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从哪里解放？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精英们纷纷出来做注解。有的点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把装甲车开到大街上的汪洋同志主持南方几家报纸开始把改革前的中国说成“国运彷徨、民生凋敝……饥肠辘辘”，矛头对着南街村这个这个还举毛泽东旗帜的集体经济开始围剿，还说要“杀开一条血路”；在西山会议上说共产党非法的人通过批判样板戏把中国革命说成野蛮和暴力……显然，否定毛泽东和否定中国革命，似乎是精英们解放思想的起点。因为他们并不打算从别的角度上考虑这个问题。比如仇和主政昆明，能做的事情还是老一套——卖，把所有学校和医院都卖光，在已经被证明影响社会和谐安定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还当作宝贝，显然也没有解放思想的味道。到重庆主政的薄熙来也还是“加强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不管现实情况把从90年代初就开始用了十几年的东西还拿过来用，显然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

什么是解放思想？现在的解放思想基本被定义在“不法祖宗”的范畴里，凡是以前我们信仰的东西都批判，凡是改革前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抛弃就是解放思想？这不是解放思想，这是蛊惑人心的虚无主义，是新的两个“凡是”。因为循着这条路走，连邓小平的“两个基本点”都已经被否定了，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成了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解放思想的核心在于“实事求是”，在于从新的角度来认识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闭眼不看中国现实问题，不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的解放思想是制造混乱，是火上浇油。精英们现在的思路是加剧现实矛盾的思路。

现实问题是：在国内，中国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现象严重，极端外向型经济上面临被金融洗劫的威胁，官僚腐败愈演愈烈；国际上面临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政治、军事威胁和压力。显然，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已经八竿子也打不着了，与计划经济也找不到联系了，与改革前提倡的意识形态也没什么关系，而且也很难证明与共产党一党专政有关。甚至可以说，这些东西恰好是在“打左灯向右转”走得太远了，远的连“四项基本原则”都够不着了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且不说是否需要重新研究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作用，也不说是否需要考虑全面学习邓小平文选，全面把握邓小平理论，而不是邓小平思想千言万语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姓社姓资不争论”，起码要看看自己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法究竟与什么主张相关。否则，本来“打着左灯向右转”转出了毛病，现在用“打着右灯向左转”问题就更大。

制定保护劳动者的新劳动法，保护劳动者尤其农民工合法权利无论用什么“以民为本”等新名词来概括，肯定更接近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切实保障大众的教育和医疗水平也不是“右灯”所指的方向而是“左灯”照的方向；惩治腐败和提倡“八荣八耻”只能更接近“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思想而不是更接近“向钱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无论中央现在不得不做的事情和将来不得不做的事情，那一条也看不出来用否定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有什么帮助。

“打左灯向右转”是装孬，“打右灯向左转”是笨蛋！

事实求实是解放思想的根基，解决问题是解放思想的生命。

如果实事求是，就必须面对要解决的问题，看看这些问题用哪种理论更能够说清楚，用哪些理论根本无法解释更不用说指导工作了。

如果实事求是，就必须对产生这些问题的理论和说法重新审视。因为虽然党中央前些年是打左灯向右转，但精英们的右灯可一直打着的，而且大部分问题都是跟着这个灯形成的。解放思想，恰好应该研究一下这些右灯在形成困难局面中起了什么作用而不是相反。

如果实事求是，就必须对实际造成当前问题的“习惯说法”进行重新认识，还历史本来面貌。“从个人利益出发就能焕发干劲，从集体利益出发一定压抑创造性”，这个看法已经深入人心，但正是这种甚至远离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西方资本主义伦理的看法造成一系列问题。

其实深究起来，1980年前后对小岗村的宣传就是始作俑者。小岗村本来是个比较特殊的生产队，是那种族姓矛盾特别尖锐，无法合作的一群人，13年平均亩产四、五十斤，年年吃返销粮肯定不是标准生产队的形态（没有上缴的村他们吃什么返销粮）。而宣传他们个人承包1年后粮食就翻番，几年后翻十几番，几乎等于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精神力量有无穷创造力。而总结出承包制的核心在于“焕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等于在宣称“只有人人都为自己，才有创造性”的理论。只要种过地都知道，粮食打多少与“精神力量”关系不大。“水、肥、土、种、管……”，精神力量顶多对“管”起作用。改革前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水浇地面积1978年达到顶峰，至今也没有什么突破）解决了谁的问题；县县办化肥厂，引进13个大型化肥在80年代初前后投产，使中国化肥产量从60年代的几十万吨到1980年的1232万吨解决了肥的问题；杂交稻和高产小麦良种的研究和通过计划体制的强力推广解决了种的问题。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是1980年秋收后（9月下文件），结束是1983年，而从70年代末到1980年中国粮食产量已经呈现高增长趋势，1975年到1980年5年粮食年均增长1.7%，而80年到85年，也就是所谓粮食问题解决的年份，粮食年均只增产1.2%（这拨硬提条件改变效果过去后，90到03年年均增长只有0.9%）。

其实，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与宣传“为自己种田，产量一年翻一番”一样是说“精神有无限创造力”，差别就是前者是“为集体”，后者是“为个人”。不实事求是看待中国粮食问题究竟是怎么解决的，不仅本来就是歪曲历史，而且带来严重负面作用。

如果事实求实，就会从世界经济变局中审视中国持续近30年的高增长，而且会认清世界变局对中国带来哪些有利的一面，哪些不利的一面，才能避免或减轻危机。像现在这样只说自己不说别人，只看内部不看世界，把所有经济增长都归结到“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成就”，如同井底之蛙，不可能思想解放。

一个人如果视野不变，看待问题角度不变，坐在那里苦思冥想，结果思想变了，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思想变不变，认识变不变，取决于视野变没变，角度变没变。坐在井底下认识世界与到井口认识世界是不一样的，视野角度变了，认识才会变，认识变了思想就变了，就解放了。是视野、角度变了才有思想解放的结果。

现在什么东西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人以扭曲的心理，狭隘的角度描述的世界。要思想解放，就必须摆脱这些说法，实事求是地站在世界角度看待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中国能实现持续近30年的高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有3个。一个是改革前中国建立了一套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普及了初中教育，这里还包括中国革命让中国老百姓有了主人翁的感受和心态；一个是西方国家从90年代初开始的产业资本外溢并由此引起的世界贸易额剧增。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但改革并不是关键。

80年代的高增长确实与改革有关。这个时期的改革在增长中的作用并不是“提高了农民种田积极性”，而是“让农民成为自由劳动者”，农民可以办乡镇企业，可以做小生意，可以出外务工，使他们的收入增加，眼界放宽。这个时期工业增长中乡镇企业的贡献率高于非乡镇企业，同时农民收入增长是内需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但是，到了90年代，尤其中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主要来自外需了。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一轮产业资本外溢，产业空洞化的潮流，被称为“虚拟经济”和“赌博经济”阶段。90年代前，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每年只有百十亿美元。1990年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到369亿美元，1991~1996年，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平均每年增加32%。2000年达到2525亿美元，比90年增长近7倍。同时美国、英国、西班牙从80年代末开始连续贸易逆差将近20年，西方其他主要工业国的贸易顺差也一直在明显下降。2006年美国贸易逆差超过7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制造业产值的40%（美国制造业三分之一强还是军火工业）。由于西方国家消费了现代产品和服务的80%，国际贸易市场急速扩大，从西方工业化后世界进出口总额始终在数千亿美元徘徊，但1970年到2004年，世界进出口总额从6000亿美元急速扩大到了18.6万亿美元，增长30多倍！远高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际环境，构成了中国持续增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中国不可能在90年代以后持续高增长。从1997到2006年，我国经济增长大约为9.6%。其中外需（贸易顺差）支撑了75%，内需支撑了25%。也就是没有国际市场的急剧扩大，中国这10年经济增长只会达到2.3%。

如同“承包制提高了农民种田积极性，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一样，我们把中国持续高增长归结为“体制变换”。体制一变换就能持续高增长这么长时间？要果真如此，印度早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开放程度始终很高，而且国家大小人口多少与中很接近，印度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时期实现高增长？更重要的是，印度与西方关系远比中国要强，从1991年开始，世界直接投资中，中国所得资本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多数年份排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少数年份世界第一，累计达到1.3万亿美元，占尽了便宜，而为什么印度没能赶上这次机会？改革开放再伟大，无非是改成印度那样子，因此精英们的解释是不通的。

说透了，中国持续高增长的原因是前两点。

能够有效利用世界经济发生变化需要条件：

与美国不处于敌对状态属于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强权美国一定会制裁与它敌对国家交易的西方公司。中国虽然没有印度等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融洽，但是自1971年中美首脑会谈后，70年代初所有发达国家都与中国建交。这次资本转移不是政府贷款而是民间资金，除了美国明确进行经济制裁的国家，基本不受政治因素影响。而这个基础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前奠定了。

国家要足够大也属于充分必要条件。由于这次转移规模非常大，因此真正能够长期获益的只有人口大国。对于台湾地区、韩国、泰国等人口小国和地区来说，制造业一发展，劳动力就紧张，工资就很快上涨，西方产业资本很清楚这种情况。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人口接近一个亿和一个亿以上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国。这里，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条件太差，显然没什么机会。剩下的应该是印度、印尼、巴西和墨西哥，其中印度的人口与中国接近，印度似乎更民主，更市场化，应该比中国机会更大，但是历史并没有青睐印度而青睐了中国，为什么呢？

因为质量高而且价格低的劳动力队伍也属于充分必要条件。上世纪初的直接投资是矿业和种植业，文盲就可以。对制造业来讲，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是基本条件。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受过初中及以上中等教育的能够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同没有足够人口是同等意义。同时，劳动力是“按质定价”的。就这一点来说，中国处于绝对优势。中国早在1978年中学入学率就达到87％，文盲率只有34％。印度在1980年的中学入学率只有30％，1980年文盲率达到60％。到大量投资的1995年，中国中学入学率达到90％，文盲率下降到19％，而印度1995年中学入学率才达到49％，文盲率49％，依然达不到比中国改革前的水平。这样的劳动力素质结构，自然很难被产业资本看中。其他几个国家，在1980年和1995年的中学入学率好文盲率分别为：印尼：29％和48％；墨西哥：49％和61％；巴西：33％和45％，都没有达到中国改革前水平（统计显示，中国1978年中学在校生人数比1995年还高）。国际资本都是唯利是图的，质量高价格低才会来。

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和交通、能源体系属于充分条件。确实，上世纪初西方给殖民地建过基础设施，但那是为了运走东西。日本人在东北建电厂、钢厂，修铁路、码头，是为了把产品运回日本。这次转移的产业资本是制造业，没人会先给你建好铁路，高速，钢厂，电站等。制造业要求充分配套，如果电力、钢铁、交通、技术装备条件不好，产业部类不齐全，单个制造业根本不会进来。1980年，中国1980年的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8500万千瓦，到1993年达到18000万千瓦，而印度到1993年才达到中国1980年水平，人均装机容量只有中国的62％。印度那么热的夏天连空调都开不了，还哪里有电搞生产？1980年，中国钢产量是印度的4倍，巴西的2.5倍，墨西哥的5.3倍。1995年，扩大到印度的9倍，巴西的4倍，墨西哥的10倍。没有改革前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根本无法与迅速增加的制造业配套。中国在1980年，铁路货运量是印度的3.4倍，1995年增加到4.7倍。人均货运量1985年是印度的2.3倍，1995年是印度的2.7倍，印度哪里有多余运力去满足新增的制造业？正是解放后我们正确地选择了重轻农的关系，大力发展能源、交通和设备制造业，中国才具备改革后承接大量制造业的条件。

为什么中国能早早就把工业做的部类齐全？因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国策，全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创造出这个局面。1970年，中国人消费率只有63%，积累率达到37％，印度人干什么呢？他们消费了78％的产出，只积累22％。到1980年，中国积累率35％，印度只有27％。一直到上世纪末，印度积累率才达到35%。没有毛泽东时期前辈们勒紧裤腰带，中国现在就与印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其实还不是同一起跑线，因为美国肯定不愿意支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起来！

那么，市场化和民主化是不是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呢？不是。西方这次资本转移不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发展中国家市场其实很小），而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计划经济国家反而更容易选择窗口方式的“特区”解决这些问题。早在70年代周总理就指示研究建立“特区”的政策了。至于民主不民主则更不重要，中央集权国家反而更容易制定出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资本家没有祖国”，哪里能赚钱就往哪里去，管他什么政治不政治。能赚钱，沙特国王那里去的，萨达姆的地盘也去的。台商不是喜欢统一往大陆来，是因为这里能赚钱！西方资本家一评估，都会发现把资本投向中国最合适。中国既然早就开了口子，资本进入是必然的。

如果是旁观者看，似乎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有预谋，费尽心机花了几十年功夫打造身段，以便赶上这个最有利的时期，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崛起。这样看，邓小平路线无非是毛泽东路线的继续，都是根据中国和世界基本情况做出了正确选择。把改革前后划成两个完全对立的时代，与历史事实和逻辑无关， 是不实事求是的说法。不实事求是，坐井观天，思想狭隘，自拉自唱，意识形态第一，还谈什么思想解放！

如果事实求是，把视野放在全球来审视中国问题，就会有危机感。思想解放是为了解决问题，是为了强国，成天沉浸在自拉自唱的“盛世情结”中，以为世界环境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最后遇见灾难才想起该怎么办，谈什么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就必须解放到能应对世界变局和预见危机。

新的世界经济并不只有西方经济产业空洞化，产业资本转移，世界贸易额大增等虚拟经济这一个面，还有赌博经济这更大的一面，以及西方换了个方式剥夺你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拉美国家挨着个地在虚拟经济的另一面吃了亏，东南亚一个个也吃了亏，连小日本也吃了亏。也就是凡是开始没有与西方金融经济的“国际惯例”接轨，凡是金融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在被迫与世界接轨前后，都沾过虚拟经济的光，但也都无一例外遭到赌博经济的洗劫。如果我们既不能从理论上认识到虚拟-赌博经济的两个面，又无视虚拟-赌博经济一字摆开了数十个被宰杀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我们就可能亲手毁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开创的复兴之路！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小龙”们，无一不是虚拟-赌博经济的受益者。上世纪7、80年代虽然西方资本转移数量有限，但这些国家规模也小。于是被称为经济奇迹，封为这龙那龙的。但他们也都不清楚虚拟经济这些恩惠是有代价的，虚拟-赌博经济是双刃剑。这些国家与日本一样，开始的金融市场都没与国际接轨，适合物质生产，因此都有漏洞（对赌博经济来说）。但是既然人家给你钱，就会要求你符合人家的规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不停地要求你金融开放。于是，东南亚国家一个个的都金融自由化了。

所有适合物质生产的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体制肯定没有完全与适合赌博的国际金融体制接轨，都是西方国家批评的对象，也是国内改革派诟病的对象。这些国家往往银行坏帐很多。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学者”都把中国银行坏账多的原因简单归结到计划体制好国有体制上，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后起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产品结构变动是跟着发达国家走的，频率非常快。银行和企业的项目规划书上数字本来都算得一丝不苟，投资回收期估计的都很有把握。结果12吋黑白电视刚投产两年人家的彩电就上市了，18吋彩电流行不到两年，28吋的就来了，接着什么直角平面，背投、等离子后脚跟前脚就进来了。中国贫富分化速度非常快，梯度消费的低收入群体与市场渐行渐远，无法形成梯度消费，于是中国产品周期都出奇的短。发达国家几十年的产品更替过程，中国10年就走完了，企业投资收益期都与项目报告计算数字大相径庭，银行只能跟着倒霉。而这些问题都一股脑的被西方学者、世界银行等归结到“金融体制没有与国际接轨”，国内学者也信誓旦旦地表示确实如此，于是这些国家都因为内外压力最后选择开放金融市场，他们的缺陷又成为金融大鳄战无不胜的缺口。王小强总结的很简洁——“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的高速发展，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娼盛（追涨），外资抛空带来金融危机（杀跌），这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三部曲，成为当代所有‘新兴市场’无一例外的宿命。”

2001年，美国三大股市总值18万亿美元，香港世界第六，新兴国家之首，0.6万亿美元。2001年世界外汇日交易量3万亿，香港世界第五大，900亿美元，其中港元参与的不过50亿美元。到1997年，一头大象跳进了洗澡盆里，所罗斯调集上百亿美元挨个把规模更小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洗劫一控，卷走上万亿美元。最后香港之所以幸免，是因为政府跳进来救市，加上中国撑腰，最后才没垮。

墨西哥也曾经是虚拟经济的受益者。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被世界清算银行评价为：“对外赤字与宏观、微观经济，无论用何种标准评价都是健康的”，被称为“新兴国家的样板”。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大量资本涌入，因为这里的利差和收益最大。1990～1993年涌入墨西哥资本达到910亿美元，70％进入证券市场，购买了墨西哥50％的股票和20％的政府债券。这三年墨西哥股价上涨436％，也是买股就赚钱，买房就升值，形式一片大好。1994年，北美贸易协定正式生效，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把墨西哥农民逼得到处起义，比索开始贬值。机会一来，索罗斯等金融大鳄跳了进来，大量抛空比索，墨西哥政府耗尽数百亿美元储备，也没拦住，外资抛空，股市崩盘，货币贬值，接着蔓延到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

中国不是香港和东南亚小国，很难想象中国会落到泰国的地步，但中国顶多是个日本。而且中国如同当年的日本，本币被常年低估，升值压力很大，外汇储备奇高，已经印刷了大量人民币，流动性已经好得出奇，去年开始的股市、楼市高涨，大家赚的也是中央银行的钱。中国通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一样，银行坏帐很充足。中国之所以还没像日本那样被洗劫，原因很简单——猪还在圈里，而外人不准进。按照中国已经制定的金融改革“计划”，十一五期间，资本项下外汇交易要开放，利率和汇率管制要与国际接轨，而且明确要引进外汇和股票期货指数交易，等这些条件一具备，人行为了稳定汇率，只能大量增发人民币，于是中国人也能享受当年日本人的福气。中国比日本更合适屠宰的原因在于，中国股市中股民人数和参与度，以及换手数都比当年日本大得多，连临时培养都不用。十七大报告刚讲要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证监会的老板尚富林就说这是说这是指鼓励大家买股票发财，群众赔了让他们找胡锦涛总书记要去？

遍观世界，所有新兴市场没有被洗劫的，只有中国了。

 “右转灯”一定会把中国引向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掉进去的悬崖中去的。

思想解放不是个时髦词汇，不是个怎么把玩都出好结果的东西。最主要的是，思想解放从来不是把老祖宗的东西都否定就是标准。思想解放只能是现有认识无法解决当前问题时的一种指导性口号，这个口号的目的不能是隐晦的，不可告人的，更不能不考虑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对未来的预期。在政府不得不向左转，解决民生问题的时候，把新自由主义右转灯打出来，南辕北辙，恐怕就不是“闹笑话”的事情，而是“翻大车”的事情了！

精英们要“杀出”的那“条血路”，恐怕还真是条人仰马翻，遍地哀鸿的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