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对中国的“剩余价值”
江涌

　　《国有资产管理》2009年第6期
　　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大危机，国际社会协力应对，共度时艰。应对危机，切不可再犯格林斯潘那种错误，即解决一个问题时，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过去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实践看，美国很可能为未来的债务危机和美元危机埋下严重隐患。因此，中国与国际社会要从长远角度看待时下的危机应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经济与金融格局已经而且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是金融秩序依然故我，没有改变。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日益突出，国际金融的持续甚至加剧动荡难以避免，因此要想实现国际金融的持久稳定，必须调整国际金融秩序。

　　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弊端
　　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与综合实力，确立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主导地位，并成立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代理着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管理”着相关国际金融事务。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不成体系的“牙买加体系”，又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华盛顿与华尔街实际上一直扮演着国际货币政策调控与金融市场调节的职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在享受金融特权（如铸币税）的同时，还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努力保持国际汇率与金融市场稳定。但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只享受特权，而不再承担相关义务。甚至有意与无意制造、放任金融市场动荡，以便让投机资本（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对冲基金）火中取栗，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存在诸多弊端，主要有：
　　金融危机的拯救者急需拯救。IMF是现行国际金融体制——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典型的代表。IMF决策机制不公平，运行机制不透明。由于IMF绝大多数事项采用特别多数（70%和85%）的表决原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提议往往得不到法定多数票的支持，而欧盟与美国分别凭借32.4% 与17.1%的投票权而获得事实上的否决权。IMF实际上是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主权平等原则形同虚设，更为国际强权政治介入经济合作领域提供了便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IMF是成员国之间就国际货币等金融问题进行协商与合作的平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IMF演变成美国推行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工具，成为“华盛顿共识”的积极倡导者与忠实执行者。“华盛顿共识”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鼓吹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即“美国化”。当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后，IMF实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在向危机国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提出加速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等要求，以此打开受援国的市场，将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听从IMF建议、接受IMF援助的国家，无一不形成了自由化——危机——自由化——危机的恶性循环。此外，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容易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泡沫，使IMF对成员国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提供咨询的专业能力受到考验。危机蔓延和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使IMF的快速反应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到考验。正因为IMF存在如此严重弊端，所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对其“敬而远之”，成立之初所具备的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的三大职能多半名存实亡。因此，近些年来IMF更是门可罗雀，近乎半死不活。
　　国际金融监管缺位。近十多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过度金融创新的现象，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迅速膨胀，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加剧了金融脆弱性，提高危机传染和系统性风险。次贷危机不仅暴露出美国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严重滞后，也暴露出各国在协调监管方面的严重不足。国际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与肆意投机，并非一国监管所能驾驭。而且金融危机发生后，各经济大国应对危机纷纷以邻为壑，由于缺乏全球层面的监管协调，导致屡屡错失国际协调应对的良机。在国际金融市场日益走向一体化的同时，却缺乏严格、统一的信息披露制度，致使投资者缺乏足够信息做出合理判断，而信息不对称必然引起金融市场大起大落。特别是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因设计的机密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作为表外业务的监管松弛性，而使投资者只能依靠发行机构的美誉度及评级机构提供的信用评级进行判断。而发行机构及评级机构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同时，国际金融机构还发明了各种手段来规避监管和披露义务。例如，把高风险资产纳入结构性投资工具（SIV）中，使其不必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进行披露。这就导致危机爆发后，市场根本不清楚潜在损失究竟有多大，从而加剧了不确定性和恐慌情绪。
　　美元本位成为世界经济动荡的根源。美元主导地位是当今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美国仅从自身宏观经济状况出发决定美元流动性和汇率，较少顾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主要交易、储备货币地位，从而频频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自从1971年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后，美元便失去了贵金属支撑和约束，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美国不断攀升的贸易赤字以及美元的全球泛滥。美国利用扩大发行美元解决赤字问题的同时，也推高了全球通胀，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而大量美元流入与美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催生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泡沫，破坏了经济稳定。美元流动性过剩也在美国国内引起周期性动荡。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依旧是扩大预算赤字和放松货币政策，直接刺激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膨胀。正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使美国在应对一场危机时总是埋下另一场危机的种子，而且一场比一场激烈，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
　　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断弱化。发展中国家把美国作为重要的出口市场，通过廉价工业品或资源产品出口形成贸易顺差，由此积累起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美元储备的同时，为了维护本国货币汇率稳定，又不得不在本国市场注入等值本币，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将货币钉住美元甚至与美元完全固定，货币政策独立性所受影响更大。发展中国家是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也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受害者。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借入国际储备货币，产生外汇负债，而贷出的是本国货币，而当外币与本币汇率发生较大变动时，负有巨额外债的发展中国家就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此次由美国引发的世纪金融大危机，美国在危机爆发前转移风险与在危机爆发后转嫁危机，使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灾难日益深重。

　　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剩余价值”
　　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存在如此多的弊端，越来越不适应国际金融格局的变迁与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态势。但是，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建立的高成本，或许就是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存在的重要理由。二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处于压倒性优势，几乎所有的大国都是美国的债务国。尽管如此，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仍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如今，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形势远比二战后的形势复杂，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或许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建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显然，中国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认知，决定了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略。
　　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到70年代后期，国际金融秩序完成了布雷顿体系下固定汇率体制崩溃后的调整。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依赖美元的国际地位，主观上印刷更多钞票，获得更多铸币税，而客观上持续为全球经济创造着宽松的货币环境，经济全球化由此得以全面推进，全球经济由此得以持续增长。事实上，正是这一体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比较适宜的外部环境。三十年的发展使中国经济不断壮大，经济增长在世界重要经济体中连续多年保持最为强劲的态势。
　　中国是现行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受益者。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万亿美元。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长期困扰中国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中国的成就主要是中国人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但是也与现行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相关，中国搭乘了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的便车。
　　因此，如果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再稳定保持三十年，中国很有可能继续从中受益，并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该体系轰然崩塌，经济全球化势必倒退，这将直接恶化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凭借中国的现在经济与金融实力，中国有可能破坏一个秩序，但是远远没有能力也没有强烈意愿建立一个新秩序。如果国际经济与金融旧秩序被打破，而新秩序迟迟不能建立，那么从旧的有序到新的有序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无序阶段，国际金融持续动荡，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正是鉴于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对中国来说仍然有“剩余价值”，因此中国应当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防范国际金融体系的恶化与崩溃。
　　但是，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剩余价值”的存在与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的判断与认知，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国际秩序与行为准则的尊重与承诺。但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所说，严重违背了他的承诺，不尊重他自己建立与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9年3月上旬宣布，将不惜以一切代价拯救美国经济。3月18日，美国终于启动了“印钞救市”方案——美其名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在未来六个月内购买高达3000亿美元的长期美国国债，以阻止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
　　从货币银行学理论上讲，一国央行是不允许直接购买该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的。美联储直接购买国债意味着国债收益率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将被彻底打破，收益率更多地取决于美联储而非市场。如此一来，直接印钞所增加的货币供给，直接令美元处于贬值高压状态（尤其是相对于真正的货币——黄金），从而使境外美国债券投资者处于资产缩水的危险境地。迄今为止，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2/3以上是美元资产，仅购买美国国债一项就有7396亿美元，占美国外债10.9万亿美元的7%。美国“印钞救市”等于开启了美元贬值的序幕，这对于中国所持有的大规模美元资产构成了现实威胁。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正不断损害中国的利益，侵蚀中美战略经济合作的基础，破坏国际金融秩序稳定的基础。所以，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无论是从国际责任还是自己利益出发，中国绝对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必要的调整。

　　新国际金融秩序的战略价值
　　为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减少国际金融秩序变革带来的冲击，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当是渐进而不是激进的，这一改革牵涉面广，涉及各国重大利益，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各国不懈努力，并取得广泛共识。正是由于现行的国际秩序对中国仍有“剩余价值”，因此中国不会积极主动去推翻该秩序，而是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对之完善与修补。依照目前中国所处国际经济地位，中国很难从美元崩溃中获得好处，而且会因为“恐怖平衡”而更有可能令中国损失惨重。美元若崩溃，最大受益者很可能是欧盟与欧元。但是，欧盟缺乏统一而稳固的经济基础，政治上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这决定了欧元的内在脆弱性。此外，欧盟一直不愿、不能正视中国的崛起，这直接影响中国与欧盟合作以及对欧元支持的合理性。
　　但是，美元地位问题不能回避。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与美元的主导地位是当今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源头。如果要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就一定要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元独大的问题，一定要约束美国以邻为壑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问题。否则，下一次金融危机一定会同美元和美国的债务相关联，而且规模和严重程度会远比这次危机更大。
　　因此，尽管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仍有“剩余价值”。但是，如果能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对于中国和新兴国家来说更具有战略价值。所以，中国应该追寻这种架构。当今，对于美国这个世界超一流的国家来说，能够制约他滥用权力的力量太少太小。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设计，首先应当考虑国际间权力的制衡、规则的尊重、承诺的信守的必要性，即促进各种能够分散美国权力的力量、能够制衡美国权力的力量的发展，这不仅对国际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发展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必要。
　　当前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加剧衰退，对致力于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良好机遇。目前，美欧都在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国际社会对中国也有较高期待。有鉴于此，中国的立场应当基于：国际力量的多元化，这有利于约束美国滥用霸权，有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成长，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的利益应当体现在：改变当前国际金融秩序存在的不合理方面，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知情权、话语权和游戏规则制定权，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重要性，为国内金融改革和开放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基本操作手法应当是：一方面，在现行体制内，积极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行相关规则的完善与补充，充分利用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外，积极促进新的制衡力量的生长与发展，寻求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战略价值。中国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在价值耗尽时实行“安乐死”，让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取代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
　　在具体策略方面，应积极寻求与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的利益交汇点，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从世界经济长远发展出发，重新界定或厘清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职能，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垄断，在公平、公正、协商一致基础上修正国际金融体系。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亟需改变IMF份额和投票权基于经济规模的分配原则，重新审核基金份额、扩大基础投票权。力争在设计份额和投票权及其分配的过程中，既要反映已有经济规模的总量指标，还要前瞻性地考虑能够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指标，从而保证制度设计的前瞻性和动态的公正性，体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及相应的话语权，努力争取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否决权。此外，要求IMF改变只注重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监管的局面，加强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加大对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和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督和预警，以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美元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但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单极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大势所趋，国际货币体系终归会向多极化发展。因此，中国要作为负责任的国际成员，为国际金融持久稳定与世界经济持续增长考虑，就必须谋划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是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人民币应努力在将来的多极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依照“先周边，后地区，再国际”以及“先贸易结算，后金融交易计价，再自由兑换成为完全储备”的思路，渐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现阶段，中国应继续提升在本地区的经济与金融影响力，加强本地区金融合作，增强人民币在本地区的吸引力；促进上海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使之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与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积极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内开放，在监管有保障的前提下，鼓励金融创新，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