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庄人民公社的“人均”才是真正的“人均”

云淡水暖

“人均”是一个很讨巧的词，比如“小康社会”的标准，就是“人均”：其一、1990年价格计算，人均国民（内）生产总值为2500元（按 1980年价格和汇率计算，人均国民（内）生产总值跨过900美元）。其二、按1990年价格计算，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24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200元。

“人均”这个词儿，官员们习惯了用，比政绩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说的就是“人均XX增长了若干若干”，经济学家们喜欢用，特别是市场膜拜者们喜欢用，“人均”高，“总量”就大，比如，张维迎先生就很兴奋，“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人均GDP翻了两番，每十年就翻一番，…去年人均GDP达到了2500美元，经济总量2004年从世界的第13位上升到第4位。”

自称以“用‘皇甫平’署名，是有‘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之深意存焉”的周瑞金先生，在两年前的初春，发表了一片宏论“改革动摇不得”，然后接二连三地在“南方”、“东方”的话语平台上大讲特讲，辅佐家周瑞金先生也在拿人均说事儿“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

但是，辅佐家周瑞金先生、产权家张维迎先生们并没有把“均”的程度进一步深化下去，所以对平民百姓来说，往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就“均”字来说，各有各的感受，一谈到“均”，老百姓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比较，如果以“均”线为杠杠，高低就比出来了。

2008年3月1日，个税起征点调高到2000元/月，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调整后七成工薪阶层将免个税。就是说，就全国而言，有70%的职工，月收入达不到2000元/月，2008年，有人提出个税起征点还要提高，有建议要提高到3000元/月，吉林省税务局的官员感叹“在吉林普通职工收入不到2000元，过了2000元的都很少，如果按3000元起征，那整个东北三省也没多少人纳税了。”，但是，“整个东三省”的百万、千万、亿万富豪还是有的。

在山西，前几年煤炭价格高昂的时候，“私营煤矿的利润达到了百分之两百多，而且多数煤矿还会超设计能力开采。‘有钱的煤老板，一天可以挣到一百万。’”，而且，现如今煤老板们已经携巨额资本，开始控制乡村基层政权了，说白了，就是花钱买“选票”。“在2004年间的村委会选举中，用现金买票的方式在山西的煤炭富裕县域极为盛行。”（《南风窗》），2004年《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占山西高平市人口万分之三的煤矿老板人均年收入在500万元左右，其存款总额占全市总额的30％，而当地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仅区区500元，相差1万倍。

就拿山西的情况来说，这个贫富差距确实令人纳闷，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地下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再退一步讲，农村的土地、山林属于集体所有，在集体所有的土地、山林下开采煤炭的收益，怎么就绝大多数落入了极少数人的腰包呢？虽然“总量”上去了，“人均”也上去了，但巨大的差距也上去了。诚如“辅佐家”周瑞金先生欢呼的“‘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是不是这种分配格局也是“必然”，也是“动摇不得”（“辅佐家”周瑞金语）呢？有个地方就把这个分配格局颠覆了，这个地方就是被媒体称呼的所谓“最后的人民公社”——周家庄。

这两天有一条新闻，叫做“‘最后的人民公社’分红 金额太大找警察护驾”，说是：周家庄乡有12000多人。按照7000万元粗略计算，人均分红在6000元左右。别小看了这6000元，这是刨除了一切生产、生活基本开支之后的“干货”，一位赵姓村民认为，“20多年了,吃水不花钱，小孩上学不掏钱，电费优惠。如果我老了，即使不劳动，合作社每个月也会发钱给我。”，而据说其它地方的农民“人均收入”，连粮食、柴火都要折算进去的。

而且，这个“人均”是在“旧体制”下取得的，比如，周家庄的农民至今还按照记工分的模式实现“按劳取酬”，据报道，周家庄一切劳动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看大门的，修拖拉机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其原则大体是：使各业承包人员付出同等劳动，可取得大体相当的劳动报酬。在80年代自上而下的“社改乡”之后，乡一级政府由上面派“国家干部”管理，与周家庄的人民公社模式有不衔接之处，据报道，90年代以后，记工分吃饭的合作社（公社）干部进入乡党政机关，理顺了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应该说，行政成本会因此减少，社会冲突也会尽快化解。

在解决了农民的基本生活供给、就医、孩子上学、养老等等之后，年底分红的“按劳取酬”色彩就格外醒目了，照理说，这里面也体现了人的能力的差异的，所以周家庄的这个“人均”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在总体公平、人人有保障的基础上的差异化。比如，周家庄对所属乡镇企业的厂长的报酬有严格限制，不搞年薪制，不搞期权鼓励，总之，主流经济学鼓吹的那一套通通不搞，而这种模式的意义在于。公平和效率有合理的平衡点，绝对不会出现承包企业的厂长收入500万，社员只收入500元的荒唐局面。

网络上有一个笑话段子，叫做“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这个段子非常形象地补充了辅家”周瑞金的论断“‘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

而在周家庄的人民公社体制下，某人1千万，邻居穷光蛋的情况，是不会轻易出现的，既然大家都按工分结算报酬，而且，尽量设定了工分计分的“按劳取酬”原则，既是在相同劳动的付出下，得到基本一致的收入，这样，既有能力差别上的区分，又保证没有个体能够将自身的利益高高置于众人之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没有私有资本主导分配的安排，资本的作用体现在集体意志的支配之中。在周家庄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当今社会上的所谓“弱势群体”并不“弱势”，真正的人文关怀，只有在这种生产资料、生产成果集体所有，财富积累公平分配的基础之上才充分得到体现，而不是靠某些占有了巨大社会财富的“慈善家”居高临下的施舍。

是没有被突破“旧体制”的周家庄人民公社，把“辅佐家”虚头八脑的“人均”，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需要指出的是，周家庄并非“唯一”，在青藏高原、在内蒙草原、在珠三角平原、在长三角平原、在中原大地，都有这样的“最后”，而且都无一例外地实现了真正的“人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