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化党的自身建设引领社会革命的经典范式

——学习延安整风相关文献有感

姚有志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拉开了毛泽东主席精心准备和科学指导的延安整风（又称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帷幕。这场历时三年多，使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作风上与方法上全面强身健体为之一新的整风学习运动，锤炼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气派和风骨，夯实了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与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力量基础，开辟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光明道路。

起因与背景

整风学习运动起因于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党经历了两次差点覆亡的惨重失败。而失败的主观原因，在于党中央历届主要领导人或右或“左”的路线错误。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虽然确认了毛泽东军事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但而后的1935年9月，经历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宗派主义的严重破坏。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但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极力鼓吹和奉行一切服从国民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使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一时出不了窑洞。1938年9月至10月间六届六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的作用下，虽然明确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但错误路线的影响在党内高层依然严重存在。例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的半年多时间内，毛主席20多次发电警示提醒新四军主要领导人，要有应付蒋介石突然袭击的准备。① 然而，由于新四军主要领导的情绪受王明路线影响过深，右倾麻痹，导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中损失惨重。

对于这段历史，毛主席曾多次强调，这主要不只是几个领导人的责任问题，而是党在幼年时期尚未领悟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精髓和灵魂，尚未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难以避免的错误。就当时党员队伍的状况看，不论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他们都是程度不同地带着他们原来的阶级烙印入党的，都没有接受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系统训练。因此，这就在党的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与履行党的使命任务之间产生一个绝大的矛盾和绝大的困难。整风学习运动，则是解决这一绝大矛盾、克服这一绝大困难的绝佳途径。

整风学习运动是在空前严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展开的。国际上，希特勒于1939年9月1日闪击波兰，1940年6月23日征服法国，同年9月27日订立《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而此时的日军大本营正在做征服大东亚的战争准备。总之，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得势更疯狂的两年。

国内方面，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同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1940年3月3日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而此时的蒋介石重庆政府在日本的诱降下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1939年到1941年初，连续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同时对延安方面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加大奸细、特务的派遣渗透力度。此时此刻，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有三项任务：一是同敌（日）、伪（汪精卫）、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三方作公开的和隐蔽的两条战线上的作战或斗争；二是文攻与武卫相结合，维护、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克服自身面临的愈来愈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三项任务都是艰巨的。毛主席精心策划的整风学习运动，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基于通过强化党的自身建设，攻坚克难，打败强敌，引领革命胜利向前。

过程与收获

延安整风是1941年5月正式开始的，但整风酝酿和准备要追溯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时。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军事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革命的成败。毛主席1936年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率先从军事政治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而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是从哲学层面切入的。为了从哲学高度剖析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作为“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撰写了长达6万余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于1937年4月至8月，授课110多小时。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则是对讲课核心内容的归纳。1937年9月《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是继1929年12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之后，对全体党员思想道德和作风纪律存在缺陷的针对性诫勉。1938年10月在六届六次全会上的报告，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对整风学习的重要性、必要性、主要内容及相关工程作出了全面的构想。1939年12月21日的《纪念白求恩》，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所应具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蒋介石连续掀起反共高潮，分裂、倒退、投降危机黑云压顶之际，毛主席以主要精力同这股关乎统一战线存亡、中华民族存亡的逆流作斗争的同时，撰写了《关于1929年9月至1935年1月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文，选编出包括《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内的马列经典著作读本，编辑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500余份文件的选集，为整风学习运动做好了充分准备。

开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首先从整顿学风入手，提出了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报告指出：党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随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推动整风学习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深入推进。此时（1941年6月3日），发生一个农民诅咒毛泽东被雷击死的事件。② 毛主席闻报，果断阻止惩罚这个农民。经过调查，原因是农民对征集公粮过多不满，于是决定在减征公粮的同时，启动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

1942年，是整风学习运动在全党、全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展开的一年。2月1日，毛主席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进一步明确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系统工程。在此后的两三年间，毛主席殚精竭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党的自身建设与对敌斗争的统筹上，牢牢抓住整风学习这个纲，先后完成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和成果：

培育和养成了党的优良作风。通过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得以在全党确立。毛主席为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三八”作风，得以在全军普及。“三大作风”、“三八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鲜明标志。

校正了文艺文化事业的方向。针对延安文学艺术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轻视实践，脱离群众之风盛行的缺陷，在会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主席从1942年5月2日至23日，全程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两次作重要讲话。讲话从文学艺术是为什么人的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指明了“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方向。

审查甄别干部成绩斐然。在四面临敌激烈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党的队伍不纯是必然的。日寇、蒋介石和汪伪三方，都通过各种途径不间断地派遣奸细、特务打入我党我军内部。因此，审干既是反特锄奸、纯洁组织的需要，更是锻造一支堪当大任的马克思主义干部队伍的需要。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在以重点整顿领导方法和克服自由主义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运动。审干的决定是正确的，成绩也是主要的。期间虽然出现十几天的“抢救运动”，伤害了一些同志，但毛主席主动承担责任，几次向被冤枉的干部们敬礼和鞠躬致歉，诚恳作自我批评，这使受冤枉的同志如释重负，焕发出更自觉的革命积极性。

民主制度建设获得巨大成功。毛主席一向把争取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视为关系革命成败的中心任务之一。1940年1月至2月间所著《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宪政》等文，对人民民主政治作了科学规划，对蒋介石的假宪政真独裁作了揭露批判。整风期间，延安和各根据地普遍按照“三三制”（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原则，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民主选举、监督程序和对政务人员的约束机制，建设人民民主政权。人民民主理论的创立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创造了“10个没有”③ 的奇迹，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治国理政样板。

以统一战线为总政策的一整套政策得以落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毛主席在1935年11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来的。整风期间，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党中央、毛主席创造性制定和完善了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如外交政策、战俘政策、锄奸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劳动政策、干部政策、文化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对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于把拥护共产党的人搞得多多的，反对共产党的人搞得少少的，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大生产运动成效显赫。1945年4月27日，毛主席在给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指出：“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就不能继续前进。”党中央领导同志人人参与，全党全军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不仅打破了敌人封锁，改善了物质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为度过最困难时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锤炼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全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

精兵简政意义非凡。面对日渐膨胀的行政机构，面对愈来愈严重的经济困难，毛主席采纳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于1941年12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精兵简政的决议。通过精兵简政，同类项机构裁撤或合并，数万名行政人员充实到战斗和基层一线，不仅减轻了财政负担，而且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战斗力。

人民战争的力量空前壮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根据地发展，经历了伸开手掌、缩回拳头和再伸出更有力的拳头三个阶段。整风开始于“缩回拳头”，整风收官则伸出了更有力的拳头。整风收官时，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主力发展到90多万人，游击队和民兵200多万人，根据地面积扩展到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均比缩回拳头时成倍增长。就战斗力而言，有一鲜明对比的例子：1944年4月，日寇发起打通南北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损兵折将50多万人，弃守城市150余座，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陷敌手，6000多万人民落入魔掌。而与此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发起进攻作战，歼灭日伪军20多万人，收复城市20多座，国土10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民1700多万人。

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得以确立。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出席中央警备团为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作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为人民服务》。

经验与启示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延安整风80多年过去，但延安整风提供的宝贵经验与经典范式，仍能引发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诸方面的诸多感想。

关于强化党的自身建设的主要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初心神圣、使命任务艰巨与队伍不纯、能力不足之间的尖锐矛盾。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整风以及整风过程中的审干。毛主席于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做好整风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④ 忆往昔，看今朝，当年通过整风和审干奠定党的百年大计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关于培育和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坚持完整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问题。学风、党风、文风是一个整体。整顿学风、党风，不能漏掉整顿文风，因为文风是学风和党风的宣传工具、表现形式或藏身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是一个整体。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不能回避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回避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能成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坏作风的挡箭牌。对于自我批评，毛主席曾有精彩论述：“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纠正过来。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适应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⑤

关于民主制度建设问题。毛主席从延安整风期间的民主制度建设中，找到了避免“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民主和权力是对立统一关系，是互为作用的两个笼子。把权力关进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笼子里，权力的行使就不敢懈怠和妄为，就能避免重蹈“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覆辙。相反，一旦民主、人民民主被锁到权力的笼子里，就早晚难逃“人亡政息”的厄运。因此，在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过程中，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完善，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程。

关于精兵简政的现实意义问题。精兵简政是当时为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而实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精兵简政，其实当时精的不是普通的兵，而是大大小小的干部，是精官简政。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高度关注政权建设中的“鱼大水小”问题。1965年4月21日，毛主席说，“湘潭一个县的编制有898人，只剩下几十人就行了。”同年6月11日又说，“县、省一级人太多。江苏以前说省级机构要减到3500人，要那么多干什么，500人即可。省委、县委顶事的就那么几个人，每个人带个秘书就够了。我想要彻底把这个问题搞一下。”⑥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级政权机构的人数，特别是几大班子中的副职人数，早已翻上几倍的膨胀。这就免不了出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性质与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间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精官简政”极有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的必要。

关于文艺文化军队建设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中指出：“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结论”中更严肃指出：“依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前苏联文学艺术界结构性堕落，丑化英雄，虚无历史，充当西方“和平演变”别动队，导致的亡党亡国悲剧，证实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界的建设和改革，2014年10月主持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就发表了展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讲话。但从现实来看，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思想并不理想。文学艺术界存在的倾向性问题积深已久，建设一支与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相向而行的文化大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党、人民军队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延安整风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过程。正是从那时起，毛主席一直高度重视以党和人民军队的思想道德建设引领社会道德建设问题。毛主席著文表彰和题词学习的英雄模范，主要集中在思想道德方面。从延安整风时的白求恩和张思德，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雷锋和“好八连”，⑦ 树立的都是思想道德方面的典范。正是在这些典范的引领下，当时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和贫困，但精神境界和社会风气却充满正能量。然而不可否认，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来，物质生活日益走向富足，思想道德却有滑坡缺失的现象。有鉴于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落实到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切身行动上，并以此引领和带动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乃是头等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工程。

注释：

①《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85~2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②《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③10个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化子、没有结党营私、没有萎靡不振、没有人吃磨蹭饭、没有人发国难财，见《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677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④《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⑥《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第490~4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⑦1963年3月5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年8月1日，毛主席作《八连颂》杂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