能够作为地球的万灵之长的一分子，在茫茫宇宙中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百年左右，这本身就很值得庆幸、骄傲和珍惜了。想通这一点，就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就不会皱着眉头过日子。但仅弄清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活着是形式，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才是内容。弄清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和价值，这才更为重要。要弄清人为什么而活着，还应厘清什么是人，即弄清我们现实的人是从哪里来，处于何种状态，会往哪里去，在这世上的百年间应该怎样生活，做些什么，留下点什么。
首先，人是不同于纯粹自然界且不同于自然界中其他生物的“类”存在物。人是自然界演化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运动的特殊形态的产物，是唯一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动物状态的“类”的存在。人是我们现在已知生命的万灵之长，与其他所有动物不同，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吃好、睡好等生理需要，他能逐步地认知并能能动地改造世界。正因为人是唯一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动物状态的“类”的存在，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劳动为荣。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劳动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只有以劳动为荣，每个人乃至于整个人类，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人活着，决不能以不违纪不违法为底线，而应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就是要有正确的理想信念。什么是正确的理想信念？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现行党章中所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着人民的利益而活着而奋斗，这就是共产党所特有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的人，人民就会永远把他装心上、记下来。
第二，人是由全部社会成员组成的集合体中的“每一个”个人。人总是具体、现实的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和每个时代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与活动中。每个单个个人，都有自己特定合理的需求与利益，每个人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和整个社会尽可能地帮助使这些必要的需求得以满足。但人类社会有着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利益，如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有的国家和群体乃至个体，为了攫取巨额财富或奢靡生活，在拼命地掠夺资源、污染环境。这就是典型的损他国、损他人、损后人而利己。“每一个”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和由特定社会组成的国家应该要求每一个个人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国际民主思想。仅提倡正面的东西而不反对反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就不可能持续和发展，最终则是无法实现的美好的乌托邦。
第三，人主要是指“现在式”存在的人，但也兼指“过去式”和“未来式”存在的人。一方面，我们当代人不能仅把自己当作具体、现实的人，而把“老祖宗”当作抽象、虚幻的人，否则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人类文明是历史的产物，是代代传承的结果。没有“过去式”的人的浴血奋斗、艰苦创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继续创业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要发扬革命传统，“不忘老祖宗”。从特定意义上说，以“过去式”的人为“本”，就是要尊重历史，珍惜前人给我们所创造、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决不能“崽卖爷田心不痛”。另一方面，我们当代人也决不能仅把自己当作具体、现实的人，而把子孙后代当作抽象、虚幻的人，这会淡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断子孙路。我们既要在前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继续艰苦奋斗、改革创新，为后人创造和积累更多的物质、文化财富，同时又要保护环境、珍惜资源，重视承接历史。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指一切人更不是其中的少数人。在阶级或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个人总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绝大多数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极少数人的根本利益则是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如果以这极少数人的根本利益为本，就必然会牺牲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这一点十分重要。在阶级或有阶级社会里，我们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和他们的根本利益服务，是为了将来能为一切人和他们的根本利益服务而过渡。
为进一步弄清人为什么而活着，让我们对比看看有的人与革命先烈们的不同活法吧。
有的人把活着本身当信仰，奉行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为了活着甚至不惜作叛徒、汉奸、卖国贼。而曾任中共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蔡和森1931年6月间被原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叛徒顾顺章出卖，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最后他的四肢被敌人用几个粗大的长钉钉在墙上，敌人还用刀把他的胸脯戳得稀烂，他仍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36岁。
有的人把吃好喝好当信条。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和他领导的抗联部队对日寇坚持了长达九个年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使得数十万日军不能入关，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业绩，有力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后来，他被叛徒丁守龙出卖、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侵略者丝毫无法理解杨靖宇在完全断绝食物的条件下能坚持抗战一年之多，最终解剖杨靖宇遗体，看到的却是“胃里连饭粒都没有”，只有野草、树皮和破棉絮。牺牲时年仅35岁。
有的人为金钱而活着。而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彭湃，出生于有名的富有人家。他当众把自己家族分得的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后投身革命。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白鑫出卖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3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是公正的。凡是个人理想信念行动与历史进步方向相一致的，他的生命就融进了历史，获得了永生；凡是个人的理想信念行动与历史进步方向相悖的，这就是历史的歧路，直至被历史所淘汰。党和新中国永远铭记着蔡和森、杨靖宇和彭湃等。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蔡和森、杨靖宇和彭湃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出卖他们的叛徒却永远被历史钉上了耻辱柱。
有人贪赃弄权甚至不惜作叛徒、汉奸、卖国贼从而“享受人生”，并认为这些劣迹和罪过将会随着自己的逝去和时间的风尘而变成雪泥鸿爪甚至永远无从知晓。我们承认，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沧桑，一些历史细节将可能会被永远湮没甚至是歪曲篡改，殊不知，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观其大略常常无需繁多琐碎的历史细节，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所作所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将无任何可能逃遁历史对其的审视，越是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功过是非，人民和历史会最终将其辨析并记载得清清楚楚。
人为什么而活着？说到底，是个信仰和世界观问题。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才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权力观、地位观、苦乐观等等。正确的理想是生活光辉灿烂的太阳。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在革命时期一个信仰，勇于牺牲，而在执政和建设时期是另外一种信仰，大捞金钱。
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就必须破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曾争论了几千年，还会长期争论下去。持人性善者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善的或向善的，只要唤醒所有人的良知，依靠人的善的本性，就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无须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来管理。从古到今持人性恶论者则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自利，国家设计出严格制度防范人为获取私利危害他人即可；但也有的人认为，既然人的本质是自利，那么作为特定阶级和集团代言人的本质也是自利者，他们在行使权力时亦会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特定利益的政策和法规，以强迫别人执行。因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天然合理、万古长存。这实质是想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引入人类社会并固化。亚当·斯密的理论假设人就是理性的经济人，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利己的。
性的善恶，这是道德范畴的东西。毛主席早在1943年就指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他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他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点就要堕入唯心论”。这就告诉我们，无论善还是恶，都是当时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已有二百万年，人的一些生理特征则是这几百万年其祖先基因遗传的结果，但这都是人们现实社会性或历史社会性的反映。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从来就没有抽象的人性和社会性，而只有具体的人性和社会性；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人性和人的社会性又往往具有阶级性。
历史上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关于人性和人本质是什么的看法和观点，基本上是沿着人性的善恶性质和人性异于其他动物的方面特点来思考的。而马克思主义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把人的本质放在一定的社会中来考察，从而指明了正确的思考路径。人有善恶之分，甚至在一个人的身上既有善又有恶的表现。但这都不是人的本质或天性，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或体现。所以，我们既不主张性本恶，也不主张性本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之间本质上是一种相互协作的关系，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人们的自私心理，是随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奴隶社会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社会的诞生而诞生的。这一观念的诞生，在人类社会的相当长的时段内，具有它的进步性一面，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它的局限性和腐朽性一面便逐渐充分显现出来。它不是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有的，因而也不会是永恒的。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全面的进步，随着公有制的最终全面的确立，人们的自私心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则必然会最终被消除，这就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否定之否定。现代生物学并没有找到被公认的充分证据，证明人性是天生自私的，就如同人的皮肤色素是遗传而不可改变的一样。观察动物界不难发现，不是所有的动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表现为自私的，恰恰相反，许多动物有很强的群体性和利他性。比如，森林中蚂蚁群遇到火灾时会迅速集结成球，滚过火区，集结在球体表面的蚂蚁都会“壮烈”牺牲。小小的动物蚂蚁尚且如此，我们这一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更能如此。
我个人认为，人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人很自私。“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第二种人可能常怀公心，经常考虑国家、人民、民族的命运，但在公私发生冲突之时，有时可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三种人就是具有共产主义品格的人特别是合格的共产党人。这样的人并不是没有个人利益，但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公永远是第一位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我们那么多先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能说这些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吗？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实质是私有制观念的产物，应该说同时也是维护私有制的理论基础。我们决不赞成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观点。如果这种观点成立，至少你无法解释伟大的母爱，也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几千万的先烈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我们的今天幸福生活而进行的英勇奋斗和作出的壮烈牺牲。决不要小看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正是这一观点，正在强烈地腐蚀部分干部群众；也就是这一观点，把我们的一些人甚至党的高级干部送进了监狱。我们知道，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在强调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同时，确实有忽略个人利益的现象。但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决不能重蹈西方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覆辙。
正确的世界观又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我们承认，世界历史决不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而且“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列宁语）。但我们也更加坚信，历史的大道无论怎样曲折，最终必然通向共产主义。邓小平说过，“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这“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我们更需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时的信仰就更显得“金贵”。这时的信仰，就更能识别、考验、锻炼一个人。信仰正确和坚定，就是“真金”，真金不怕火炼。有没有这一信仰，大不一样。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失去了这一信仰，极有可能害人害己。苏东剧变后，一些人完全丧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他们看来，“国将不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垮台是迟早的事。不少人在捞，认为不捞白不捞。信仰的堤坝一旦溃决，牢房的铁门便会打开。
正确的世界观还要求我们必须言行一致。口头上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行动上谋一己私利，这也决不是什么“僵化”、“教条”，在本质上，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离甚至是背叛。口头上说一套，行动上另外一套，这是人民群众最为反感的作风。这也是苏共垮台的根本缘由之一。我们必须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认真践行正确的理想信念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喜马拉雅山国不丹从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GNH）的概念，现在又重新引起不少学者和国家的关注并把它与GDP相并列、相比较。2012年7月8日，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阿瑟·布鲁克斯发表文章指出：“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看似是一群悲惨的可怜虫，事实上，他们也许比那些坐在办公室嘲笑他们的中庸派更加幸福。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固执地坚守信仰。”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信仰和幸福观即幸福指数。但是，同学们，有了坚定正确的世界观，我们就会有着正确的方向、远大的志向、广阔的胸襟，就能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担当历史的责任，激发改造社会和创造世界的激情，为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勇于接受各种困难的磨砺和挑战，浑身从内到外散发出真正的阳刚之气，谱就大写的人生，不会囿于小我而精心构建自己的小人生和小家庭；就会真正能够做到自尊、自爱、自信、自强、自立，苦学多思，深入实践，扎实苦干，坚韧不拔，顽强拼搏，勇于创造，而不是一曝十寒，知难而退，迷迷茫茫，得过且过；就会有着应有的社会正义与良知，而不是社会不良现象的漠视者、旁观者或简单批评者；就会有着更加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把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完满地结合起来，容易聆听和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断调整和改进自己的实践方向，而不是怨天尤人，自我怜悯，悲观消极，无所事事；就会增强互助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与同学互帮互学、相互交流、共同探讨，不断激发起心中新的求知欲望，并走近普通工农群众，触摸时代的脉搏，倾听人民的呼唤，而不是封闭温室，沉默寡言，孤陋寡闻或孤芳自赏；就可能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使自己成长为党、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材直至栋梁之材。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此文系根据2012年9月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的演讲修改，原载《大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