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泽东无需精英们的“公正对待”

作者：老田

经常看到很多学者或者网友撰文，要么就是为毛泽东辩护，要么就是要求精英阶层公正对待毛泽东，其实这种事情完全可以少做或者不做，而且可以预先得出结论：此种思想工作做得再多也不可能有效果。

列宁曾经引述过一句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只要想一下毛泽东毕生与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要求作对乃至于死不妥协的事实，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在“官学产媒”四大同盟那里应该享受什么待遇了。

毛不仅否定精英阶层能够从中大量渔利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且还否定统治阶级据以维护最低限度优势地位的管理正规化要求，强力在中国推行扁平化管理并据以塑造扁平化社会，这完全是自愿选择成为精英阶层死敌的态度。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还只是否定了私有制，并没有把官僚化问题作为政治努力目标，甚至斯大林本人还很愿意为精英阶层保留公有制条件下的优势地位，并为精英阶层要求做宣传说“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把精英阶层掌握的技术资产正当化，就这样他还被精英们妆扮成为比希特勒还坏的恶魔和暴君；毛泽东连精英们最后的技术资产都要公有化，据以推行扁平化管理，并在扁平化管理的基础上营建一个扁平化社会，假如精英们再不群起反对毛泽东的话，那还有什么“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可言。对于精英阶层的共同阶级利益及其实现方式来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坏最坏的人，比斯大林坏得多。但是，反过来，如果毛泽东不是对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扩张要求持有一种如此彻底的否定立场的话，显然，毛泽东思想就丧失其毛泽东特色了。

假如有一天这种针对精英阶层的政治思想工作真的做通了，反而取得了可观效果，我估计后果将极为严重：那就说明毛泽东思想及其毕生关于阶级的理论认识都将证明是错误的，至少也是过时的：毛泽东思想在某一个时点之后将不再有效。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有多少需要为之辩护的价值呢？

其实，每一场革命之后，要实现否定私有制相对容易，但这也只是终止了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仅仅意味着终结了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来剥削和奴役多数人的制度。但是，现代社会利益纠葛的复杂性和普遍性，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据以对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在这个管理系统内部处于高位的阶层，将拥有超越平均水平的政治权力，从而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排在多数人的利益需要之先，因此，如何防范权力为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终结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就成为私有制消灭之后的头号问题。

中共与苏共不同的地方，主要就在于如何看待管理层以管理专业化为名而提出的垄断管理权要求。苏共由于是在旧政权的军事力量在战争前线瓦解的情况下，快速接管政权的，因此，这个基于政治权力公有化的要求在革命期间未曾提出来，也没有得到解决。而共产党走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必须完成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旧统治方式基于管理专业化和常规化需要容许管理层垄断权力，如果共产党不能实现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共产党和红军就无法在有形实力弱势条件下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更无法突破旧统治阶级也难以在农村地区建立起强制管理的成本困境并从农民那里获得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

走上井冈山根据地之后，由于“无人、无钱、无枪”同时又面临统治阶级的优势军事力量的围剿，毛泽东利用这种“客观态势”引导了一场管理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否定管理层基于专业化和常规化理由而提出的垄断权力和利益的要求。虽然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危机，但是，要求管理层放弃常规管理中间所蕴含的权力和利益份额，也是极端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毛泽东身上就集中了多数干部的严重不满，1929年古田会议之前有一次集中的爆发，毛泽东因此落选前委书记。但是毛泽东这个人始终不肯后退，而外部的强敌又始终以武力打垮党内“错误路线”（旧式管理的爱好者）并同时降低反毛派的发言权，结果客观上支持了毛泽东这个顽固的少数派，导致共产党内部双方的竞争均衡，争论无法短期解决，开启了共产党内部“长期路线斗争”的闸门。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毛泽东主张的扁平化管理和旧统治方式相比，管理层丧失了相当数量的权力垄断机会和物质利益。这在管理层看来，毛泽东的固执己见导致他们在权力和利益方面受到莫大损失，因此，官员们中间长期存在一种舆论——毛泽东不让人过安生日子。

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西方国家也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白领阶层，美国学者赖特写了本书《白领》来描述白领人士的困惑，他在书中强调说这个阶层有一种永久性的“地位恐慌感”——这个中产阶级无法完全控制自身的命运所以在政治上很惶惑。中共的管理层除了美国同类的共同问题之外，还有着自身特殊的问题：毛泽东不仅降低了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而且还通过“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来反对管理层用一种相对简便的强制方式去行使权力，这就让毛时代的官员极度不爽——所得的权力和利益远远少于正规科层化管理方式的同时还要以一种更为“麻烦”的方式来运用自身的影响力，结果让管理层产生了强烈而共同的“相对剥夺感”。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彻底否定文革之后的老干部们的各种“控诉书”和“哭诉书”，就能够很清楚地识别出“地位恐慌”的严重性及其对“相对剥夺”的极度敏感。美国学者布劳认为基于“相对剥夺”将会产生“右翼激进主义”，而毛泽东时代对于精英阶层的“相对剥夺”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精英阶层的右翼激进主义也最为严重，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毛泽东毕生站在这个“右翼激进主义”的对立面上。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平民阶层起来革命，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相同的人”却没有得到“相同的份额”；而贵族造反则是基于他们原本是“不相同的人”却只得到“相同的份额”。中国三十年来思想界的一个主要底色就是控诉毛时代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政治上批判干部和知识精英的“极左群众运动”，这其实反应的就是贵族要求政治和经济上“不相同的份额”的真情诉说。大体而言，改革意识形态虽然在学术上很不规范，充满了“文艺腔”，但却相当完满地表述了那种对于“相对剥夺”格外不满的“右翼激进主义”。

从人类历史记录看，还没有一个人对于统治阶级的剥夺像毛泽东那样彻底，也没有出现过毛时代那样一种精英阶层权力利益最小化的社会，毛泽东对于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要求不仅体现在思想理论上，而且直接贯彻到社会实践当中去了。显然，理论力戒空洞和粗疏，精英们要实现贵族造反目标，要表述他们的右翼激进主义，如果不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时代，不仅在理论上很容易流于空泛，而且在实践上不容易组成精英阶层的“反毛”政治统一战线——牢记他们在毛时代遭遇相对剥夺的“阶级苦和血泪仇”。而且，精英阶层在重建自己的统治地位过程中间，如果不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和毛时代，就不容易彻底批倒平民阶层的“过高权力和利益分配份额”，就不容易在哈耶克所称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阶级拔河比赛”中间论证出获得更大份额的合理性。

毛泽东1960年3月在谈到反华问题是说：“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他们反华，对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说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载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通俗地说就是：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如果考虑到毛泽东的扁平化管理要求，直接是对历代统治阶级颠扑不破的“常规化统治方式”的造反和替代，是对公有制社会精英阶层所困守的最后一个碉堡的无情爆破，这时，只要思考一下扁平化管理中间利益和权力受损者又密集分布于管理层中间的事实，就能够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是由官员主导进行的。就如平民造反一定是官逼民反一样，贵族造反也不是盲目的和随意的，而是那些最先感受到相对剥夺的群体首先具备了最强烈的造反精神——权力精英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感受带了最为难以忍受的相对剥夺。历朝历代的造反过程中间，最先起来造反的人群总是拥有领导权的，所以非毛化运动不可能不是由官方领导并由知识精英积极参与的，运动的主从关系不是偶然的，迄今为止，最有成就的非毛化专业户也依然是来自共产党官场，而且他们发言也长期受到来自官场的超法律保护，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如果承认人们的利益是沿着阶层分化而形成区别的话，那么也很好理解观察问题的视野也会在同一个边界线附近发生质变，阶级利益与世界观密不可分，所以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而在一个公有制社会里头，社会分化主要是沿着政治地位高低来实现的，认识的对立和分歧也往往与官位相关。如果说在私有制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与财富占有量紧密相关的话，那么，在公有制社会里，人们世界观的分化与对立，主要是与社会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紧密相关的。

在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时候，阶级的影响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就是读那些“白纸黑字”的书籍的时候，阶级的影响和偏见也无时不在。毛泽东读了马克思的书之后，就汲取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和学说，他理解马克思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但是，后来的“先富论”学派的伟大导师认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更晚近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是把“与时俱进”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论品格。照说，白纸黑字是最不容易发生混淆和争论的，但是你能精确衡量与时俱进和造反有理之间的跨度到底有多大吗？而且，毛泽东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次“新发展”，都出自于官场而非学界，对此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想和认识？

有些网友动不动就引用西方某人说：不重视自己英雄的民族会如何如何，请问这有什么意义呢？中国的精英们完全可以认真地回敬一句：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些老外没有亲身经历过毛时代严重的“相对剥夺”，少了这种切肤之痛，假装好胸怀好气度当然很容易了。而且，估计毛泽东本人也会严重反对这种说法，毛泽东向来认为不存在政治思想上完全同一的“民族”这种东西，他1970年对斯诺说：“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每一个民族都会分为两部分人：大多数是劳动者，少数是非劳动者，简单地要求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保持一致，或者反过来要求非劳动者与劳动者保持一致，这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基本逻辑的。

从观察“民族”这样一群人的相互关系出发，毛泽东倒是提出了一个合格统治阶级的最低条件：如果一个统治集团把本国受排斥的人数维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统治集团就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为避免革命或者周期律，此时就需要寻求一种把统治阶级权力利益最小化并放在群众的“眼皮底下”和“口水”中间去的方式。把毛泽东提出的“统治阶级最低底线”与西方学者的认识对照，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对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批判思想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地位。按照西马学者葛兰西的观点：如果统治阶级能够满足被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利益要求，就能够建立起稳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对于被统治阶级的领导权，这样的统治阶级就不可能被一场纯粹的政治革命所推翻。又或者如马尔库塞所言，如果统治阶级能够根本改善被统治阶级的生存条件，那么就会彻底瓦解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意志实现“极权统治”就像美国那样。反过来，如果统治阶级不能满足多数人的基本要求，那么，平民阶层的反抗总是倾向于维护“造反有理”这样的真理并且倾向于这样去理解马克思主义。

依据葛兰西和马尔库塞对西方国家的分析，毛泽东思想被超越的条件也可以从反面提出来：通俗地说就是要实现“多数人共富”——此种情况下革命或者对统治阶级的绝对批判思想就很难在社会上生根发芽。当然，共富不可能一夜之间在全社会实现，但如果把“少数人先富”作为“多数人共富”的手段来看待，并进而以此去肯定私有制肯定剥削，显然，就会连带产生一个“时间检验”的问题：如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少数人先富还没有成为多数人共富的凭借，人们就有可能失去耐心，转而倾向于认为少数人先富只能以多数人贫穷为代价。如果真的有这种危险认识存在，显然，建立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指望就要落空。此时，因为没有共富作为依据，要肯定统治阶级的先富先贵现实，继续为统治阶级进行功能性辩护的效果就很差，精英们就必须转而强调否定统治阶级政治经济优势的社会是如何糟糕，这时，就越发有必要进一步批判毛泽东和毛时代来为统治阶级的正当性做否定性辩护了，这是在论据与论点的时间匹配性越来越差的情况下，知识精英们仅剩的选择。

要相信精英们已经非常清楚地把握了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毛泽东的尖锐对立（这是立场），也要相信精英们妖魔化毛泽东有着客观上的不得已（这是手段），精英们在批判毛泽东的问题上实现了立场和手段的完美统一，因此，在精英阶层面前为毛泽东辩护是不必要的，也是不会有效果的。但是，这不意味着在毛泽东话题上无所作为，而是恰恰相反，要把发言的对象转向剩下的百分之九十，让大多数人理解为什么毛泽东是必不可少的，更需要用今天人们听得懂的语言说清楚：毛泽东与多数人的政治和经济境况改善有什么关系。

二○○九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