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借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为话题，发了一个专栏“政治体制改革将成为深圳特区未来新使命”，看了这个标题草民的感觉是，《南方日报》给深圳“赋予”了一个“新使命”——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南方日报》授权宣布了深圳有一个“新使命”。

    该专题有几个人发表文章，一个是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坚，小标题是“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市场化和民主化方向”、一个是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研究员王利文，小标题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带动其他各项改革”、一个是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小标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特区未来改革发展开局的突破口”、一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尚全，小标题是“要在实现公平正义上走在前列”。其中，以高尚全先生的大名最为重磅，个中缘由，也与“政治体制”四个字有关，且有些尴尬，草民就不深入说了。

    草民拜读了《南方日报》的这个专题，在几位的文章中和《南方日报》加的编者按语中，从头至尾没有看到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四项基本原则”，也没有看到文章内容中有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相关内容的叙述。

   《南方日报》在其编者按中说“话题缘起上月，在中国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在讲话中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而相关的论述，其实早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就指出来了，邓小平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所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提出，“缘起”应该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那么，邓小平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个什么方向呢？邓小平说“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的谈话）

    按照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性的基本思路，第一、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架构），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制度，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参加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而不是相反。

    所以，邓小平在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谈话、论述中，一直在强调一个核心——四项基本原则，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说“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是大前提，离开这个大前提谈政治体制改革，就偏离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总设计”，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规划定下来了，一切的改造建设要按规划走，不能擅自改动，更不能塞进私货。

    但是，《南方日报》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成为深圳特区未来新使命”四位撰稿人的文章内容，对这个大前提、总规划避而不谈，令人感觉怪异。有些内容，似乎还与“四项基本原则”是背离的。

    比如，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坚，在“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市场化和民主化方向”一文中：

    钟先生先说得好好的：【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忽然话锋一转：【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所谓姓“资”姓“社”的新束缚】

    再看看邓小平的论述“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明明在讲“社”和“资”的区别，在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资本主义是造就少数人成为百万富翁和绝大多数人贫穷的，“两极分化”的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南方日报》的撰稿人却要来一个“突破”，把“社”和“资”的区别看成是“新束缚”？如果按照主流贤达的说法，把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看成“旧束缚”，那么“新束缚”是指什么？

    在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向邓小平的铜像献花，强调“坚持邓小平理论”，“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元素，也应该坚持，坚持到底。

    《南方日报》高调赋予深圳“未来新使命”，却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不是记忆力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