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文化：历史进步的核心与原则

该文选自《民主的权威》一书，该书中国经济出版社，定价38元，购书电话：010-62760856。

民主已成为当今世界使用得最多的词，从布什以“民主”的名义，操纵现代尖端技术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满地球去杀人，以执行其后台老板们控制人类的指令，到遍及世界的竞选，以至中国乡野中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都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民主。而今天人类几乎所有的非宗教迷信的出版物，在论及政治和社会问题时，也都以民主作为标榜。民主的舆论作用之大，致使那些靠集权专制谋利的人，也不得不说几句“民主”的语句——当然，要从其立场对“民主”加以诠释，从而使“民主”与“专制”同义。

使用得最多的“民主”，也是歧义最多的一个词。不仅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对“民主”的理解有天壤之别，就是理论家对“民主”的定义和论证也大相径庭。“民”的范围是什么，“民”又如何作“主”？而“主”的含义如何规定，“主”什么，如何“主”？等等一系列问题，足可以使“民主”一词变成一个万花筒，它体现着现实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个人的利益冲突，集合着社会的矛盾与斗争。
我不奢望提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赞同的民主概念的定义，也不希望所有人都认可本书的论证。我所要做的，也是我所能做的，只是从我所理解，而且包括我在内的“民”——现代劳动者的利益出发，概括劳动者的相关意识，对民主及其实现进行理论探讨。

民主首先是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范畴，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民主的基本含义就是“人民主权”。它是与君主、官主直接对立的。但“人民”的外延，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那里，有很大的区别。现代欧美思想家总愿宣扬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言外之意是将民主说成其种族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不乏其进步性，但在今天，除显示其种族优越性之外，一个大的负面作用，就是给那些专制主义者以口实，他们依然在以民主的“种族性”来证明其专制的合理性。当然，雅典的“民主”政体在文化上是有很高价值的，但这种价值应属于全人类。而我们从雅典的“民主”中，恰可以看到那种将奴隶排斥在外的“民”，其“主”首先是一种阶级的专政，其次才是“民”之间利益的协调和斗争。

“民”的范围，决定了“民主”的外延，进而也制约了“民主”的内涵。这在欧洲近代的对选民资格的限制中，得到充分表现。突破这种限制的斗争，贯彻于两百年的历史，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真正达到一国之内全体男女成员平等的选举权，但“民主”依然因复杂的体制和机制而被少数人所控制。虽然人类迄今尚未达到真正的、彻底的民主，但民主作为一种文化，却已提出并发展了二三百年。正是民主文化，使人类不断认识到各种形式专制的弊端，并逐步在它的引导下，争取平等和自由。

民主文化也是有其阶级性和阶段性的，但这并不排斥它的一般性，即与非民主的君主、官主的对立。这在孟德斯鸠那里就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关于将政体分为三类：共和、君主、专制，其中共和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它与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是有本质区别的。孟德斯鸠并不明确中国的集权官僚制，他只是将中国的政体划归君主政体，没有看到中国官主的一面。而官主，在孟德斯鸠之后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由于推翻了皇帝，而突显出来，虽然此时已经与资本结合的官僚统治也在宣称“民主”，但官僚资本的专制已成为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民主文化的产生，根本原因在“民”的素质技能提高，提高了素质技能的“民”不满足于其既有的社会地位，起而要求其权利，并要求掌握国家权利。此时，旧有的君主文化、专制文化、官主文化及其统治与“民”的要求就会尖锐冲突，其对社会进步的障碍作用日益明显。而代表“民”的利益的思想家们，则将“民”的要求概括成理论，在批判旧统治文化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理论传播于民众，由此形成与君主文化、专制文化、官主文化相对立的民主文化。

民主文化随着“民”的范围的扩大而扩展，而这种扩展，不仅扩充了其外延，也改变了其内涵，由此而形成民主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但并不排斥其一般性，而是民主文化一般性的具体表现，民主文化的一般性就体现于其阶段性的演化和阶级性的对立中。

总体说来，民主文化产生于欧洲的17、18世纪，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及与其同盟的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构成的“第三等级”反封建君主的社会势力意识的集中体现。它最初的萌芽可能要从路德宗教改革算起，基督新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逻辑的必然就是个性自由，这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历史地出现，进而就是要求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权利和民主。如果说17世纪英国的培根、洛克等人还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人身和私有财产的自然权利，那么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卢梭等，则明确提出了“人民主权”的主张。民主文化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得以实践，由此达到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实践民主文化的过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民主文化，并展开了初级民主文化的矛盾与局限。

初级民主文化的主体，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初级民主文化作为其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争取资本主义制度——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制度——的理论核心和原则。这也是那个阶段人类进步的核心和原则。但当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并按其利益来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时，民主之“民”的范围，即有权参与掌控国家权利的人，是有财产、性别等严格限制的，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中男性的“民主”。与古代雅典的“民主”中奴隶没有民主权一样，初级的资本主义“民主”中，雇佣劳动者和妇女也没有民主权。这显然是与民主文化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民主制度中居然有绝大多数人没有民主权，初级民主制无异于少数大资本所有者的寡头专制。

然而，倡导民主文化的思想家们，在反封建专制时所说的“民”，是全体人民或共和制下的全体公民，“民主”是废除“君主”之后的全体公民主权。资本主义民主制与此相比，差别是明显的。而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却在形式上将出卖和购买劳动力使用权的雇佣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处于平等的交易双方，这与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无疑是冲突的。雇佣劳动者因政治上的无权而导致经济上的权益受到损害，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就必须争取政治上的权利。当然，政治上的民主权不仅是经济权利的体现和保证，更是劳动者作为公民平等、自由的标志。争取民主权，也就成了雇佣劳动者形成阶级势力，进而要求自由解放的集合点。

以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为标志，民主运动的主体已经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雇佣劳动者阶级，而资产阶级则日益走向民主的对立面，竭力维护以财产所有权为根据的“民主”——实则资本财团的寡头专制。以雇佣劳动者阶级为主体的民主运动，开始时是以卢梭的民主思想为指导的。卢梭的民主思想要求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上的不平等，这与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的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有明显的区别。迄今依然维持的美国式的民主，就是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基础的，而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则力图实践卢梭的民主思想。法国大革命虽然在行动上失败了，但其理论意义却一直延续至今。以雇佣劳动者阶级（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运动，曾以和平方式进行，但随着“宪章运动”提交国会的“请愿书”被否决，以及资产阶级愈益残酷的统治，雇佣劳动者更加认识到要以联合的力量争取自己的民主权，为此，不惜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继承了卢梭民主思想的一般性成分，并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与矛盾。马克思不再以抽象的“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为依据，而是承认孟德斯鸠的所有权概念，并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将民主与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统一起来。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民主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性目的，也是使雇佣劳动者组成阶级的原则，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民主的具体形式。民主的制度化必须体现于公有制，是公有制的政治机制。马克思使民主文化提升到一个新阶段，在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导引下，民主运动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从19世纪末开始，并于20世纪在全球扩展，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

民主文化作为近现代人类进步的核心和原则，是在欧洲兴起的，是基督教文化的矛盾冲突的产物。由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文化变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基础，而逐步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又必然要求废除封建专制，民主文化由此而生。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民主思想分别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平民的利益，这种区别最初还只是理论上的，但在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之中，其差异日益突出。在二百多年的演化中，民主文化不断充实和丰富，但分歧也更为显著。孟德斯鸠的将民主与私有财产统一的思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与原则。而在卢梭那里萌发，由马克思明确了的民主与公有制相统一的思路，则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和原则。这是民主文化的两个阶段，分别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前一种思路因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成为保守、反动的，虽然在一些更为落后的国家它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能够体现人类进步核心和原则的，是后一种思路，几乎20世纪人类在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如废除选举权上财产和性别、人种的限制，强大的社会主义势力的形成及其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初级公有制在一部分国家的建立及民主原则在这些国家法律上的规定，都是以这种思路为导引的。

进入21世纪，民主文化在人类进步中的核心和原则更为明显，在坚持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前提下，根据现实社会矛盾的演化，进一步概括劳动者的民主意识和要求，形成充实、系统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主文化，是历史赋予21世纪的任务，也是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