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消除地区之间的治理能力差距，要总结、沉淀出地方治理中的“最佳实践”和“标准作业流程”，做好“下水道工程”。

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个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会发现其决定因素主要有三个：

——想不想干好，这是“态度”问题；

——能不能干好，这是“能力”问题；

——有没有相应的环境，让地方政府想把事情干好、能把事情干好，这是“文化”问题。

昨天的文章，实际上是在部分解决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中的“能力”问题。

今天，我们再谈一谈决定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中的“态度”问题和“文化”问题。

相对来说，“态度”问题比较容易发现，比如，某个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敷衍塞责、应付差事、缺乏责任心，这是比较好识别的。

但是，“文化”问题，则解决起来非常具有挑战性。

在讨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时，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经典的现象：“无责有错”。

何为“无责有错”？

就是指某个地方政府，一些人在工作中，虽然严格遵守了各项规章、制度和流程，也严格执行了上级要求，但最终却没有把事情办好，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和抱怨。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在工作中似乎“没有明显的责任”，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结果出发，就可以明显地认定，这些人的工作“存在明显的过错”。

举例来说，疫情当中，某个城市的某个小区，因为出现确诊病例被整体封控，同时由于整个城市实施封城，物资调配出现了问题，这个小区的民众缺菜、少粮，甚至连吃饭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小区内有居民强行要出小区去买吃的，现场政府工作人员严格执行防疫规定，对其进行劝阻，严禁其出入。

现场工作人员做错了吗？

看起来没有错，他们只是在严格执行防疫规定而已。

但是，民众缺菜、少粮，连吃饭都成问题，他们要出去采购物资，有错吗？肯定也没有错。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场景。

如果民众觉得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在遇到现场工作人员阻止时，会产生非常大的怨气。双方之间会出现明显的对立，甚至有可能彼此动粗，大打出手。

而如果这个小区真的有居民因为没有饭吃而被迫出去采购物资，但却被现场工作人员强行阻止，甚至被殴打的话，这样的视频通过互联网传播开来，全国民众会怎么看待？

很明显，现场工作人员的行为虽然看起来“无责”，实际上最后却会酿成非常大的“过错”。

尤其是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国内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支持，非常宝贵，这是我们有信心战胜美国恶性打压的基础。任何有损党和政府威信、形象，任何有损民众对党和政府支持、信任的做法，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实际上，在企业管理中，这种“无责有错”的现象也非常常见。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些优秀的企业会通过如下几种方式去解决：

——强调结果导向，过程只有产生了很好的结果才有意义，否则这样的过程就是走形式，就是空耗；

——强调对事情的本质负责，比如，在企业当中，财务和法务部门存在的本质是要帮助业务部门取得成功的，支撑企做大、做强。财务和法务部门建立的规章制度、流程，归根到底应该为业务的成功服务，不能“自转”、“空耗”。否则一家企业虽然严格遵守了各种财务和法务的规章制度、流程，但最后业务却做死了，企业倒闭了，这样的财务和法务部门对企业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强调不能唯上。任何时候，不能机械、片面地理解上级的要求。上级的要求也是为了把事情做成。有时候，上级的要求只是做成事情的一种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这个时候，要把事情做成，就非常需要下级发挥主观能动性，补上能够把事情做成的其他关键条件、要素。还有一些时候，上级的要求可能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就是错的，这个时候更要下级实事求是，做好沟通，尽可能调整方案、计划。相对来说，一家成功的企业，一家务实的企业，都不太强调对上级“言听计从”，因为单纯的“言听计从”是没有价值的，只有把事情做成，才有价值。

在中国地方政府日常工作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一，一些人过于强调对过程负责，以此追求自身“免责”，而不对结果负责；

第二，一些人过于强调对规章制度负责，不对事情的本质负责；

第三，一些人过于强调对上级“言听计从”，不对最终效果负责。

实际上，地方对中央负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地方，不让问题升级，不把责任上交，不让矛盾上升。

同样，下级对上级负责，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自己职权、工作范围内，把问题解决好，把矛盾化解好。

搞形式主义，玩花架子，口头上重视，表面上忠诚，都是没有用的。

真正有用的，就是急中央之所急、想中央之所想。

当前，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央最核心的关切，还是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任何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情，不管上级有没有要求，都应该去做，而且要把它做好。

相反，任何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情，不管上级有没有禁止，都不应该去做。

这才是真正地对事情的本质负责。

为什么对事情的本质负责很难？

第一，这是人性使然。做向上管理，揣测领导的思维、想法，更容易获得领导的认可和信任，往往更有利于自己的升迁和发展；

第二，要对事情的本质负责，就要对事情的本质有深刻的领悟和了解，这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

第三，需要有配套的考核体系。我们的考核导向到底是鼓励大家走流程、讲形式，但求无过、不求有功，还是鼓励大家奋发有为、敢想敢干，即便在探索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只要不是原则性的，也能够包容和谅解？这中间的差别很大。

要打破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中的“无责有错”困境，有如下三个方面值得考虑：

第一，上级对下级的考核要体现结果导向，多奖功劳，少奖苦劳。有苦劳没功劳，本质上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更是对做事机会的一种浪费。所谓苦劳，是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但最终没有结果。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认真工作，这本身也是一种功劳；

下第二，上级对勇于探索、敢作敢当人员的包容度有多大，下级的创新性、主动性就有多大。如果上级自己畏手畏脚，不求有功，但求无错，下级就不可能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仕途发展去搞创新。不能一边鼓励大家创新，一边一旦创新受挫、出现问题，就百般责备、无限追责，这样是不会有人真正愿意去创新的，也不会有人真正愿意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

第三，在任何组织内部，都要善于发现和用好那些强调对结果负责、强调对事情的本质负责的人。这种人在人群中整体占比较低，但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宝贵的火种。一个人做事的方式，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一个人思维方式的形成，跟家庭熏陶、学校教育、社会选择密不可分，也跟一个人内在的性格和气质密不可分。找到那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手下出活的人，是确保一个组织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最后，再回到本文开头所举的例子。

疫情当中，某个城市的某个小区，因为出现确诊病例被整体封控，同时由于整个城市实施封城，物资调配出现了问题，这个小区的民众缺菜、少粮，甚至连吃饭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小区内有居民强行要出小区去买吃的，

这个时候，现场工作人员到底应该怎么做？

如前文所述，他们可以选择铁面无私，严格执行防疫规定，坚决阻止任何人进出小区。

这是一种“安全”的选择，这也是一种“简单”选择。

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他们看似严格执行了防疫规定，但却没有想到，防疫也是为了民众，如果民众连吃饭都有问题，这样的防疫一定是有问题的。

这样的人，往往会激化矛盾，让问题升级，最后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支持。

如果现场工作人员可以更人性化一些，在确认自身防护措施到位的情况下，去帮吃不上饭的群众买菜、买粮，这就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这样做，民众看在眼里，一定会记在心里。

这也是一种符合常识的做法。

当然，这么做，也有一定的风险。万一因为替群众买菜、买粮，自己被感染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但实际上，从常识出发，这样的风险是比较小的。不能为了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绝对免责，就不敢去做正确的事情。

追求觉得安全、追求绝对免责，恰恰是很多人掉入“免责有错”陷阱里的重要原因。

如果现场工作人员帮助了困难民众，这是有价值的，但从治理能力角度看，这样的价值依然有限，因为它是单点的，这种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小区内居民吃饭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现场工作人员，能够建一个微信群，发动小区内的党员、大学生、身体健康的青壮年做志愿者，进行自救；如果现场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反馈问题，而且上级部门在接到问题后，还能及时想出办法，解决好物资流通秩序和规则的问题，在不显著增加防疫风险的情况下，体系化地解决一个小区、一个街道、一个区的民众在封城后的吃饭问题，这样的价值就大了。这样的干部、能出这样干部的环境，就值得充分肯定和深入研究了。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有同理心，能从常识出发，对事情的本质负责，更要求他们的背后，同样有一个有同理心，能从常识出发，对事情本质负责的领导，还要求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很好的体系、很好的系统、很好的环境，能让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低成本、低风险地做到实事求是，对事情的本质负责，把事情做好。

而这，就是提高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