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策还是弱华论？
——评时北京某知名大学教授S言论种种
刘长明
摘要：在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严峻形势下，许多学者基于自己专业的建言献策，有效助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然而，其中良莠混杂，既有强国策、复兴论，也不乏弱华计、自毁谋。纵观北京某知名大学教授S的一贯言论，处处隐含着自毁长城的节奏：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仆从邦交论，与大国外交无缘；无底线的退让求和主张，背离以战促和的辩证法；通过自毁弱华以示诚，绝非“权一时之势”的“弃彼取此”，注定是历史的笑柄；其屡屡指责的战略透支，实为战略自卫因而也是战略必须；涂上理论色彩的含沙射影，隐含着鲜明的立场，绝非学术中立；对军方利益集团的定性，剑指钢铁长城；毫无科学性可言的信口开河，往往在随后自相矛盾的言论中不打自招。在群狼环伺的险恶环境下，北京某知名大学教授S之言论，实乃弱国之谋，亡国之术。
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变局。以战立、以战强、以战霸的美国，为了继续维持目前收割霸权红利的金融殖民帝国地位，满世界点燃战火，已成为世界动乱之源。在此严峻形势下，着力全方位打造维护正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道义高地，是中国行稳致远并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免遭釜底抽薪式破坏的压舱石。为此，许多学者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建言献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有效助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学界的声音不只有强国策、复兴论，还有弱华计、自毁谋。纵观北京某知名大学教授S的一贯言论，与其说是“国之大者”的建言，毋宁说是自毁长城的节奏：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仆从邦交论，与大国外交无缘；无底线的退让求和主张，背离以战促和的辩证法，终将退无可退；通过自毁弱华以示诚，绝非“权一时之势”的“弃彼取此”，注定是历史的笑柄；其屡屡指责的战略透支，实为战略自卫因而也是战略必须；涂上理论色彩的含沙射影，隐含着鲜明的立场，绝非学术中立；对军方利益集团的定性，剑指钢铁长城；毫无科学性可言的信口开河，往往在随后自相矛盾的言论中不打自招。在群狼环伺的险恶环境下，S教授言论，实乃弱国之谋，亡国之术，不可以强国，不足以守正。在国际形势随时可发生突变之际，为了有效应对以世界多数国家为打击对象的战争贩子及其同伙可能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行为，警惕、揭穿S教授式的弱华言论，显得尤为必须。至于S教授所发论文中存在的一稿多发、重复论证、语句不通、逻辑混乱等学术失范现象，作者在文中也一并粗略提及。
一、大国外交还是仆从邦交？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外交必须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大义，形成中国范式。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为这种大国外交之路指明了方向：“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有无“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能否坚守国际正义，是判断大国外交还是仆从邦交的基本标准。
那么，S教授主张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外交呢？在S教授看来，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中国模式，他说：“难道世界就会改而相信（并非中国人而是外国人讲的）中国模式？……哪里有格外优越和能广泛适用的中国模式？”既然“对中国自己都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的“格外优越和能广泛适用的中国模式”纯属子虚乌有，那么，放弃自我、迎合美国，以美国模式为模式就成为S教授的不二选择。在妖魔化大国外交所要求的包括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大义在内的中国模式之后，S教授开始兜售名为“中美共治”实为丧失外交独立性的仆从邦交理论，继而将这样的外交路线美化为“简单的经济学问题”：“某些情况下这些麻烦制造者甚至可由北京和华盛顿‘共治’或‘共同管理’，就像在处理陈水扁当政时期的台湾独立危险和2009年前争取朝鲜非核化时发生过的那样。”S教授的“中美共治”情结根深蒂固，故而总是对美国寄予厚望。在《中国在对日关系中需要调整思维方式和战略》中，其主张的思维创新竟然是：“利用美国对安倍逆行的战略忧虑，争取其在中日对抗问题上摆回不那么同情和偏袒日本的原有立场，争取美国有力地参与阻滞甚或制止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正式大倒退和激进修宪趋向。”问题在于，一直把日本当作对抗中国的棋子的美国，何来“对安倍逆行的战略忧虑”？日本的哪一次“在历史问题上的正式大倒退和激进修宪趋向”没有美国的默许！
将本来神圣的大国外交归结为俗不可耐的“简单的经济学问题”的S教授深知，既然仰仗美国为中国主持公道，按照经济学法则，中国自身就必须有更大的付出和承诺——这些付出和承诺包括：“在中国的接受下，美国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它在世界总的军事优势，特别是在冲绳和关岛以东的西太平洋东部及中太平洋的军事优势”；为了“保证美国的两项紧要利益——亚太的基本和平和美国亚太盟国的安全”，我们必须使美国“确信，中国将坚持排除用战争作为工具去解决与邻国之间的重大争端”；“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接受下，还将拥有在某些地理区域相对于中国的外交优势，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为达此目的，S教授敦促“中美两国的政治领导人或最高决策者应当改变过去数年在彼此间交往中常有的几种外交国务做法”，转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达成颇长历史时期内基本稳定的‘最终解决’”。他一厢情愿地乐观展望，一旦“上述战略终点”得以“最终解决”，便是或疑似是外交历史的终结，俨然一副中美共治主宰和瓜分世界的姿态！
在S教授看来，“中美共治”压倒一切，外交工作必须无条件为想象中的“中美共治”让路。他认为，如果外交工作仅仅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致力于“中美共治”，与美国操控的所谓国际社会“接轨”，“中国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过久地置身于新贸易构造和新贸易规则体系的创设、构建和制订之外，从而处于相对孤立、被迫跟随和被迫从命的处境，跟不上世界贸易高端、技术高端和操作管理高端的发展潮头”，中国必定承担“中长期的国运和国势而言殊为不利”的严重后果！为了实现梦寐以求的“中美共治”，S教授不惜为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中俄战略关系泼冷水，放言：“中俄关系无论何等重要，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急剧增进的俄罗斯角色是其对华之军事意义”毋庸置疑，但是他接着危言耸听，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走得太近，会引起“中美在西太平洋军备竞赛的相应加剧和来自美国及其军事同盟国的疑虑”，“损及中国与美欧的关系，潜在地增添中亚、东欧国家的对华不满与担忧”，因此他反复警告，俄罗斯对中国而言“有着间接且深远的负面影响”，甚至“中国由此亦有可能被俄罗斯拖入与自身利益关系甚少的重大国际纠葛和风险”。然而，事实令S教授很失望。2021年6月28日，中俄两国元首在视频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2022年2月4日，中俄两国再次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同时，两国都表达了反对北约进一步东扩、维护世界大局的立场。面对中俄良性互动的态势，患有“中美共治强迫症”的S教授念念不忘美国感受：“可能会加剧美国对华的制裁和打压。”
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S教授崇拜有加，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从战略心理和军事态势上说，美国不那么神经质，中国不那么激进，俄罗斯不那么不顾一切，日本不那么‘修正主义’”——这实在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滑稽叙事！现实令S教授很失望，因为“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全球治理和全球开明秩序面对严重挑战甚而倾覆危险”。S教授心目中的理想“全球开明秩序”——一个便利于西方世界收割“韭菜”的既有国际秩序，正面临被正义力量撕裂的危险。对此，S教授心知肚明。
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仆从邦交是S教授一以贯之的观点，譬如，关于处理周边关系，他总是以美国利益作为取舍标准，煞有介事地表示：“周边搞不好，中美关系永远搞不好”；“中美关系的特别重要的不良方面和不良阶段，许多都深刻地出自中国周边的麻烦或‘乱子’。”这纯粹是倒因为果，混淆视听。事实是，中国周边局势基本是稳定的，如果说偶有紧张局势，背后大都有美国的魅影。美日等西方敌对势力屡屡联合在中国周边挑起事端，妄图置中国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与美国处理好关系，他建议中国对丝毫没有悔过之心的美国盟友——日本，应该表现出大国风范，捐弃前嫌，放下曾经的恩怨，力挺其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对朝鲜，他立即换了一副面孔，赤裸裸地要求，为了“搞定”周边，中国必须配合美国对朝鲜进行绞杀，以便为搞好中美关系创造必要条件。沿着这样的思路，他想当然地把“中国政府对步步升级的朝鲜核导弹研发采取了空前严厉的态度，在短时间内施加了大规模制裁”，惩罚朝鲜，归因于为了迎合美日，“争取良性的中美关系”。为了更好地取悦美日，他甚至认为目前的制裁远远不够，应该进一步向朝鲜极限施压。中国为什么对友好邻邦朝鲜“无过而惩”？仅仅因为朝鲜“拥核”吗？仅仅为了取悦美日而不惜陷自身于不仁不义吗？在群狼环伺、西方世界仍然膜拜丛林法则的时代，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屏障，单方面配合美国惩罚朝鲜，先美国之忧而忧，无异于自折羽翼，结果必然是唇亡齿寒、重蹈满清政府痛失朝鲜战略屏障之覆辙。
习惯于坐收战争红利的美国，“这个一边高唱赞美词一边在反人类、反人权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的‘灯塔国’，越来越成为世界上最大、最邪恶的恐怖组织”。无论我们怎样配合，美国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等方面与自己迥异的中国之崛起。一个崛起的统一的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这就是美国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任何底线地对华打压、遏制、分化、肢解、绝杀的根由所在。执意要与美国操控的国际社会接轨，遵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国际社会规则，甚至心甘情愿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无异于自寻死路。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充分准备，超前预案，唯其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
二、以战促和还是退让求和？
仆从邦交的鲜明特色是退让求和，而不是以战止战，以战促和。退让求和，是S教授外交言论的总纲。
在对日关系上，S教授不得不承认，“已历经数年的中日对抗、特别是2012年9月以来的中日对抗虽然都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派势力挑起”，但是他马上画风急转，强调“其加剧、升级和经久维持却出自中日互动”。他要求国人设身处地“首先需要想透一个基本问题：日本在逆动历史、激进修宪和与华对抗的方向上‘被动员’是出于怎样的动能”？经过苦思冥想和拐弯抹角的研判，S教授析出的原因竟然是日本逼不得已的“被动员”：“就近期而言，主要的动能来自安倍的大力操作和中国的‘外压’。”来自中国的所谓“外压”，无非是中方抱着历史问题不放。S教授念念不忘地提醒我们，面对哪怕是不能正视历史意欲极力掩饰甚至美化侵华罪行的日本，我们也要放下成见，忘记日本在20世纪对我们施加的暴行。按照S教授的逻辑，无视甚至默认日本上下对历史的修改，才算得上放下成见。如果继续要求日本朝野正视历史，就在客观上成为日本“被动员”的理由？！照此逻辑，S教授为缓和中日关系开出的“药方”是：“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斗争上的常态性战略策略需要相应地做些调整”，以“在适当程度上缓减上述‘中国动能’。”至于调整的方案，包括“悄然和适当地降低关于钓鱼岛的海上常态巡航频率”，“灵活地在实践中暂不坚持贯彻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最大版’”；“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制止‘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严重加剧”：“正确地控制和操作中国自身关于中国军力建设猛进的报导”。遗憾的是，对S教授的良苦用心，日本并没有领情，而是用进一步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回答，以致S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不得不尴尬地承认：“随着中美对立和竞斗的迅速加剧，日本成为世界格局中美国战略阵营内的头号协从。”虽然如此，S教授求和梦依旧。
对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的美韩，S教授照例要求中国息事宁人，并拿着放大镜搜寻中国自身的责任，继而冷嘲热讽，欲加之罪。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剑指中、朝、俄，是其战略前移计划的一部分。但是，S教授却千方百计为美韩开脱责任，认为“韩国政府同意美国要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敦促，与中国在2016年1月初朝鲜进行第四次核武器试验往后约两个月里对朝鲜行为的反应方式相关”。在S教授看来，中国理应不折不扣地配合美国对朝鲜进行极限施压，因为“与先前四次安理会关于朝鲜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的制裁决议相比”，“美国提出了新的对朝制裁决议草案”，即“制裁已不限于朝鲜的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机构和活动，而是扩大到将许多与之仅仅间接有关的项目、机构和活动纳入制裁范围”。对美国的这些所谓“革命性的”制裁措施，中国必须无条件配合，但令S教授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没有立即“采取原本最有利的做法，而是到2017年3月间经过长时间抵制而突然大幅度让步，大体上接受了美国的‘革命性’制裁要求。可是，这对愈益相信朝鲜核武导弹威胁严重加大、愈益焦躁和对华失望的韩国政府来说，已为时过晚，从而定下同意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心”。这使我们想起了狼与羊的故事，为了冠冕堂皇地吃羊，实在找不到理由的狼，最后编造了在下游饮水的羊污染了上游水源这个连狼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战略前移，将中、朝、俄纳入打击半径之内，美国蓄谋已久，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借口罢了——所不同的是，美韩的借口是朝鲜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S教授搜肠刮肚为美韩寻找的借口则是中国没有无条件配合美国制裁朝鲜，虽然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可谓居心叵测！因为中国犯错在先，所以S教授苦口婆心地奉劝中国理解美韩，以和为贵，以退求利，因为“更为重要的是，争取和维持韩国——哪怕是一个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对中国的基本或起码友善这重大利益依然存在”。他警告因受“胜利主义”和“持续上涨的中国大众民族主义”“某种程度的干预和制约”，事实上已经“确实束缚了中国的决策或已定政策的实施”的中国政府，“如果在强烈愤怒之下施加过重压力和使用过狠的施压方式，那就很可能激起中国更加难以克服的韩国舆论反弹和政策反弹”。鉴于此，S教授连篇累牍地在多篇论文中反复论述“中国对韩国不要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除非绝对必要就不主动损伤中韩关系多年发展造就的每一项已有的重大成果”，因为“这关乎中国的总体利益和长期的重大利益”——“防止和制止半岛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重大战略/军事堡垒”，便是最大利益之一。在韩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对抗中国的前沿阵地的情况下，他仍然天真地去通过妥协“防止和制止半岛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重大战略/军事堡垒”，实在匪夷所思。S教授一方面无视唇亡齿寒之理，在近十篇论文中反复劝说中国配合美国对朝鲜极限施压，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意欲把友好邻邦朝鲜置于死地、推入敌对方面，葬送事实上已有的战略缓冲区，一方面又呼吁对敌视中国的韩国退让求和，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朝鲜半岛南部也应当在长远意义和客观上构成中国的‘战略安全缓冲区’”。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个中缘由不得而知。对一直以来的战略缓冲区朝鲜，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对“向半岛与其邻近地区派遣和部署多种战略核武器系统”、“对朝鲜烈度空前的军事威慑”、“导弹防御系统的急剧升级及扩展”的美韩，却选择原谅，这就是S教授式逻辑——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形势旋即狠狠教训了S教授，就在他表示理解韩国并把韩国想象成未来“中国的‘战略安全缓冲区’”仅仅一年后，“美韩首脑联合声明中，文在寅居然表示要‘就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与美国协作”，“文在寅政府在从事韩国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战略强军，韩国据信将优先开发射程1000至5000公里的中程导弹，可打击远超出半岛的目标，还可能试图开发中远程潜射导弹或研制高超音速武器”。
为了更好地贩卖退让求和观，S教授在许多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大段重复引用经自己剪裁、理解的历史片段。他根本不顾历史背景，把汉初迫不得已采取的和亲政策赞誉为“战略和亲”。必须说明的是，汉初的和亲政策根本就不是什么战略，至多是策略、战术。词语前随便加上“战略”二字，玩弄大词，是S教授文章的惯用手法。他无端指责汉武帝开疆扩土的必要代价为“战略透支”，把北击匈奴的煌煌功业攻击为“要么失败要么虽胜犹败的远程征伐”。同一个S教授，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自相矛盾地高度肯定汉武帝北击匈奴的功业：“以此为资源基础，武帝得以发动数次巨大规模的远征，决战决胜，击破构成致命威胁的匈奴帝国。”为了美化“战略和亲”，他不惜颠倒黑白地把“亲贤臣，远小人”“所以兴隆”的西汉说成“战略透支”因而“帝国破产”，而把“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倾颓”、日渐式微、乱象丛生的东汉政治美化成“有其大效应”的“善政”。他将“汉匈帝国‘约为昆弟’”的“佳话”和莫须有的“强盛”，归因于“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是低成本的”且收益较高的朝贡、忍辱的“绥靖政策”：“‘朝贡’因而和平，忍辱因而强盛。”须知，汉初带有韬光养晦性质的和亲政策，本身是策略和手段而非目的，终极指向是日后的东山再起，为汉武帝积累起给匈奴雷霆一击的力量。对畏威而不怀德的匈奴，既要有怀柔之策，又当有雷霆手段，条件成熟时须雷霆击之。而S教授则把“战略和亲”曲解为基本国策，上升为长治久安之道，容不得有半点更改。今与古“何等相似乃尔”，所以他极力主张今天也要效法古代的“战略和亲”，像汉初“朝贡”匈奴那样侍奉美国。所幸中国政府没有按照S教授截取的“屈伸异变”的“历史规律”进行“类似汉初‘战略和亲’”，而是在大国外交之路上昂首前行。对中国政府在外交战线上有理、有利、有节、有道的伟大斗争，他极尽影射之能事，恼羞成怒地责备道：“一套中国对外大战略——过多的对外政策自相矛盾和波动使得中国在晚近多年里缺乏的东西——正在浮现。”
唯恐大家不理解其退让求和主张，S教授反复告诫：“中国未来在军事上无论可能变得多么强大，都须谨记中国传统战略哲理中头等重要的一条：‘兵者凶事’，‘用兵不可不重也’。”一味地退让，真的就能拥有和平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可谓忍辱之极，最后的结果是国破山河碎；蒋介石可谓对内凶残、对外谋求与侵略者“共存”的典范，结果日寇的野心越来越膨胀，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难道这就是S教授想要的和平吗？这里不得不提醒S教授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国虽大，好战必亡”与“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是兵家哲学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绝不能掐头去尾，蔽于一隅。止戈为武，神武不杀，此乃武的至高境界。自古知兵非好战，从来怯战必招灾。“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打出来的，绝不是跪出来的。敢战才能言和，惧怕战争者不会也不配拥有和平！
三、自强立威还是自毁示诚？
在某资本媒体网站的对话栏目中，S教授认为中美关系最大的挑战，是战略互信不够，他呼吁“挽救中美关系任重道远而且非常紧迫”。那么，怎样“建设战略互信”以挽救中美关系呢？他的锦囊妙计仍然是委曲求全。在建立战略互信的过程中，他建议中国自毁以示诚意。寄希望于狼不再吃肉，同时为了取信于狼，羊群解除微不足道的武装——想必这就是S教授“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建议——一个置中华民族于危险境地的“馊主意”！
S教授清楚，“今天，美国已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并动员起来”，即便如此，他仍然要求“中国应在今后的五六年间实施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对手已磨刀霍霍——这一点S教授也心知肚明，怎么继续“韬光养晦”下去呢？此前S教授曾给出了一个现代版的掩耳盗铃答案：像鸵鸟一样，对寒光闪闪的屠刀选择无视！为表示毋庸置疑的诚意，他建议“将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相对‘边缘化’，或曰推迟之”，将“军队要忍耐”的要求贯穿到底。
在2015年、2016年发表的3篇论文中，他不厌其烦地大段重复中美、中日“竞斗”叙事：“粗略地说，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直至2014年秋季，中国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本的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至关重要地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的继续急剧增强、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和海洋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之声索的坚定伸张。然而另一方面，它们多少妨碍了中国特别是在东部周边的国际‘软权势’，多少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东部周边战略/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也显著增加了主要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他对美、日咄咄逼人的态势视而不见，却倒打一耙，把对抗的责任归于中国维护主权的“战略军事”意图。如他所说，由于“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直至2014年秋季”中国的“战略军事”影响了“软权势”，加剧了“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增加了“军事冲突风险”，强化了美、日对中国的不信任，“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为什么每次中美“竞斗”都发生在中国家门口？中国军舰以“自由航行”的名义到美国周边耀武扬威了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颠倒黑白的叙事方式，只有S教授能想得出来！
为了使美国相信中国的诚意，S教授可谓煞费苦心，将“帮美国就是帮自己”作为“新形态的‘韬光养晦’”的应有之义，为此，心系美国的S教授建议：“适当地主动探索帮助美国应对新冠流疫的途径，同时牢记美国的疫情大灾越严重，中国的外部政治/经济/舆论环境就越恶劣，中国的国内困难和隐患就越严重。”在S教授看来，这是取信于美国从而达到与美国共治、共享的关键。2014年，S教授还在梦想着蜜月般的中美关系：“在世界金融和安全的体制性安排中，中美两大国的正式影响或权势分配将大致符合这两大国各自拥有的相关实力和各自做出的相关贡献。”仅仅6年之后，他一篇文章的开篇和结尾重复性地强调：“世界史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两强之间较为经久的稳定关系大多未能相对永久，它们彼此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最终在所难免，甚或必不可免。”既然“两强之间”“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最终在所难免”，为什么还要继续进行美其名曰“新形态的‘韬光养晦’”的自毁，这不是羊入虎口的点子吗！继续去帮助一个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对手，究竟意欲何为？！韬光养晦本是古老的中国智慧，是高超的谋略，但S教授的“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却是自我阉割——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自我阉割！
怎样将“新形态的‘韬光养晦’”贯彻到底呢？那就是彻底销毁自己的核武器！因为一个拥有核武的中国，美国不放心，所以，S教授在多个场合建议中国应该像当年的乌克兰那样，销毁核武以取信美国。同时，他告诫中国，应该立即叫停令美国不安的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的研发。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世人目睹了能左右战场局势的核武器，而S教授每每污称当年研发核武器就是个错误的决定。剑在手而不用与自我解除武装、手无寸铁是两回事。如果今天的中国没有核武器，连和西方谈判的筹码都没有，世界将由此失去战略平衡能力。不断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委曲求全没有民族尊严和国家安全。直到2022年，S教授通过自毁以取信美国的主张被美国屡屡打脸后，他才回归常识：“美国不断强化升级的围堵政策，迫使中国采取相应的措施捍卫国家利益，因此也促进了中俄两国关系。”但对这个结果，相信他始料未及。
四、战略透支还是战略必须？
S教授对十八大以来的强军战略定位为“战略透支”：“中国在最近三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开辟或固化了那么多‘新战场’或‘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短期内是能够定胜负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打个比方，中国的‘存款’大概正在缓慢但顽固地相对减少，而中国的支出却在相当急剧地增加。”
“只许美国放火，不许中国点灯”的S教授，在中美战略对峙问题上，老调重弹，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挑衅行动选择性失明，而把中国的正当备战自卫指称为“战略透支”，一边倒地指责中国。“自多年前的里根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决心维持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将它视作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最重要的战略资产”，然而，“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却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经久持续的急速军力建设（尤其是经海洋、空中甚而外层空间的战略力量投射能力建设）正在愈益成为美国的战略精英甚而颇大部分美国公众的显要忧惧。”S教授奉劝中国，不要进行“战略透支”挑战天经地义的美国霸权，“如何防止‘战略透支’将成为经久而非一时的警戒性任务”，否则，美国“在它认为必要和可行时不惜发动武力干涉甚而战争”——而这又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言外之意，中国对美国的强盗行径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这些看来并未令中国胆怯”“近乎两年的基本方略有其非同小可的代价和风险”。
一方面，S教授认识到：“（2021年）3月3日，白宫发表报告《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将中国界定为‘唯一潜在地能够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权势去对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动经久挑战的竞争者’，并誓言要采取一系列‘将加强我们的经久的优势，使我们在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中获胜’的措施。”另一方面，他又在《新冠肺炎大流疫：决定乾坤但仍有限》一文中大声疾呼：“坚持对外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适当收缩，适当加大收缩力度。”在明知道美国的险恶用心和国际环境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S教授仍然一味将中国正当、必要的富国强军战略斥责为“战略透支”，必须按美国的要求进行“战略收缩”，其目的令人生疑。
为了增强说服力，他故伎重演，再一次搬出他曲解的历史来剪裁新时代，通过高度评价“对外坚持忍辱负重”的汉文帝、抨击“对外征伐放肆无度，穷极伸展”致使“他本人和他治下的大帝国非常严重地大病变”的汉武帝，来影射现时代的外交政策。S教授对自己杜撰的“致力于中国自身稳定和繁荣的‘战略保守主义’”情有独钟，并鼓动中国走他所谓的“战略保守主义”大道。在他心目中，汉代“放弃极南端‘无价值’的蛮夷地区而诉诸帝国腹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便是“战略保守主义”的经典范例。贾谊曾孙贾捐之，曾在《弃珠崖议》（班固《汉书·贾捐之传》）中，言海南岛“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力陈放弃已经被纳入中华版图的海南岛等地，“罢珠崖郡”。贾捐之上书放弃珠崖郡，事出有因。汉武帝派兵征服海南置珠崖郡后，“吏卒中国人多侵凌之”，土著不堪其扰，民变不断，“连年不定”，而汉武帝的继任者又鞭长莫及，于是，公元前46年，汉元帝下诏，“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至此，珠崖郡被废。放弃珠崖郡，一直是王朝统治者的心结，绝不是一个供后世仿效的杰作，所以，隋文帝时，再次将海南岛纳入版图；唐太宗时增设琼州，至此，海南再未割舍。在内陆地区极不稳定、当地尚未开化且航海不发达的情况下，劳师远征，确属一种战略失算，贾捐之的陈词可谓审时度势。经过多次廷议、最后决意暂时放弃海南岛的汉元帝明白，此举有负列祖列宗，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对版图的主动放弃，明明是忍痛割爱，S教授却对这一空前绝后的无奈举措推崇备至，当做今天处理南海和台湾问题的圭臬。他还搬出三国纷争时期荀彧劝曹操“权一时之势”而“弃彼取此”的历史故事，规劝中国要敢于舍弃，不要“战略透支”。虽然时移世易，S教授仍然要求我们效法放弃海南岛和后来三国争斗的故事，“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对“无关大局”的“南海、台湾和军备竞争方面”进行“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和军事收缩”——当然，这样做的目的，照例是为了取信美国。至此，他旁征博引的目的，昭然若揭：要求中国像当年放弃海南岛一样放弃南海和台湾——虽然他没有明说要放弃南海和台湾，但是他的“妙计”必然导致这样的恶果。然而，“中国战略性军力经久急剧地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必定如此”，“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发展和伸张自身的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所有这些，令S教授大光其火，再次警告说这会“形成损伤中国对内对外大局的‘战略透支’”，屡屡建言“需要从大局出发对待越来越突出的南海问题。……南海问题是中国战略总环境和总任务中的一个局部，需要尽可能将它置于中国的战略大局中去处理”。正当S教授幻想着“战略收缩”，并“以此作为促使美国新一届政府迟早相应地收缩的基本谈判条件”时，拜登组阁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很快用变本加厉的嚣张给他上了一课。
五、学术中立还是暗藏立场？
学术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互通互联，任何学术研究无不打上政治的烙印，因此，学术不可能也从来没有中立过。标榜学术中立者常常在“公器”幌子下贩卖政治私货，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每每以学术示人的S教授，总是扯起学术中立的幌子，而遮掩其真正立场的外衣却又时不时被暗藏立场的鼓噪掀起一角。
面对2013年前的国际关系，他面露喜色，认为：“各大国的外交除美国以外，大致‘呆滞’，亦即大致只有奥巴马执政的美国在外交方面非常活跃，干劲十足，且格外灵巧，因而连连得分。”对中国外交，他总是以美国政客惯用的笔法进行指责。美国在指责中国时，总是冠之以“莫须有”罪名——譬如，因GDP增长而滋生的所谓大国情结和“胜利主义”，便是罪名之一。于是，在《中国周边行为中曾有的“胜利主义”：动能和决策复杂性》一文中，他仿效美国政客对待中国的口吻批评道：“党的‘十八大’以前数年……那些年里，在与东亚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公众和政府两方面的‘胜利主义’显而易见。这一‘胜利主义’曾间或发生于中国官方就个别东南亚国家的能源勘探和渔业活动采取的某些行动，它们当时发生在南海某些部分的海洋领土和海洋权益争执地区。关于那些年里中国为何在对某些邻国的行为方式中有复杂的‘胜利主义’，最重要、最广泛的一个原因大概应当依凭‘印象主义路径’。”在美国的直接或间接怂恿下，若干邻国对中国南海进行破坏性开发，我们的正当维权行动怎么就成了“胜利主义”！更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把滋生所谓“胜利主义”的原因归结为“大概应当依凭‘印象主义路径’”。作为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西方美术史上的重要艺术流派和美术思潮，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也称印象派）本来局限于艺术领域，与外交格局、外交思想和所谓的“胜利主义”，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因为“中国周边行为中曾有的‘胜利主义’”不断膨胀，“中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确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挑起“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的责任归咎于中方，指责中国“无论是试图以实力胁迫对方屈服的蛮横做法，还是出于激愤和莽撞的过激反应，都可谓政治上的浅薄和战略上的轻浮。按照S教授的逻辑，所有自卫都是“激愤和莽撞的过激反应”，所有应对方案都是“政治上的浅薄和战略上的轻浮”，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只有无原则地退让求和，只有无底线地忍辱负重直至最后败光祖宗家业，才是不“蛮横”、不“莽撞”、不“浅薄”、不“轻浮”吗？！
因为没有如他所愿——“过去多年一贯反复强调”而现在“引人注目地较少着力重申和平发展原则”，并且异乎寻常地“宣布设立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一项在与日本对抗的背景下采取的旨在进一步加强对日压力的重大战略行动”，他就轻而易举地断言：“中国对外政策可被认为多少有着自相矛盾和波动的性质”；“党的十八大以后至今的主要相关事态。总的来说，这些相关事态存有彼此矛盾的两大类。”在S教授的脑海中，似乎即使牺牲核心重大权益也忍气吞声，也不要做“激愤和莽撞的过激反应”，才算得上不“自相矛盾和波动”。这种给国人带来屈辱和灾难的李鸿章式思维，似曾相识。
透过学术话语，S教授态度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是非颠倒的混乱逻辑清晰可见，这从《关于中国的亚洲西太平洋战略和南海问题》的“倒因为果”可见一斑：“中国武装力量尤其是面对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军事斗争的准备正在加速进行。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发展和伸张自身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这看来多少有点像‘决定性一击’，大大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扩展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紧张，同时如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6年5月下旬的一篇文章总结的那样，促使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盟国、准盟国和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相互间的安全合作网络。”明明是美国在中国周边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屡屡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中国进行极限遏制，中国才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战略反制，而在S教授那里，反而是中国“加速进行”的“军事斗争的准备”、依然如故的“伸张自身海洋权势的决心”，才“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扩展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紧张”，才“促使美国……构建相互间的安全合作网络”。原来，危险全部来自“轻浮”且“自相矛盾”的中国。即使美国政客及其代理人，恐怕说这些颠倒黑白、自欺欺人的诳语时，都会感到心虚，而S教授竟然还能振振有词！
这位国际关系专家，引用《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剑指人民解放军：“中国军方因为相信中国崛起不可阻挡而……成了一个鲁莽甚至吵嚷的、公开提倡种种政策的利益集团，前所未有地挥舞它的新装备和提出其他权利要求。”把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钢铁长城污蔑为“利益集团”，究竟用意何在！他还时不时捎带着挖苦讽刺中国共产党：“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发布被中国斥责为‘一张废纸’的关于菲律宾诉讼案的裁决。不仅如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级将领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发布裁决之后对外宣告：中国决不会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之所以视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为“一张废纸”，之所以“决不会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竟然是因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此“高级黑”，可谓意味深长——问题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级将领”从未有过如此因果关联的发言！接下来在《全球治理和开明秩序面对的倾覆危险》一文中，S教授“顺便说，中国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口号需要与时俱进，积极而又审慎求实地适应全球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气候变化，甚至是气候剧变”。所谓“中国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口号”必须削足适履地“适应全球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气候变化”，说白了就是向西方世界看齐。这哪里还有半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影子！
六、科学预测还是信口开河？
真正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家，必须具备一定战略洞察力。我们不妨领教一下S教授前后矛盾的所谓研判。
2013年，他还深信“美国对中国已有更合理的态度和更甚的依赖”，因而，“一个大致友好或至少尊重中国的周边利益与一个外交上甚至战略上在本区域内‘被搞定的’美国”是可以信赖的。一个值得托付的美国，是S教授仆从邦交的理论基础。2020年，由于“五角大楼新的战略评估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头号军事威胁，危险性超过俄罗斯”；“宣布发起与台湾的新的同盟协定，规定可在对方国家部署部队和进行联合军训”；“美台签署为期五年但可延期的协定”；“特朗普政府已宣布其目标是颠覆和消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至此，他大梦初醒，终于认识到：“这就全无可能甚至仅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显著缓解中美对抗或竞斗，更谈不上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和逆转当前局面更为恶化的趋势。”旧梦破碎，新梦复来，他又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即将上任的新总统拜登身上：“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美贸易、中美战略竞斗和外交往来等领域严重倒行逆施，拜登新政府纠错势所必然。”为了配合拜登“势所必然”的“纠错”，他要求“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与适当的调整至关重要。中国需要采取主动”，以“争取美国拜登政府在执政后尽早与中国从事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谈判”。他坚信：“切实地只要确信对方退一个台阶，就宁愿自己也退一个台阶。”为了表示足够的让步诚意，与即将走马上任的拜登重温旧梦，他提出了“实施战略/军事收缩”“坚决不与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发生对抗，对其反华行为一般需坚毅地忍耐”等多项“足够和及时的彼此妥协和具体安排”。然而，拜登也实在不给S教授喘息之机，仅仅几个月之后，“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由拜登政府延续和大为加剧”已有的敌对政策，于是他又不得不改口：“拜登政府毫无‘战略耐心’，坚持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触击中方反复强调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战略军事方面，就台湾、南海、美日军事同盟和东海、印太四国联盟，拜登政府以大量政策声明和实际行动，马不停蹄地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总纲正在浮现，且已相当明晰，那就是基于它反复宣告的中美关系最基本性质——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力求以几乎全面的、经久的政策系统和相应实践去赢得对华战略的对抗和竞争”；“拜登政府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某些打击比其前任更严重。”美国政府，完全不似他心目中精于算计的小资政府，而是其“内外的主流势力宁愿承受美国经济因这类‘脱钩’而遭受的巨大损失，也要阻绝中国获得战略性的军事优势、经济优势和意识形态影响优势。……与其前任相比，拜登政府在这方面可谓变本加厉”。进入2022年，拜登直接派由5名前国防、国安官员组成的“重量级”代表团访台，签署支持“台独”法案，加速武装台湾，意图武力谋独。另据观察者网报道，2022年3月10日，俄军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美国在乌克兰境内“为致命病毒病原体的隐蔽传播建立机制”的生物实验室，坐实了其进行军事生物研究的具体内容与证据。美国在乌克兰制造新冠病毒实锤，暴行堪比731部队。消息一出，国际社会先是错愕不已，旋即集体沉默，全世界的“良心”和“道义”瞬间闭嘴，S教授也进入静默状态。美国所为，令S教授情何以堪！纵观S教授对中美关系的预言，完全是信口开河，连“事后诸葛亮”都算不上！
关于中朝关系，2018年初他督促中国，为了“惩罚朝鲜之侵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牵制和阻遏韩国对华态势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这对争取中美关系在美国新政府下有过得去的前景也比较重要”，必须“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2016年3月以来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两项对朝制裁决议”。可谓不打自招，惩罚朝鲜的目的，原来是因为“朝鲜之侵害中国利益和尊严”，“阻遏韩国对华态势进一步恶化”，“争取中美关系在美国新政府下有过得去的前景”。按照这一思路，S教授提出了“当前对待或处理朝鲜问题的基本方针”：“它们并非理论上或战略设计上可有或应有的，而是除朝鲜外的各主要相关国家无论主动或被动都在实际施行的。”正在“实际施行”的方针，就是当时特朗普拟定的窒息朝鲜的行动框架。那么，怎样“在经济上使朝鲜窒息”呢？S教授给出的方案是，严格执行特朗普政府的行动计划：“不断发出空前激烈的对朝军事打击威胁，连同不断进行非常认真的对朝军事打击准备，加上做出以施压、威胁和哄骗为手段的巨大努力去争取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断绝与朝鲜的一切贸易和金融来往。”而提到韩国时，他马上换了一种口吻，特别在意韩国国民对中国的感受。试问，唇齿相依的朝鲜侵害了中国利益还是部署了针对中国、朝鲜、俄罗斯的“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侵害了中国利益？究竟与韩国有什么割舍不了的情愫，以至于在《眼观全局、变繁为简：透视当前的朝鲜问题》等多篇文章中用“韩中”而不是“中韩”。令S教授遗憾的是，中朝关系在良性互动的轨道上健康发展。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与金正恩分别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与朝鲜新任驻华大使互致口信，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朝方和有关方一道，坚持半岛问题政治解决方向，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新的积极贡献。”金正恩则表示：“将朝中关系加强发展为世所羡慕的关系，以友谊和团结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2021年7月11日，“就中朝盟约缔结60周年金正恩致电习近平，再度称，面对‘敌对力量’朝中两国间的‘同志式互信和战斗式友谊日益加强’，习近平则致电金正恩，表示要‘不断引领两国间友好合作关系进至新阶段’”。
关于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等等S教授同样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前后矛盾此不一一赘述。
另外，他把共建共享共谋划的“一带一路”建设，粗鄙地曲解为中国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取得能源和矿产，获取某些钱财，输出某些过剩生产能力，并且得到更大的外交影响”。这究竟是为了抹黑中国，还是一贯的信口雌黄风格使然，不得而知。
外交者，社稷之大事，国运攸关之地，不可不察也。而S教授言论，朝出夕变，信口而来，立场隐晦，不足以为庙算者依凭。纵观S教授基于仆从邦交的一系列言论，无视世界发展大势，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非强国策。只备有“好酒”而不打造“猎枪”的建言，无疑是祸乱中华之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个“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心中的“灯塔国”，为了继续维持霸权红利，确保其金融帝国主义的垄断地位，为了对中国等进步力量进行打压、遏制、窒息和剿杀，正在无所不用其极，“倾力打造‘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在“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对美国本质洞察入微的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三言两语便一针见血：美国绝不允许中国崛起；美国对中国有种族主义意识；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遏制没有底线；彻底抛弃幻想，准备一战。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条件下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的新帝国主义，意味着新形态的战争。因此，任何对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基于这一幻想的外交理论，都是对中国的犯罪。在当前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只有力促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走大国外交之路，认清S教授言论的危害，放弃S教授式的一切幻想，才能有效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暴风雨”。对强盗来说，不想被征服，就必须征服之！如此题解，虽非我所愿，却别无选择。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教授，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3期，发布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