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确认的“自我革命”，是走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新答案。“窑洞对”提出的“人民监督”，是第一个答案；“自我革命”则是第二个答案。把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结合起来，做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使我们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是新时代治国兴邦的重大任务。

这里先谈谈对自我革命意义的初步认识。

一是自我革命鲜明地反映了“人民至上”的内在本质和必然要求

古往今来，人们一直以为政权就是江山，江山就是政权。习近平同志则强调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是一个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崭新结论。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定历史结局的是广大群众，在《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中又两次进一步明确强调，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命运，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令人遗憾的是，一个时期以来，在美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下，列宁的这些刻骨铭心的教导却被不少共产党人遗弃了。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没有能够跳这个周期律，落得个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

“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的理念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人民至上”的根本表现，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直接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参加国家管理。这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国家政权。列宁在《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中明确指出：“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制定出种种形式使全体劳动者容易参加管理国家和建立国家制度的工作，只有这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巩固；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就会成为伟大的力量。”

自我革命，能够有效地巩固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使我们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人民至上”要求实行人民民主。作为“公民权利的民主”，由宪法和法律加以规定，通过法律、政策等措施切实加以保障。实现法定权利，作为公民权利的民主就实现了。只有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政体，才能保障公民享有越来越广泛的民主权利。在我国，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等等，都是公民享有民主权利的表现。“人民至上”原则下的“自我革命”，要求我们党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体公民能够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的民主，同时也是有物质保障的民主。

自我革命是一场革命，是自己革自己的命。这里有真理的拷问，灵魂的拷问，党和国家命运的拷问。

二是自我革命是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

如何巩固政权，保障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时开始便进行艰辛探索。实践证明，“改良主义”和“大民主”都走不通。

“改良主义”是在不改变旧制度的条件下实行社会改良。这一思想，抛开“主义”，只看“问题”，认为一个一个的问题解决了，社会就变好了，人民群众就满意了。这种主张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问题”都是要解决的，特别是持续的、普遍的社会问题。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解决，而在于问题的认定和解决问题的措施是以什么“主义”为指导。离开作为真理的“主义”，“问题”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不允许资本野蛮生长”，“不接受两极分化的格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是社会革命的应有之义。很明显，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才可能提出这样的主张，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则是不可能的。

“大民主”是脱离党的领导，群众自发的大规模民主运动。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大字报、大辩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因为实践中，因为群众往往没有弄清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区别就采取行动，因而容易造成误伤，容易违背大民主运动的初衷。譬如，说这个当权派是“汉奸”、“叛徒”，说那个当权派是“国民党”、“伪军”， 材料满天飞。群情激昂。然而，历史材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档案里来的。档案在上级保管，显然是不同“上级”分别泄漏给保自己一派的群众了。档案里有组织结论，可结论偏偏不泄漏。由此，“大民主”成了当权派斗当权派、群众斗群众的工具，成了泄私愤、图报复的工具。“大民主”成功了吗？最后没有成功，只能使社会走向对立和分裂。

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是对的，但是搞“大民主”是妥当的，靠“大民主”治党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靠什么治党呢？经过千辛万苦地寻找，在新时代终于找到了。这就是“自我革命”。在新时代，靠“自我革命”治党，是百年大党治党的新结论。

当前，反腐败是自我革命的集中表现。人身上有虱子、虮子是难免的，但是如果能常“下楼洗澡”，常换衣服，虱子、虮子就没有了。可见，反腐败的关键是铲除腐败产生的条件。只有腐败产生的条件不存在了，才能堵塞权力寻租的通道，才能击破不良资本和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党内寻找代理人的图谋。党内“民主派”、“西化派”，有的也不表现为腐败；“第五纵队”、“颜色革命内应”等等，也常常不表现为腐败。但他们都是反共分子，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定时炸弹”，是腐败的渊薮，需要像反腐败一样彻底清除。

“自我革命”重提“革命”，“告别革命”就破产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就有保障了。

三是“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1845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中，首次提出“社会革命”这一术语，并指出：“这种无法避免的革命用任何发展工商业的办法都防止不了，防止这种革命 （它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振荡都更加猛烈）的唯一办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制度并为这种制度的实现做准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多种场合所说的社会革命，都是指推翻一切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的革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种革命，能使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我们党所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不是臆造出来的，它是在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是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中生长出来的，是从我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巨大挑战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社会革命，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把“以自我革命”同“社会革命”连在一起，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新时代的召唤。

总而言之，“自我革命”是新时代的产物，是党的历史主动性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相互一致的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拥护下，我们党的“自我革命”一定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这是可以指望的，因为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和常委们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走在延安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