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辩护——谈谈范美忠为什么要“先跑”的理由

老田

今天是儿童节，谨向汶川受灾儿童致以问候！问候完了，就有一个重要话题要说。

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最密切的引路人是老师和父母。地震塑造了几个最著名的老师，其中一个是范美忠，这个老师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地震来时先跑，这还无可厚非，先跑之后还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进行不妥协的辩护，这就出了名了。

不仅仅是范老师一个人，每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开始，都要通过家庭、朋友、学校、媒体等漫长的教育，以及生活中间的耳濡目染，被从一个纯粹的小动物，教养成为一个在特定社会规范下生存的人，这个过程被称为社会化过程。把一个人教养成为什么人的人，在中国最近几十年内有着革命性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把人都贬低为芸芸众生中间的一份子，要求人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个人的价值实现只能在整体的进步中间去解决。这个老套的想法后来被改革了，根据老家农民的认识，改革过程是这样的——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了等小哥，他为自家谋利益，他教人民各顾各。这是关于个人社会化过程的根本转折，自己成名成家和发财致富才是最主要的。

自从推崇少数人先富之后，对世界的理解就变了样子，很难不认为这个国家是隶属于那些先富人群的，对于非先富人群来说，再也难以认定这个国家就是我自己的了。因为把按劳分配原则贯彻到底，一般的工农劳动者的价值就完全由他所付出的劳动量来衡量了，即便还没有被“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也很难不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纯粹的工具，一个需要与牛马竞争之后才能确定价格的劳动力。任何指望劳动力成为主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从范美忠的学历看，好不容易考入中国第一流大学，原本指望借此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最低限度也要脱离按照劳动来计量个人价值的范围，但是终于没有最后实现。他已经够倒霉的了。与北大EMBA学员——在上海滩上发家致富的著名校友张荣坤相比，他这个北大文凭已经太不值钱了。

老实说，少数人可以先富的基本理由，肯定是要以否定国家或者民族共同体实际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国家和民族的全体具有真正的共同利益的话，少数人先富就没有道理，而是应该真正的各尽所能去风险自己的努力，同时，不得要求过分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或者剩余索取权。

这是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社会结构来说的，从一个人被教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方面看，作为北大毕业生的范美忠，也应该反应他的老师们的教育成效，如果他所做的竟然与那些著名的北大教授所主张的截然相反，那就说明他这个文凭是白混的，如果每一个北大学生都把名教授们的教诲，统统被抛之脑后，完全不作为行动的指南，那花那么多的钱来开办北大不是成了纯粹的浪费吗？

主流经济学家说了很多年，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共同体不过是幻想，尤其是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来说，是一个不真实的幻想，金钱和权力才是真实的，必须用这些真实的东西去酬报那些不平凡的人——例如智力超群、权力超群、银子特别多的人，如果不把这些金钱权力的大部分作为报酬分配给那些超人，整个中国经济就无法发展，就注定要落后。

最通俗地说，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迎合普通工农的意愿和落后想法，是以现实中间并不存在的人的平等作为认识依据，这是想要以共同体的实际存在为借口，否定上层对于权力和金钱的更高要求，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反人性所在，是毛泽东错误地引导共产党人走了一段民粹主义的“弯路”，是违背了西方国家创造的主流文明和价值的。特别是，在这次震后救灾的过程中间，一些人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利用人们在天灾面前形成那种一致的感受，明显是一个阴谋，是想要推广那种落后的看世界方式。由于近年来网络舆论的兴起，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声望累受打击，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家声望的过分下降是不利于推广那一种理论认识的，在这种灾后“民粹主义发作高峰期”，所有的主流们都很精明地选择了“一句话也不说”。不说话并不是没有看法，而是避免在损失较大的场合说，等到以后有利的时候继续说，只有从前话语权较少的自由主义者才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说话，想要在民粹主义高峰期推广来自的普世价值，趁机多占点话语权市场，但这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不屑为的。

大家只要回顾一下北大名教授们的著名主张，例如张维迎、林毅夫、焦国标等等，就知道范美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了。如果北大99%的毕业生都是范美忠这个表现，就说明那些北大的教学效果还是可以的。反过来，如果北大不能把那种“危险的时候还想着别人的傻帽”的比例，降低到百分之一以下，就说明教学效果极差，要进行深刻的反省。

有些人因为范老师遭到了一些批评，就得意洋洋地说新自由主义要灭亡了，这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就算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谓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遭遇到一些批评，难道资本主义就这么经不起风雨吗？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多的人被杀死，大萧条期间那么多的人类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比一战杀死的人数高出十倍以上，资本主义制度一样稳如磐石，其辩护士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只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算是丧失了一些信誉），到1970年代之后反而愈战愈勇，迄今已经席卷全球并在中国成为普世价值。以为区区一场地震就能改变什么，那实在是太天真了。

要是不服气的话，不妨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先跑的被处分了，而那个说“天谴”的人却安如泰山，没有任何检讨反省还预备下次继续说？说到底，是因为范老师还没有挣到一个不以劳动量来衡量自己的地位，所以他需要按照被统治阶级的伦理来进行判别和处分；而说“天谴”的人明显不是被统治阶级的一份子，所以就不以同样的伦理来判别，处分和没有被处分都符合特定阶层的伦理规则。当然，我这么说只是就事论事，客观揭示那条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又宽又深的鸿沟，明显不是要为范先跑鸣冤叫屈。

由于“各顾各”被教导了三十年，一代年轻人就是这样的舆论环境中间被社会化的，所以，出几个先跑官员、先跑老师是不奇怪的，如果整个灾区完全都是“后跑”老师，我看那倒是成了天方夜谭。先跑老师的唯一问题在于，他原本还没有挣到统治阶级的实际地位，但是却满口统治阶级话语，这就给人一种荒谬的感觉——好像他本人比统治阶级还统治阶级似的，有明显的猪鼻子插葱“装象”的味道。如果他到了著名的自由派巨擘朱学勤那个位置，不要说先跑，就算是说“这是天谴”学生死了活该，也不见得有人会把他怎么的。据说，先跑老师已经受到了处分，这说明在被统治阶级中间，偶然还是会产生把人降低为芸芸众生的一份子来评判的需要，但是决不能认定这个处分本身已经意味着有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必要与可能。

要是把被统治阶级的愿望和伦理扩张开来，并切实应用于统治阶级身上，这显然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复辟，这是某些人要坚决避免的危险；如果把统治阶级伦理贯彻到全社会，显然“各顾各”就有最高的正当性，这是某些人要杀开一条血路继续走的方向。如果这个方向无法逆转，要为灾区的孩子们祝福的话，也只能祝福他们真的爬上范先跑的校友张荣坤那个地位上去，最低限度也要爬上“天谴论”教授的地位上去。虽然张荣坤很倒霉，但是究竟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和例外，大多数张荣坤仍然是我们社会中间获得最滋润的人，现实的选择是清楚的，如果不能改变社会结构，那就只有想尽一切办法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现在小学生都知道了长大之后不当工人农民了，问题仅仅在于：这一条上升通道的通过率越来越低了，已经接近于封闭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