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魔咒

——中国经济安全系列之十八
江 涌

原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4期

美国世纪金融大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钟摆明显向左，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开始“左转”，当然仍有为数不多的自由经济学者在负隅顽抗，勉强与牵强地为自由市场辩护。资本主义抑或就是自由市场的本身，必然产生两个重要后果——经济周期波动与贫富两极分化，由此极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而就世界经济史实而言，经济越是自由、市场越是自由的经济体，这两大结果就越明显。这就是市场经济难以摆脱的“魔咒”。由于这一“魔咒”的存在，不难结论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个至善的经济体制。鉴于各国经济政策的选择所引发的问题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因此决策者过分倚重经济学者的智慧当然存在极大风险，大众更不能指望完全由经济学者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魔咒”。如何深入理解金融危机、如何稳定金融市场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回避市场经济的“魔咒”，恐怕也是隔靴搔痒。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学者撰文分析危机成因，汗牛充栋，言之凿凿，多集中在美国金融创新超前与金融监管滞后，金融与经济内的技术分析呈现压倒态势。当然，也有慧眼独具者，将触角伸张在金融与经济之外，如文化、教育等领域加以探讨，由此揭示美国白人精英道德的缺失，华尔街的极度贪婪。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管理蓝志勇教授提供的研究材料，就颇有见地。他认为，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教育存在深层次问题。两百年来，美国社会是在资本与基督精神、社会良心的博弈过程中前进的。美国传统的精英教育集中培养两大类人才，早期的大多数都是教会学校，诸如哈佛等常青藤名校，以道德理念、宗教精神和价值观打造为主导，成为牧师、政客或学者的摇篮；后来出现公立的赠地学院，在农业、工程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近几十年来，精英教育的世俗化、市场化，伴随着金融资本的发达，传统名校集中培养商界和法学精英，不少非但没有成为西方传统社会良心的卫道士和制度设计者，反而成为资本社会世俗力量中的食利急先锋，活跃在咨询、会计、金融、公司买卖和媒体的最前线，成为资本寻租的得力干将，将资本对社会的侵夺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值得社会反思。

这些分析有助于拓展大众视野，在技术上也有助于监管与教育等体制的完善。但是，个人认为，这些分析都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资本主义架构之下进行的最好分析，都是在默认现行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资本主义不是最优但是次优且无法替代的制度。鉴于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与东欧地区出现严重溃败，人们不敢、或不愿正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固有矛盾，而正是这一固有矛盾，恰恰是美国出现世纪大危机的根本原因。卡尔·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清晰论证，呈现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在：企业内部治理（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扩张（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社会大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资本论》揭示，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也是最终结果必然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结果必然导致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不断积累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加剧社会危机，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互激荡。在美国，社会顶层5%的人占有近60%的财产，社会底层50%的人占有不到3%的财产。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也越来越大。财富高度集中必然影响消费，使得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幸运的是，今天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从未面临过饥寒交迫的威胁；不幸的是，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富庶的国家里，但还是有一部分家庭挣扎在贫困线上。”进入本世纪，美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有62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生活在类似“贫困”的境地，4000万美国人缺少公共医疗保险。此外，有近三成就业人口生活在贫穷线的八成以下，领取救济粮券者2007年增至2600多万人，无家可归的露宿者2000年已有350万，最近因危机激增。收入悬殊差距不仅在美国全社会范围内，而且普遍存在于企业与公司内，普通员工与管理层的收入差距一般在几百倍，甚至是千倍以上，虽然有所得税制度加以调节，但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问题。此前雷曼倒闭，按其章程，在剩余资产中首先要留出4亿美元作为给高管们的补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黄金降落伞”，而广大员工和债权人则没有这么幸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经济制度的不公。

美国人普遍寅吃卯粮、盛行借贷消费的表面来看是文化乃至所谓价值观问题，或者是个金融问题，而实质是社会大众的“相对贫困”（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越来越低）与“绝对贫困”（一旦失业即会出现）导致社会购买力日趋萎缩，而资本为了获取更多乃至超额利润，生产出远远超出大众购买能力的商品房、汽车等消费品，为了将这些“剩余产品”转化为利润，他们又生产出次级贷款、次级债券以及其它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发明并通过各种现代营销方式，兜售给购买力日趋萎缩的民众，这恰恰是《资本论》所强调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大众购买力萎缩——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其实也是以市场作为主要基础调节手段之社会普遍存在的基本矛盾，只是美国经济自由主义登峰造极，不断累积与加剧这一矛盾的恶化与爆发。

金融资本的无限扩张
——“金融诬术”盛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体现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有了新发展，那就是不仅仅体现在生产的无限扩大，而且体现在资本的无限扩张。利润平均化是自由竞争激烈的必然趋势，但是市场调节有其自己难以克服的悖论，就是自由竞争在促进效率的同时，它通过弱肉强食，产生并购、集中与垄断，最终走向竞争与效率的对立面。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是个高度集中与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远远不再满足一般利润，而是超额利润、垄断利润，因此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大大拓展“金融炼金术”或“金融诬术”，通过催生金融泡沫将整个社会大众都纳入其空前盛大的“金融诬术”体系之中。为了让读者更清晰了解美国“金融诬术”，这里做一个简单扼要的解析：假使某投资者拥有100美元资产，金融理财师找上门来帮助理财，依照5%的交易佣金，理财师拿走5美元。资本主义体制、金融资本的贪婪，使理财师远不满足5元佣金。于是，他便使用起“金融诬术”，按照30倍的金融杠杆，将投资者的资产放大30倍，达到3000美元。投资者资产大大增值，满心欢喜，心甘情愿地送给理财师150元佣金，名为“双赢”。但是，再色彩斑斓的泡沫终究要破灭。当海水退潮的时候，众多纵情而忘我的嬉水者才发现自己原来没有穿泳衣，而衣冠楚楚的理财师早就悄然隐退，如梦方醒的投资者发觉不仅3000元没了，100元的本钱也没了，还背负50美元欠债。这就是美国华尔街所玩弄的“金融诬术”，500米的华尔街是金融诬师一条街、是骗子一条街。

储蓄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线。没有储蓄就没有资本积累，而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资本投资，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稳健增长。美国人原本习惯于储蓄，节俭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在没有信用卡与房屋净值贷款（房屋市价与房屋按揭额之间的差额可以作为依据用来进行新贷款）等金融产品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事实上，信用卡与房屋净值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发明，不但无益于美国经济的发展，相反却铺就了一条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在金融资本的积极推动下，在“金融诬术”的鼓惑下，美国社会越来越倾向无节制的借贷消费，如此使目前的美国积累起高达11.3万亿美元的国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超过80%，超越了60%的国际警戒线；如果再加上或有负债（即过去事项引起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潜在债务，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等），美国的债务规模超过53万亿美元，人均17万多美元，超过其人均财富15万多美元，从一般财务视角看已经破产。

华尔街金融诬术师不仅淫乱美国，而且通过所谓的先进理论、模型与代理人，玩转世界，将大量金融衍生产品推销给世界，将有毒产品的风险转移给世界。透视这场金融大危机，凡是效仿美国令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如冰岛），与美国关系越紧的国家（如英国），对美国经济依赖越大的国家（如阿根廷），受伤就越重。美国早已不再是“世界警察”，不再是国际社会的积极因素，不再是国际金融的稳定器，而是“世界黑老大”，是国际政治祸害之首，世界经济乱象之源。如今，美国债台高筑，而且越来越高，增加税收几不可能，所以此遭救市与经济刺激所耗费的巨额资金，必然会通过其国家金融诬术（美元贬值、金融投机等）转嫁给世界，世界经济的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也将只有半步之遥。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艰难的深层原因

    中国的私人消费仅占中国GDP的1/3，而美国却超过2/3，世界商品都要到美国实现“最惊险的一跃”以实现其价值。因此，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美国也因此用“奇货可居的市场”来要挟世界、敲诈每一个想进入美国市场的生产者与贸易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象美国一样以内需来拉动经济，这已经成为中国多年来一贯的经济思路，甚至是国策。但是，有人怀疑过吗？这个政策是否正确？这个正确性尚未经过有效检验的政策如何实施？世纪金融危机表明，美国的经验远不足为鉴。美国众多人口“不事生产”，依靠在国际分工中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依靠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地位、依靠“金融巫术”，以只有世界6%的人口，平均占有世界35%的资源，其中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数的4倍，消耗的水是3倍，生产的垃圾是2倍，排放的二氧化碳是5倍，显然美国的消费与经济增长模式是无法也是不能复制的。因此，简单地将中国重新塑造成美国那样的大众消费型经济体，将不仅给中国而且也将给世界带来经济、社会、环境甚至还有政治灾难。显然，这是一条通往过去的暗淡道路，而不是走向未来的光明通衢。

当前，中国经济遭遇寒冬，有人出来又唱高调，这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好机遇”，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好机遇”，是“腾笼换鸟”的好机遇。但是，“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说易行难，因为这个口号已经叫了好多年了。综观全球产业结构升级，顺利而成功者屈指可数，日本算是其中之一。日本的成功是日本政府与企业一道，做了充分与精心准备。但即便如此，日本也经历了“产业空洞”的痛苦期。日本的成功经验在于，企业高瞻远瞩，做了较好的技术准备，生产一代，储备二到三代，研发四到五代。看看中国，多年来，在“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指导思想下，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基本放弃了研发，大量引进的“先进技术”实质只是“适用技术”，其实道理很简单，先进技术是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绝对不可能让渡的。因此，不仅没有技术储备，也没有多少人才、资金储备。资金，被政府拿去的部分，多半搞形象工程了；企业结余的，往往转移到海外，或投入股市、房市等高回报的市场投机。机会总是会给有准备的人，企业也一样。因此，事到临头，毫无准备，一句口号，就能实现产业升级，就能实现“腾笼换鸟”？哪有这等便宜事情。再回到现实，在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大批倒闭，电力、运力下滑，如今笼是腾空了，但是找不到鸟。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是另一个重要议题。但是，这一口号也早在10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就提了出来。10年了，中国以投资、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非但没有转变，而且还变本加厉，对外依赖更加严重。深究原因，是个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社会三大阶层都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首先是工农阶层，如今已多半成了弱势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是有消费意愿，却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其次是中产阶层，社会的中坚，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但是缺乏消费意愿，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社会保障不健全，未来各类开支巨大，不敢消费；第三是先富新贵阶层，改革开放的最大收益者，其消费能力与意愿都有，但是没有适合的消费对象，土地、河流、矿山等不能随意买卖，金屋藏“二娇”存在极大风险。这些结构性问题是中国内需难以启动的重要原因。

上述结构性分析，能够较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难以转变。但是，我个人认为，除此以外，同美国类似，还有更深层原因，那就是大众“相对贫困”（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越来越低）与“绝对贫困”（部分弱势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在失业、大病、子女上学等情形出现后往往会有绝对的下降）导致社会购买力日趋萎缩，这是只顾效率、忽视公平的以市场机制进行经济调节的必然产物。居民银行存款貌似巨大，2007年底有17.6万亿元，但是根据金融界共识的“二八规律，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则普通大众的可支配收入就屈指可数了，10亿多大众只有3.5万亿元存款，人均不到3400元。以大众人均区区之储蓄，启动庞大之内需，撬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杠杆，谈何容易？正因如此，我们也看到，国家在努力稳定外需的前提下，以4万亿元投资来扩张经济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要实现“伟大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克服市场经济的“魔咒”，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