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这3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经济高速增长，主要由两大引擎推动，一曰改革，二曰开放。开放意味着要与外界和睦相处，实现互利互惠的良性交流。正因为如此，一些知识分子对近年来民间，尤其是青年人中仇视西方之情绪的滋长与蔓延，深表忧虑，担心如果民间丧失了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将阻碍中国进一步崛起。因此，他们纷纷振衣而起，希望扭转这种趋势。　　
　　但是，民意并非可以任人搓捏的泥团，它源于民众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无论官方还是媒体的引导，作用都有其限度。事实上，近年来民意的嬗变，有着深刻的现实根由。30年前的中国，之所以能够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包容，既是当时中国领导人的主动选择，更与其时国际格局，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企图与态度密不可分。为制衡另一超级大国苏联，赢得东西方冷战的胜利，美国积极谋求与中国的战略结盟。正是在这种战略意图的驱使下，美国对中国展现了足够的善意，不但在安全上与中国互为犄角，在资金、贸易和技术上也对中国敞开大门。对于刚刚从文革混乱中走出，内临供给之短缺，外有苏联之威胁的中国来说，美国伸出的橄榄枝，无异于久旱甘霖。中国人民感受到了西方的善意，同样回报以善意，愿意从善意的角度来看待和对待西方，于是发现了西方的富裕、强大、先进与成功，发现原来西方彼岸可以成为中国此岸的样板，从中找到摆脱自己困境的路径——民意是最现实的，此前多年僵化的意识形态坚冰，丝毫也阻挡不了这种善意的阳光。仿佛一夜之间，“美帝国主义”、“老牌资本主义”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不仅仅是源于官方的说教，更是当时中国人内心真实感受的表现。所以，那一代中国人，无可避免地成为“亲西方的一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也在发生变化。前苏联的土崩瓦解，使中国失去了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最大利用价值；而中国本身也从需要扶助的“小伙伴”，成长为可以对美国产生“潜在威胁”的竞争对手。国际关系上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这其实是世界史上早已反复上演的一幕。于是，从1990年代起，“中国威胁论”在西方越来越有市场；从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到声援达赖，以及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动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遏制”甚至是潜在敌意的一面越来越表现明显。这些情况，在当今信息社会不可能不为中国民众所知、所感。于是，在中国民间出现对西方的质疑、警惕乃至仇视，也就没什么可以奇怪的了。事实上，中西方相互态度的嬗变，几乎是同步的，都是中西方力量对比与相互需要等客观情势发生变化的主观反映。应该说，是西方走出了第一步，因为它们更强大，掌握了主动。　　
　　在客观情势已经发生变化的今天，希望民意再回到昨天的蜜月状态，显然不现实。毫无疑问，正如很多美国人不希望中美交恶，期待与中国继续友好一样，很多中国人也依旧对西方怀抱好感，希望中西蜜月能够持续。这既可能是出于和平的理念，也可能是由于利益的相关。以国而论，迄今为止中美关系并没有恶化到必然对立的程度；但就人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对对方抱有恶感的人正在增多，这是无可奈何的客观事实，对应了中美关系由简单的战略合作，走向复杂的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这样一种现实过程。此时，如果中国继续单纯强调“开放”，既受制于已经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内部的边际收益率也会降低。　　
　　民间仇视西方情绪的增多，虽有着现实土壤，但人类毕竟不是环境的动物，既受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出自主选择。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中国人或许无法改变来自生活感知的情绪反应，但可以辨别与选择，哪一种态度对自己的未来更加有利。一个社会，主张对外强硬的鹰派与主张对外友善的鸽派同时存在，才属正常。如果只存在一种声音，不但不正常，也很难适应形势的变化。关键在于，鹰派和鸽派，在今天哪种声音应该更多一些？　　
　　两种声音都各有其适应性与局限性。鹰派太多，可能催生扩张主义；鸽派太多，可能滋生投降主义。一般说，在国家面临严重外来压力与挑战时，需要更多鹰派的声音；在其他时候，应以鸽派为主。在正常情况下，正如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同一个地球，人类确实相互需要。　　
　　今天的中国，虽有潜在的外来危险，但并没有实际面临重大的外部威胁。未来会怎样？既可能像今天这样压力与机会并存，也可能发生向好或向坏的重大转折。正如中国人民怎么看待西方，部分取决于西方的表现一样；中国民众今天对待西方的态度，同样部分决定了人家对我们的态度——中国人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明天，就要主动尝试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无疑，绝大多数中国人要和平，不要战争；大多数中国人要友好互动，不要恶脸相向。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的天性使然，也不仅是因为中国与世界相互需要，同时还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无论经济还是军事都还不具备正面抗衡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实力。在客观的实力对比面前，中国人不得不清醒，不得不更多一点低调，更多一点包容，更多一点善意。　　
　　为了有一个大多数中国人都愿意看到的明天，为了避免因一时之快而临不测之渊，今天的中国，就民间和网络而言，鹰派的声音已经够多，不妨鸽派的声音多一点，对外包容、友善多一点。　　
　　但主流媒体的情况却正相反，亲西方的鸽派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鹰派的声音依稀几不可闻。这种情况同样不正常，意味着我们的主流文化、精英意识有着滑向投降主义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刚刚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起到了扭转这种颓势的振聋发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