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领导、管理、话语权绝不能旁落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意识形态的讲话
葛元仁
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是面对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按照《共产党宣言》中“与传统的观念进行彻底决裂”,对全党发出的战斗动员令。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就始终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完全是由于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所处的地位不同,导致的生活资料分配的不同的结果。因此,任何意识形态都有其阶级利益的诉求。
从《诗经·伐檀》中反复强调“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明末农民起义喊出的“迎闯王,不纳粮”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剥夺农民阶级创造的财富,社会分配极度不公造成了农民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对封建社会制度的不满。而中国首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更可以看到,这是对束缚人们头脑的“血统论”形成的世袭制度的否定,农民阶级已经意识到,只有造反,起义,推翻封建统治,才能翻身。这些诗歌、口号,无疑都是与封建制度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对立的。
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要改变自己生存的状况,只有改变自己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掌握生产资料。而已经掌握生产资料,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决不会自动放弃既得利益,于是殊死的斗争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从罗马奴隶社会时期反抗奴隶主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到反抗封建君主制和贵族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反抗资产阶级的巴黎公社起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都可以得看到:代表新生产力的被压迫阶级,要摆脱旧生产关系的束缚,只有通过暴力革命获取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才能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有利于本阶级。而实现这个目的的先导就是通过文学、艺术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造舆论,占据道德制高点,做到“师出有名”。
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①这样就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进一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因此,制造舆论,集合队伍,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资产阶级本身就是这样做才取得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是欧洲普遍的“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当时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的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于是他们利用法国人民痛恨国王路易十六同有钱有势的第一等级的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狼狈为奸,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归于第三等级的其他人民不聊生的状况,以“博爱、平等、自由”为口号,于1789年7月13日发动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涌上街头,夺取武器,开始了武装起义。以攻占巴士底狱为标志,取得了胜利。又经历了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直到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攻下王宫,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法国大革命才彻底结束,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同样,“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②
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办杂志传播马列主义,深入工农,以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实,用工农的语言讲解马列主义,提出鲜明的革命口号,编写红色歌谣,张贴红色标语,明确人民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工作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才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二
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引起了靠私有制获得利益者的极大恐慌,尤其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国家,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本家不甘心,与他们一脉相连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甘心,在国内外寻找,培养与他们意识形态相同的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而他们人数极少,无法再靠暴力获取政权,恢复由他们占有生产资料来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于是就利用在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已经渗入到社会方方面面,甚至控制了人们思维的状况,豢养了一批曾经受惠于私有制的文人墨客,通过文学、艺术、影视、网络捏造事实,以偏概全,制造舆论大肆鼓噪,把人类在首创的、探索中前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受客观条件限制而发生的问题,无限放大,以证明社会主义不行,资本主义优越。企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手法,恢复私有制,重新掌控生产资料。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一些根本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将西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生活方式统统引了进来。以文化“包容”为名,鼓吹多元化,否定以马列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的一元化思想,搞乱人们的思想,以达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众所周知,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二者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缺一不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是我们现阶段的非常明确的政策。
但社会上一些经济学家,把两者对立起来,以公有制经济效率不高为由,极力贬低,要求取消公有制。目的就是要把劳动人民创造的国有资产变成私人所有,恢复由资本来控制生产资料,使得劳动人民重新沦为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这明显的资产阶级的诉求。他们提出的“用经济制度的改革,倒逼政治制度的改革”,就是企图通过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开展的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是重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那种“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③
改革开放本来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西化派却把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包装成所谓的改革,妄图以之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为了“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他们只讲“市场经济”,混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详细分析了人类社会基于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各种私有制的社会形态,得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④科学结论。
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年来他们大搞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普世价值”,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是颇有成效的。他们千方百计要把共和国的红色抹去、荧屏里、舞台上充斥着被歪曲的历史故事,让人娱乐至死的节目。革命经典文章被从中小学课本中删除,马列主义被赶出大学课堂,毛主席被肆无忌惮地污蔑,共产党受到攻击,社会主义被抹黑,革命先烈被诬陷。甚至出现了,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传播红色文化的电影《古田军号》,公然被人用各种手段进行封杀。他们公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恶毒打压宣传革命历史和捍卫社会主义的作品。谁要是公开捍卫“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被扣上“极左”“余孽”的帽子,他们故意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宣传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制造”的。令人费解的是,主流媒体对这些违反《宪法》的舆论不进行批判,还创造了各种词汇进行掩盖。
长期的对马列主义的诋毁,使得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固有矛盾造成的,只要用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去救“病了”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就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
出现这些现象,不仅是国外资本主义借着改革开放,堂而皇之公开在国内找的那些代理人在作祟,更主要的是国内一些人始终抱着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不放,与国外反动势力沆瀣一气,企图改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又一次说明,即便在消灭资产阶级,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可能丧失。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这种情况直到十八大以后才得到了遏制,但至今没有被清除,不时还会出来干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
三
十八大以来揭露出来的大批腐败分子,哪一个不是因为自己头脑中自私自利观念被唤醒,向糖衣炮弹举起了白旗,最后堕落成危害人民的人?尤其是一些地方“塌方式的腐败”,直接威胁到我们用几千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政权的稳定!
存在决定意识。在公有制经济中,每个劳动者的地位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完全用来保障人民的生活,生活资料的分配上是按劳取酬,差别不大。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几乎没有了存在的土壤,并且受到了人民大众的鄙视和不断地批判。当允许私有制经济合法存在时,已经被遏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了生存的土壤,开始死灰复燃。靠资本投入占有生产资料的企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在生产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上显然是不同的。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进入了分配领域,大量社会财富成了资本的战利品,财富在他们手里的积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使资本形成增殖,必然要降低劳动者的收入,造成两极分化。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的,所以它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死活。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⑤
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学马列主义,也根本不清除自己头脑中剥削阶级的思想,放弃了社会主义信仰,放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于说成为白求恩那样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更是无从谈起。他们眼里只有“做官”谋利,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们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公有制经济不感兴趣,极力鼓吹私有经济,一些地方根本不按照《宪法》要求的“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于是,“金钱第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成为了信条,各种丑恶现象随之出现,引起了人民群众的痛恨,乃至动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针对越来越坏的社会风气,小平同志醍醐灌顶地警告:“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⑥社会主义就会改变性质!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吗?
所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把意识形态问题提高到国家安全层面,不是没有道理的。
四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地在扭转这种情况,提出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两军对垒,你死我活,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必然会去占领。我们每个人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通过意识形态影响他人,再假他人之手迫害工人、农民,再嫁祸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激起群众的不满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因此,不能再“包容”了,必须把屋子打扫干净。尤其是那些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锅的“两面人”,一定不能再占据领导岗位,特别是舆论宣传口的领导岗位。必要的组织措施不能缺失。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列宁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立即指出:“要立刻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我们是做不到的。……除了组织起来,整顿自己队伍的纪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保存资本主义遗产’、‘遵守资本主义传统’的人,即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盗窃国库者以外,别无他法。”⑦苏联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时,将那些为了当官,脱离群众,滥用职权,蜕化变质,丧失信仰的分子开除出党,约16万党员被清除出党,占当时苏共党员的24.1%,纯洁了党的队伍。⑧这种经验值得认真借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⑨
现在网络发达,表达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言论都有,这就要求我们的网络管理部门及时进行分辨。分辨的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的“(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网络管理人员也必须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和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帝国主义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我们进行渗透,润物细无声地进行“和平演变”。他们和国内的第五纵队势力结成了神圣同盟,采取一切手段对我们进攻,我们无法回避。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被动防御还是主动进攻,是打人民战争还是只依靠少数政府宣传部门。
笔者认为;首先要正本清源,实事求是地明确,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保证实现“初心”完成“使命”的根本。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明确并坚持这一点,才能按照《宪法》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二要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从严治党”,纯洁党员队伍。对那些抹黑共产党,污蔑革命领袖,攻击社会主义,违反《党章》、《宪法》的,与国外反动势力有勾结的,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要严肃处理,直至清除出党。
再者对县团级及以上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和考核,不合格者要调离岗位,一遍进行培训,一边参加劳动。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针对目前严峻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只有加强自身建设,才能完成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任务。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5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8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3页,第27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63页。
⑤《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3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⑦《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690年版第521页。
⑧《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690年版第521页。
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