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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作为一种思想，其导引的社会变革，就是民主政治，它是近现代社会矛盾的聚集点，是历史进步的核心与原则，是20世纪人类发展的主旋律。人类正处于马克思所说的摆脱“史前时期”的关键时刻，如何规定民主，普及民主，树立民主的权威，以民主的权威引导和保证人性升华，已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主题，而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否确立并普及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不仅关系民族的兴亡，也对人类进步大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民主文化：历史进步的核心与原则
民主已成为当今世界使用得最多的词，从布什以“民主”的名义，操纵现代尖端技术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满地球去杀人，以执行其后台老板们控制人类的指令，到遍及世界的竞选，以至中国乡野中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都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民主。而今天人类几乎所有的非宗教迷信的出版物，在论及政治和社会问题时，也都以民主作为标榜。民主的舆论作用之大，致使那些靠集权专制谋利的人，也不得不说几句“民主”的语句——当然，要从其立场对“民主”加以诠释，从而使“民主”与“专制”同义。
使用得最多的“民主”，也是歧义最多的一个词。不仅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对“民主”的理解有天壤之别，就是理论家对“民主”的定义和论证也大相径庭。“民”的范围是什么，“民”又如何作“主”？而“主”的含义如何规定，“主”什么，如何“主”？等等一系列问题，足可以使“民主”一词变成一个万花筒，它体现着现实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个人的利益冲突，集合着社会的矛盾与斗争。
我不奢望提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赞同的民主概念的定义，也不希望所有人都认可本书的论证。我所要做的，也是我所能做的，只是从我所理解，而且包括我在内的“民”——现代劳动者的利益出发，概括劳动者的相关意识，对民主及其实现进行理论探讨。
民主首先是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范畴，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民主的基本含义就是“人民主权”。它是与君主、官主直接对立的。但“人民”的外延，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那里，有很大的区别。现代欧美思想家总愿宣扬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言外之意是将民主说成其种族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不乏其进步性，但在今天，除显示其种族优越性之外，一个大的负面作用，就是给那些专制主义者以口实，他们依然在以民主的“种族性”来证明其专制的合理性。当然，雅典的“民主”政体在文化上是有很高价值的，但这种价值应属于全人类。而我们从雅典的“民主”中，恰可以看到那种将奴隶排斥在外的“民”，其“主”首先是一种阶级的专政，其次才是“民”之间利益的协调和斗争。“民”的范围，决定了“民主”的外延，进而也制约了“民主”的内涵。这在欧洲近代的对选民资格的限制中，得到充分表现。突破这种限制的斗争，贯彻于两百年的历史，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真正达到一国之内全体男女成员平等的选举权，但“民主”依然因复杂的体制和机制而被少数人所控制。虽然人类迄今尚未达到真正的、彻底的民主，但民主作为一种文化，却已提出并发展了二三百年。正是民主文化，使人类不断认识到各种形式专制的弊端，并逐步在它的引导下，争取平等和自由。
民主文化也是有其阶级性和阶段性的，但这并不排斥它的一般性，即与非民主的君主、官主的对立。这在孟德斯鸠那里就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关于将政体分为三类：共和、君主、专制，其中共和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它与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是有本质区别的。孟德斯鸠并不明确中国的集权官僚制，他只是将中国的政体划归君主政体，没有看到中国官主的一面。而官主，在孟德斯鸠之后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由于推翻了皇帝，而突显出来，虽然此时已经与资本结合的官僚统治也在宣称“民主”，但官僚资本的专制已成为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民主文化的产生，根本原因在“民”的素质技能提高，提高了素质技能的“民”不满足于其既有的社会地位，起而要求其权利，并要求掌握国家权利。此时，旧有的君主文化、专制文化、官主文化及其统治与“民”的要求就会尖锐冲突，其对社会进步的障碍作用日益明显。而代表“民”的利益的思想家们，则将“民”的要求概括成理论，在批判旧统治文化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理论传播于民众，由此形成与君主文化、专制文化、官主文化相对立的民主文化。
民主文化随着“民”的范围的扩大而扩展，而这种扩展，不仅扩充了其外延，也改变了其内涵，由此而形成民主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但并不排斥其一般性，而是民主文化一般性的具体表现，民主文化的一般性就体现于其阶段性的演化和阶级性的对立中。
总体说来，民主文化产生于欧洲的17、18世纪，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及与其同盟的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构成的“第三等级”反封建君主的社会势力意识的集中体现。它最初的萌芽可能要从路德宗教改革算起，基督新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逻辑的必然就是个性自由，这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历史地出现，进而就是要求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权利和民主。如果说17世纪英国的培根、洛克等人还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人身和私有财产的自然权利，那么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卢梭等，则明确提出了“人民主权”的主张。民主文化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得以实践，由此达到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实践民主文化的过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民主文化，并展开了初级民主文化的矛盾与局限。
初级民主文化的主体，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初级民主文化作为其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争取资本主义制度——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制度——的理论核心和原则。这也是那个阶段人类进步的核心和原则。但当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并按其利益来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时，民主之“民”的范围，即有权参与掌控国家权利的人，是有财产、性别等严格限制的，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中男性的“民主”。与古代雅典的“民主”中奴隶没有民主权一样，初级的资本主义“民主”中，雇佣劳动者和妇女也没有民主权。这显然是与民主文化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民主制度中居然有绝大多数人没有民主权，初级民主制无异于少数大资本所有者的寡头专制。
然而，倡导民主文化的思想家们，在反封建专制时所说的“民”，是全体人民或共和制下的全体公民，“民主”是废除“君主”之后的全体公民主权。资本主义民主制与此相比，差别是明显的。而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却在形式上将出卖和购买劳动力使用权的雇佣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处于平等的交易双方，这与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无疑是冲突的。雇佣劳动者因政治上的无权而导致经济上的权益受到损害，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就必须争取政治上的权利。当然，政治上的民主权不仅是经济权利的体现和保证，更是劳动者作为公民平等、自由的标志。争取民主权，也就成了雇佣劳动者形成阶级势力，进而要求自由解放的集合点。
以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为标志，民主运动的主体已经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雇佣劳动者阶级，而资产阶级则日益走向民主的对立面，竭力维护以财产所有权为根据的“民主”——实则资本财团的寡头专制。以雇佣劳动者阶级为主体的民主运动，开始时是以卢梭的民主思想为指导的。卢梭的民主思想要求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上的不平等，这与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的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有明显的区别。迄今依然维持的美国式的民主，就是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基础的，而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则力图实践卢梭的民主思想。法国大革命虽然在行动上失败了，但其理论意义却一直延续至今。以雇佣劳动者阶级（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运动，曾以和平方式进行，但随着“宪章运动”提交国会的“请愿书”被否决，以及资产阶级愈益残酷的统治，雇佣劳动者更加认识到要以联合的力量争取自己的民主权，为此，不惜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继承了卢梭民主思想的一般性成分，并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与矛盾。马克思不再以抽象的“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为依据，而是承认孟德斯鸠的所有权概念，并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将民主与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统一起来。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民主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性目的，也是使雇佣劳动者组成阶级的原则，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民主的具体形式。民主的制度化必须体现于公有制，是公有制的政治机制。马克思使民主文化提升到一个新阶段，在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导引下，民主运动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从19世纪末开始，并于20世纪在全球扩展，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
民主文化作为近现代人类进步的核心和原则，是在欧洲兴起的，是基督教文化的矛盾冲突的产物。由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文化变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基础，而逐步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又必然要求废除封建专制，民主文化由此而生。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民主思想分别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平民的利益，这种区别最初还只是理论上的，但在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之中，其差异日益突出。在二百多年的演化中，民主文化不断充实和丰富，但分歧也更为显著。孟德斯鸠的将民主与私有财产统一的思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与原则。而在卢梭那里萌发，由马克思明确了的民主与公有制相统一的思路，则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和原则。这是民主文化的两个阶段，分别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前一种思路因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成为保守、反动的，虽然在一些更为落后的国家它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能够体现人类进步核心和原则的，是后一种思路，几乎20世纪人类在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如废除选举权上财产和性别、人种的限制，强大的社会主义势力的形成及其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初级公有制在一部分国家的建立及民主原则在这些国家法律上的规定，都是以这种思路为导引的。
进入21世纪，民主文化在人类进步中的核心和原则更为明显，在坚持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前提下，根据现实社会矛盾的演化，进一步概括劳动者的民主意识和要求，形成充实、系统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主文化，是历史赋予21世纪的任务，也是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关键。
二、民主运动与民主政治——
社会矛盾的聚集点民主文化的出现是一场革命，民主文化的实质是人取代神（上帝）和物（资本）成为社会的主体，明确劳动者应成为社会的主体。民主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生与社会矛盾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社会矛盾的演进而发展。民主文化只有体现于社会变革，才是实在的，只有由民主文化导引的社会变革，才是进步的、发展的。在民主文化导引下的社会变革，就是民主运动与民主政治。
自从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运动出现，并形成民主政治，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不论是反对封建专制，还是反对资本专制，以及中国的反对官僚专制，民主运动及随之而来的民主政治，都是社会矛盾的聚集点。
人类是群体的、社会的动物，但每个人又都是个体的。个体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着矛盾。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劳动，劳动是人本质的核心，围绕劳动这个核心，需要、交往、意识三个本质要素内在统一，构成人类社会生活和关系的基础，其集中表现就是生产主体的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的矛盾。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是社会生产力的根据，也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条件。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其生产力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在满足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后，还有所剩余，于是那些以各种理由在交往和社会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少数人，就会脱离劳动，以控制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关键环节，来攫取他人劳动的剩余产品，形成其私有财产，并据此而巩固其对他人的控制。私有财产不仅包括消费品，还包括生产资料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私有财产是以所有权和所有制规定，并以国家机器来保证的。保证私有财产的权利和制度的国家机器，是少数统治者的工具，这些人也据国家机器而形成一个阶级，由此与劳动者相对立。
阶级统治是人本质异化的集中体现，是人性中的动物一般属性的野蛮成分的社会形式。而对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也就从人社会存在的本质之外，按照统治阶级的意识去寻找某种“超人”的力量来规定国家的根据和性质，以此证明其统治的权威。诸神、上帝、天命、财富（资本）是曾被用来作为国家根据的力量，寡头专制、君主、官主和资主（资本财团的专制），就形成了相对应的国家机器，它们被说成是那些“超人”伟力在人类社会的作用方式，并由自称代表这些力量的少数人所构成的阶级和统治集团来实施对人类的统治。
民主思想和民主文化，是对这些“超人”力量的否定。欧洲，特别是法国那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以其胆量和学识证明：神、上帝，不过是人的意识所设想和制造出来的某种观念，并非存在的实体。他们主张以自然物质为世界的本原和主体，人是物质的存在，人性是自然属性，也是自由、平等的，因此，要废除君主和专制政治，代之以源于人自然本性的民主政治，他们将财产所有权和自由竞争视为人自然本性的体现，因此，其民主是以财产所有权为根据，或者说是财产私有权和自由竞争的政治形式。虽然如此，这种民主文化及其导引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也是大的社会进步，这在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势必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
那些以上帝的名义在人间实施统治的封建君主、僧侣和领主们，当然不会接受民主观念。在他们的意识中，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来自创世的造物主上帝，上帝将所有权和管理所有权，以及上帝所造的人的统治权，交给了君主和教会，君主和教会又将之分派给封建领主和僧侣。这种意识实则他们利益的体现，成为他们不劳而获并奴役民众的根据。对于认为自然界是本原，人是自然物质演化的结果，人性取决于自然性的观念，君主、僧侣、领主们当然要极力反对，对于以这种观念为指导的民主运动，也势必坚决打压。英国革命是第一个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它搅动了沉淀于社会深层的矛盾，并以和平的和暴力的斗争表现出来。虽然英国革命以妥协的君主立宪制为结果，但君主立宪制依然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虽说是不彻底的、初级的民主政治，但它毕竟使资本的统治地位确立，而名义上保留下来的“君主”，不过是依附于资产阶级这棵寄生藤上的青苔而已。至于美国革命，则应看成英国革命的继续，北美洲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是革命的起因，而其内容，则是民主运动摆脱封建专制。在英国未能彻底完成的孟德斯鸠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在美国革命中得以实现。法国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指导思想，不仅有孟德斯鸠的以私有权为根据的民主，还有以卢梭以自然人的人身权为根据的民主，因而是一场全民性的民主运动。法国革命不仅表现出与封建君主、贵族、僧侣的尖锐矛盾，而且在运动中两种民主文化所导引的“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从雅各派专政的彻底民主政治到拿破仑以专制形式所推行的民主改革，都使民主政治成为法国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以至封建势力的复辟，也是把推翻民主政治作为主要目标。
19世纪以来，民主运动成为世界性社会变革的主流，从西欧到中、东欧，进而亚、非、拉丁美洲、澳洲，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这是改变人性和社会的伟大运动，它使国内和国际矛盾日益尖锐冲突，民主运动的兴起、高潮、低落、再高涨，虽遇各种阻力，但其势不可挡。如果说在欧洲各国，先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反封建统治运动，进而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阶级性，那么，在其他大洲，民主运动因其国内外矛盾的复杂，而表现为各种形式，其共同点之一，就是民主运动与殖民地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结合。大体说来，这场连续两个世纪的民主运动，在前一个世纪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在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以私有财产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并兴起了以人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后一个世纪，是跨欧亚两洲的俄国革命为起点和榜样，以社会主义民主运动采取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并建立以初级公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这在东欧、中国乃至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得以体现。与此同时，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也广泛展开，其指导思想总的说来是二元的，既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文化，也有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所涉及的矛盾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宗主国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矛盾，又有国内各阶级势力之间的矛盾。从短期来看，其运动的民主性质往往会被民族矛盾所掩盖。但经过一个世纪的连续斗争，运动的民主性充分显现，明显的成果，就是一顶顶王冠纷纷落地，这些国家大都确立了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
人们尽可以对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作为人类总体性的变革，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聚合了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矛盾，各种观念所体现的利益，代表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在民主运动大潮中，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个人，都感到了变革的震荡，不论是谁，都不可能再按旧有的方式生活下去了。面对变革的震荡，人们不仅要激动地思考自己的存在和未来，而且要动员起一切可能的力量——思维、体力、财产，甚至生命——来保守或争取自己的利益。旧的统治者拼尽全力阻挡变革，乃至在大变革之后对民主政治进行反扑，实行复辟，但他们不能不承认，民主运动使其统治对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也不能以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了。这一点在法国革命后的波旁王朝的复辟中得到充分表现。虽然复辟了的统治者力求以“新”的方式进行统治，但因其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所以仍要被持续的民主运动所冲垮。
至于在初级民主运动中走到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由于其所依据的资本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资主，是财主，而私有财产制度又保证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和资本，其所有者，即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虽然在反封建、反君主时也要求“民主”，但他们所说的“民”，只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且，按他们的观点，能够成为资本所有者的，都是在自由竞争中的强者，是人类的“精英”，也只有他们才能做“主”。至于无资产只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是被证明了的竞争中的弱者，因此，也就没有资格成为“民”，不能参与主权和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实为寡头专制，就包含着尖锐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势必引发新的民主运动。
新的民主运动是卢梭发端、马克思创建的以人为主体和本位的民主文化导引的民主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它以产业工人为主干，联合其他劳动者进行反对资本统治和君主、官主等专制政治。这场运动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形成大势力，成为变革的主要力量。其势力由三股力量构成，一是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的民主力量；二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和平方式反对资本，维护并争取劳动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势力；三是在殖民地、附属国参与或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这三股力量汇集的新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资本统治和各种反动统治，从而使人类处于总体的大变革之中。然而，正如资本统治内部有其矛盾，民主运动中也有分歧和矛盾。第二国际的分化，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矛盾，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裂，一国党内派系斗争，乃至不同国度和民族的民主力量相互之间的矛盾，重重叠叠，错综复杂。这些，都是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使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的社会矛盾聚焦点更为突出。民主运动内部的分歧和矛盾，特别是那些滋生于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中以权谋私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从内部的破坏、干扰，对于民主运动的阻滞作用，更甚于变革对象加给民主运动的阻力。20世纪末民主运动在全世界步入低潮，其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在掌控民主运动组织，尤其是国家政权的部分权力以后，为了谋取自己及后代的私利，干扰、抵制、破坏民主政治，甚至直接采取专制手段，镇压民主运动。
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作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本身也是矛盾的，它是在内外矛盾的斗争中逐步发展的。人类还存在，人类存在的内容必然表现为社会矛盾，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社会矛盾势必聚焦于劳动者以其人权和人格为根据，并保证其人权和人格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是近现代史的主旋律，也是21世纪的主题。
三、民主是近现代史的主旋律
如何解读人类的近现代史？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命题，更是关系如何认识和解决现代社会矛盾，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和途径的大课题。
近现代史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不妨设想一个生活在18世纪以前的人，如果他能复活，肯定不敢相信现在的地球就是他曾生活过的世界。不仅城市，就连偏僻的农村，也因工业技术的发明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人的衣、食、住、行，虽然从一般性上说仍然是满足生物学意义上的需要，但其内容和形式，以及采用的手段，都有明显的差异。在生物学的一般性上说，这种因工业文明而发生的变化，只是量的变化，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而言，却是一个质变，是生产方式和文明的一个质变，更是社会关系的质变。
技术主义者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在他们的口中笔下，工业技术就像上帝一样，创造了以财富为主体的世界，也创造了依赖财富生存的人类。为此，他们需求人类要按工业技术的要求来生活，按财富的所有权来划分等级和建立社会关系。技术主义者的这种“科学”逻辑和语言，被资本统治的御用文人们用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也被社会主义国家中反民主的势力演绎为“唯生产力论”，并以此来反对和阻碍民主政治，声称只有生产力（财富）极大发展，人们才有资格谈论民主问题，而强化少数自以为“精英”，并自称莫名其妙地代表工业技术的少数人的专制，又是发展生产力的惟一途径。有人甚至会发出这样的高论：民主会干扰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专制及其腐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
技术主义对工业技术的论证，是有其道理的，如果其论证只停留在技术或生产上，是无可非议的，但把作用于物质的技术程序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和制度，则大谬。“唯生产力论”者秉承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把增长财富看成发展生产力，并把这作为人类的根本目的。以此为由，维护集权的专制政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主张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又有差别。我们并不反对工业技术，而且主张快速广泛地提高工业技术。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主张提高技术和发展生产力——迄今可能没有一个思想家会反对这一点，而在如何提高技术提高哪些技术；又如何规定生产力怎样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要体现于物，作用于物，物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力发挥的条件，但物质本身没有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的劳动力的社会集合。技术是人的技能素质的体现，也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者运用体力和智力的经验与程序。“唯生产力论”者见物不见人，把生产力说成“物质生产力”，至多是把劳动者看成是和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一样的“生产力要素”。看不到劳动者是劳动力也是生产力的主体，不能从劳动者主体角度认识技术，甚至有人将技术视为脱离劳动者的独立存在。不错，人们可以将技术程序化，并可以作为专利商品，或者写成教科书，但技术只有由人掌握并运用时才是技术。若只是一个系统的写成文字的程序，或一本技术学教科书，没有人掌握并运用它，不过一些有文字的纸张摆在书店或档案里。更重要的是，这些纸上的文字，都是多少人毕生经验和研究的结果，甚至是若干代人的成果。因此，技术是从属于劳动主体的，是劳动的内在因素，并非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或“资源”。提高技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而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又取决于其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
按“分而不合”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政治与经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其关系，有些类似水（经济）与船（政治），水涨船高，只要经济发展了，或者说只要生产力发展了，政治也就随之变化。至于政治制度、体制的变革，则只能对经济起一些“反作用”。这是“唯生产力论”者阻挠民主政治的主要理由。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这些范畴，是思想家根据社会生活与矛盾的分析规定的，“只分不合”的思维方法，却把分析规定的范畴固定化，似乎它们就像在教科书或辞典上那样独立存在的。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因思想家的分析而独立出各个“领域”，经济、政治、文化依然作为人社会生活的要素而统一着。政治并不是独立于经济之外的一个“领域”，而是内在于经济的关系与机制，文化是作为主体的人关于人生和社会关系的意识，反映并作用经济和政治关系与矛盾。经济的发展，根本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这又取决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提高了素质技能的劳动者为了更好地发挥其素质技能，不断提高素质技能，必然地要求提高社会地位。社会地位表现为权利，其基本权利是人身权，劳动者的人身权包含着劳动力所有权，由劳动力的发挥而改造的物质资料的所有权，也应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在人身权和对劳动改造的物质资料所有权的基础上，派生出保证这两个权利的政治权利。当劳动者能够掌握人身权及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并掌握拥有政治上的民主权时，他们就已经实现了其社会主体地位，或者说，劳动者只有拥有上述经济政治权利，才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类在原始社会时，个体从属于总体，在部落内部并无权利可言，从奴隶社会开始的阶级社会，才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也就有了针对劳动者权利地位的社会变革进程。奴隶没有人身权，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权利；农奴虽在人身上依附于领主，但有了由领主为了更有效发挥其劳动力而分配的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农民的人身权在名义上属于皇帝，但实际上已属个人，而且能分得属于皇帝的土地所有权派生的小块土地占有权，由此提高其劳动积极性和素质技能。
这是奴隶社会、封建领主社会、集权官僚制三个社会形态中主要劳动者地位的情况，可以看出，劳动者的地位因其权利的逐步增加而有所提高，这是其素质技能提高的要求和体现。但很明显，劳动者并未得到明确规定和保证的人身权，因而没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没有政治权利。这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低下，社会生产方式停滞于农业手工劳动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应的是政治上的奴隶主、封建君（领）主、君主、官主制度，和文化上的诸神主义、上帝主义、天命主义。
人类要进步，必须打破旧的政治制度，进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民主文化及其导引的民主运动，就是破除旧的制度的惟一途径。自17世纪以来，在欧洲展开的民主运动，逐步扩展，并从以财产所有权为根据的民主转向以人身权为根据的民主。民主文化和民主运动激化了社会矛盾，使社会明确分为进步和保守两股势力，将民众组织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提高社会地位而与旧的统治势力进行斗争。作为社会矛盾聚焦点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也就成为近现代人类历史的主题。
民主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以争取财产所有权为主要内容的，当然也包括争取人身权，也正因此，这场以资本所有权为根据的民主运动才能吸收农奴、平民的参加，但当其取得政权，并建立以财产所有权为根据的民主政治时，也势必将没有财产所有权的无产者排斥在外。然而，推翻封建专制后的无产者虽说没有财产所有权，却取得了人身权。于是，他们又依民主的一般原则，以人身权及其中包含的劳动力所有权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即以人为本位的民主权。这样，民主运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继续成为历史的主旋律。
大体说来，第一阶段的以财产所有权为主的民主运动，是近代史的主旋律；第二阶段以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为主的民主运动，是现代史的主旋律。第二阶段，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这期间经历的重大事件，其内容都与民主运动息息相关。民主运动及其所建立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就在于它根源于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在第一阶段，民主运动的主要成果，就是为劳动者争得了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这样，劳动者就可以在与资本所有者就其劳动力使用权的买卖中处于“平等”地位，而且有卖与不卖和卖给谁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质量提高，其价格也就高，这就促使劳动者主动提高自身素质技能。但由于没有政治权利，劳动者在与资本所有者的交往中又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于是，他们就会依据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要求并争取政治上的民主权。
以劳动者为主体、依据人身权的民主运动，只能由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组织起来，以联合的方式将分散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集合，形成社会的势力，这样才能与处于强势地位的资本所有者阶级相抗衡。虽然在开始阶段，劳动者的势力还是弱小的，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懈斗争，其势力逐步增长，先是争得了结社权，即组织工会，以联合起来的劳动力所有权与购买劳动力使用权的资本所有者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减少工时、减轻劳动强度。进而是组织政党，在政治上与统治者斗争。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迫使资本所有者阶级不得不承认劳动者阶级的势力。到20世纪初，民主运动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即争得了普选权。在这个过程中，“女权运动”成为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这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阶段。其民主、自由、福利等昭示现代文明的各种标志，实际上都是民主运动的成果。
与之相应，工业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纳入民主运动的大潮，并以民主为旗帜，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民主运动在落后国家的突出表现。虽然革命后建立的初级民主政治有许多缺陷，甚至因这些缺陷未能及时有效地克服，而导致反民主势力的复兴，但革命的民主性及革命后对劳动者民主权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宪法上的规定，却是不容否认的，也正因此，苏联和中国的劳动者素质技能才得以迅速提高，并由此展开工业化。在民主运动的大潮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各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也变革了其旧有的君主和专制制度，形成了类似19世纪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对于这些国家，对于人类总体，这都是重大进步。
总之，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在近现代史上，是人类进步的主旋律，二三百年人类所取得的所有发展，都可以归结于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这是判断近现代史的根本标准。但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并未完结，反民主的势力依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占统治地位，因此，21世纪的主题，还是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
四、民主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题
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植根于人本质发展与人性升华，是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要求和体现。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从现有情况看，人类总体上已基本完成了民主运动的第一阶段，建立了以私有财产为根据的民主政治，除少数国家还保持专制政权外，卢梭、马克思所开创的以人为本位，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主文化指导的运动，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远未达到普遍性民主政治。资本统治与残存的君主、官主专制，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对于现实存在的人类来说，民主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其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也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题。
以私有财产权为根据的资本主义民主运动，在资产阶级确立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后，就结束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逐渐保守和反动，并成为阻碍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主要势力。然而，资产阶级并未放弃“民主”这个旗号，仍然以“民主”的名义向世界上推行其统治。这里最典型的就是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计划。从政治制度论，现时阿拉伯国家远未达到民主政治的程度，有些国家甚至保留着封建君主或酋长制。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其文化上的保守——伊斯兰教源于犹太教并受基督教重大影响，但并未像基督教那样经历自身改革，至今依然在阿拉伯国家保持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更在于美英等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对这些国家中民主运动的镇压。而帝国主义者如此关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主要原因，又在此地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了垄断和控制石油，帝国主义者采取各种手段来破坏阿拉伯国家的进步，而扶持可以作为其工具的旧统治势力，是必要的环节。很明显，美英等国政府在阿拉伯国家奉行的政策所导致的反民主结果，与其本国的民主政治形成鲜明对照，而这正是大资本财团的利益所要求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在现代的集中表现。为此，美国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但发现萨达姆并不那样顺从时，则出兵攻打伊拉克。布什父子的两次侵伊战争，都是以“民主”为旗号的，如果说老布什的侵伊还有帮助科威特封建君主复国的理由，那么，小布什的侵伊所奉行的逻辑，就只能是站在河上游指责下游的羊弄脏了它喝的水了。什么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什么“与基地组织的勾结”，统统被美国国会的调查证明是子虚乌有，但这并不妨碍小布什以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去大规模地屠杀伊拉克人民。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杀人罪行，小布什却声称是“帮助伊拉克人民实现民主”！不知道那成千上万被巡航导弹夺去生命的伊拉克人如何行使其被布什恩赏的“民主”?
自19世纪初中叶资产阶级在欧美取得统治地位以后，民主政治在他们那里就成了维护资本所有权的工具。对国外，他们为了扩张、掠夺，扶植没落反动的旧政权，反对民主运动，迄今依然如此，上述布什的侵略伊拉克就是典型。对国内，他们则坚决反对以人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因此我们可以说，那曾在反封建专制中起过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已经变成居统治地位的资主或财主政治了。它不仅是其本国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对立面，也是全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
21世纪的民主运动，只能是以人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它曾经是20世纪人类发展的主旋律，也是21世纪人类进步的主题。
工业生产方式是现代的主要生产方式，民主制是与工业生产方式相统一的政治制度。工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劳动者的协作与生产资料的集合，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由资本所有者以货币资本购买一定数量劳动者的劳动力的使用权和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在它们的主持和管理下，组织劳动者协作使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创造新的价值，其实现后扣除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货币价值量，就是归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民主，主体是资本所有者，它所维护的是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的统治。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以废除资本所有制，以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为目标的民主。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立足社会，并参与社会生活的根据，就是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与劳动，反封建专制的斗争确立了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这也是他们参与工业生产方式的前提。正是在工业生产中，他们认识到，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全部生产物，都是他们的劳动成果，资本所有者实际上在生产中是不必要的——这在经营管理活动主要由雇员来承担之后，更为明确。以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为协作生产的前提，并由创造生产资料价值的劳动者拥有其所有权，再由劳动者从所有权派生占有权，选举占有权行使机构的负责人，并由该机构选聘经营者，这样完全可以进行工业生产。而且，由于权利的平等和自由，将更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劳动者权利的社会机制，是协作的前提。
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在20世纪取得了伟大成就，几乎全部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可以归结于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但它尚未居这个世界的主导。在今天的世界，主要的社会矛盾还是资本统治与劳动解放这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其主要矛盾方面还是资本统治。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是劳动解放的集中体现，它的主要任务，在于与资本统治的斗争。这是从全世界总体而论的，具体到不同国家，情况又有所不同。其一，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统治与劳动解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二，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与发达国家相同，不过其社会主义势力要弱小些；其三，是在仍保留君主或专制的国家，主要矛盾是君主或专制统治与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矛盾，资本势力往往依附统治者，对付民主运动；其四，是曾经建立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民主政治的不健全，导致官僚资本的形成，并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与社会主义势力对立，在一些国家它已居主要矛盾方面，在另一些国家尚处次要矛盾方面。
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民主运动都有其特殊的任务，但从总体而论，又有共同的任务，这就是反对在世界主要矛盾中居主要方面的资本统治。不仅第一、二类国家，就是第三、四类国家的君主、专制和官僚资本势力，都是得到大资本财团支持的，并成为世界性资本统治的同盟者。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不仅要反对本国的旧势力，还要反对国际大资本的统治。
矛盾的斗争是量变导致质变的否定过程。反对资本统治，既要削弱其势力，更要增长社会主义民主势力。如何从内部扩大、更新社会主义民主势力，有效地组织和发展民主运动，是解决现代世界主要矛盾的根本。
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不仅要与外部的对立面反复斗争，而且其内部也会出现分歧、分裂，乃至滋生反民主的势力。分歧的产生，有认识的原因，也有因不同国家、民族历史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思想、策略等差异，这些都属正常现象。但也有一种分歧是根本性的，即由于某些人价值观上的问题，他们参与民主运动的目的只是谋取私利，只要在运动中取得一定地位，执掌部分权利，就会与民主运动离心离德，进而结成某种集团和派系，与民主运动的主流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往往会导致运动的分裂，进而这些派系又会与外部的反民主势力相勾结，从内部破坏民主运动。至于思想、策略及历史条件差异所形成的分歧，也有可能导致运动的分裂，但这种分裂只要处理得当，还是可以统一的。而由反民主势力造成的分裂，不仅不可调和，还要与之坚决斗争。20世纪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未能有效地处理因思想、策略及历史条件差异所形成的分歧与分裂，更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方式克服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个人与小集团所导致的分歧与分裂，致使其势力逐渐扩大，执掌了运动及所建政权中的部分权利。从民主运动内部形成的反民主势力的破坏力是巨大的，苏联解体及俄罗斯被官僚资本集团所控制，以及中国现实日益严重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复生，其主要原因都在这里。
21世纪的民主运动，要认真总结20世纪的经验和教训，在全面分析、规定世界矛盾和本国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民主运动的理论、原则、路线和策略，在纯净和强化、扩大组织的过程中，与内部与外部的反民主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使民主运动健康、扎实地发展。
五、民主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与保证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5，中国的民主对于人类的民主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20世纪所取得的进步基础上，在21世纪加速民主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要求与保证，也是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重要环节。古代中国的集权官僚制是农业文明中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正是由于实行了这个制度，中国才得以保持农业文明的领先地位。集权官僚制在形式上看是君主制，但官的作用又是相当突出的，系统严密的官僚体系中皇帝只是最大的官，同时又要受官僚系统的制约。因此，不能简单套用孟德斯鸠关于君主制的定义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从其特点来看，中国古代的集权官僚制是君主和官主的结合，或者是以君主名义的官主制。这种政治制度是在变革了封建君主制之后形成的，与之相应，它废除了封建领主的特权，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这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大三角”结构，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因此，在没有强大外力冲击的情况下，集权官僚制是不可动摇的。虽然历史上有若干次因农民起义和异族进犯而导致某一王朝的灭亡，但结果也只是改换皇帝，官主制度依然。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分析中国元、清两朝的统治时，发现如果用西方人的种族观念来解释元、清两个异族王朝，是说不通的。满洲人在全中国只占人口的2%，却可以统治98%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他通过对清王朝的探讨，指出：
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关系都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而中国的政体是国家与文化综合而成的，国家的集权程度很高，但文化却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当中。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家可能掌握在异族统治者手中，但中国的文化生活仍然得到了延续。费正清：《传统与变迁》，第25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他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并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我将中国从秦至清这两千余年时间内的社会制度规定为集权官僚制，而非国内某些史学家按苏联人观点所说的“封建制度”，是经过10余年的反复探讨得出的结论。费正清的上述论证在一定层面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差异。
集权官僚制是社会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对社会的统治，保证了个体劳动的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因此，它的矛盾相比其他阶级社会要缓和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既不可能退回到旧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形成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这样，两千余年的中国，就在这日益保守的制度中缓慢地演进着，一直到明朝末年，虽然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束缚，但尚未找到变革的方向和途径。满洲人的统治，阻断了变革的思路。对于中原汉人已经相当陈旧、腐朽的集权官僚制，对于“未开化”的满洲人来说却是新的、先进的制度，为了统治多于自己近50倍的汉族人，清王朝所能做的，只有强化集权官僚制。这样，就使集权官僚制得以延续。也正是清王朝统治的二百余年，欧洲开始了由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文化变革，与之相应的以重商主义导引的经济变革，又为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奠定了经济基础。到19世纪，英、法、美、德等国，都已展开了工业革命，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本性要求不断地扩张以增加利润和增殖资本，于是，在18世纪还盛行“全盘华化”的西方列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足可以向中华帝国挑战，并侵入这庞大帝国的腹地。更为重要的是，列强在进行军事上的侵略和经济上的掠夺时，又将其文化带入这古老国家。至此，集权官僚制的根基开始动摇，面对内忧外患而焦虑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方略，其中先进分子经过痛苦的抉择，不得不承认作为民族敌人的列强在制度和文化上的优越，“向西方寻求真理”。从康有为到孙文，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展开了一场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
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以民主政治取代集权官僚专制。但对这一点的认知和实践，却充满了曲折。这里既有民主势力自身的思想、组织，以及斗争方式等问题，又有旧的统治势力从外部和内部的阻挠和破坏。20世纪的中国，是在民主运动中迈开其前进脚步的，而这种前进又因没有深厚的民主文化根基，以及受旧统治势力与外国大资本财团勾结的干扰，显得相当不稳和曲折。虽然如此，中国的民主运动却也以压缩的形式，经过了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明显地失败了，后一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这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又遇到来自帝国主义和旧的统治势力的攻击，更来自那些“混进”民主运动中谋取私利者从内部的破坏，因此步履艰难。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认为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是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中国的民主政治，就是被那些以“人民公仆”身份出现的在公共权利机构供职者中的少数人所破坏，以至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宪法颁布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宪法中规定的选举权、言论权、结社权等民主权利，依然不能完全落实。相应的，少数人以权谋私者的行为，则日益有恃无恐，在猖狂地侵吞国有财产形成其官僚资本的同时，又以各种理由，如“民主种族论”、“民主条件不成熟论”等，反对民主政治。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有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才是他们真正的克星！也只有全面展开民主运动，实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消除腐败和官僚资本。
这个道理，以权谋私者明白，广大民众也明白。但是，由于民主思想对中国来说迄今依然是外来的，不论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其理论的论证都来自欧美国家，虽然其中有世界的一般性，但也有国度的特殊性。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是必须注意的。但由于救亡和建设的急迫性，中国人并没能对民主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没有通过对传统官文化的批判，形成中国自己的民主理论。因此，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民主的含义是模糊的，既不能明确区分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也不能对民主政治与公有经济的统一进行规定，而且没有关于民主权的系统论证。以致直到今天，一些人所积极鼓吹的“民主”，还是以财产私有权为根据的资本主义民主，孰不知这种民主已成过时的、保守的，在中国鼓吹这种“民主”，就和鼓吹对私有财产的自由竞争一样，不仅不能触动官僚资本，反而有助于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的民主运动，虽然遇到了挫折，但毕竟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它是不可能倒退的。既不能退回“君主立宪”，也不能退回资本主义民主，中国所应有的，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导引中国的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者的民主，也是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每个国家的劳动者都可以，也都应该在概括自己的利益和意志的同时，根据本国的特殊矛盾，对社会主义民主做出规定。当然，在这过程中，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经验，但这是从一般意义的学习，而非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民主文化和民主运动中先行的一步，他们的思想和经验中包含着世界的一般性，同时也有国度和时代的特殊性。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外国先进民主文化和经验中的一般性成分的同时，还要注意其特殊性，更要分析本国现时代的特殊性，由此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即在特殊性中体现世界一般性的民主文化。
今天中国人民主的观念已普及，从民众到政要，都在谈论民主，并把民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如果说一个世纪前的中国思想界几乎没有人谈民主，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孙大炮”，也只能提出“民权”。当时的中国，谁个说出“民主”二字，必定犯下重罪。而今天的思想界，则几乎无人公开反对民主。但这并不等于民主文化在中国已居主导地位，其一，对民主的理解歧义纷乱，不仅有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观和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差异，更有将儒家“民本”思想说成民主，甚至有人把民主视为一种“工作方法”。其二，传统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仍普遍存在，有的对民主文化的抵制与歪曲，时而可见。
中国的民主运动，绝非只是思想界的议论，而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各个层次。中国民主运动的任务，集中起来说，就是完善民主制，改革依然保留着的行政集权体制。与古代不同，今天的行政集权体制是在初级民主制之下的政治体制，但由于民主制的不健全，民主权威的不充分，不能掌控和监督集权体制，甚至会出现该体制中的少数人以权谋私和对民主制的干扰、破坏。在这些人的观念中，根本就不理会民主，也不认为他们所任职的公共权利是由民主权派生并控制的，而是把自己塑造成某种类似“天命”的观念的代表，或者只承认授予其官职的“领导”。这样，他们本人的私利就成为至高无上的利益，他们也就可以为了私利而为所欲为了。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很少受到制约。
强化民主权，健全民主制，确立民主权威，是改革行政集权体制的前提，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运动的重点。为此，首要的一点，就是探讨并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这是有条件的，不仅宪法上规定了社会主义民主，而且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说明在中国探讨和论证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这种探讨，必须在坚持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和原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中国的现实矛盾，概括中国劳动者的利益和意志，同时要借鉴外国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的经验。第二，就是展开民主文化的大讨论，区别两种民主文化的差异，与那些仍坚持已过时、保守的资本主义民主的人论争，由此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更为明确和深入人心。第三，进一步从法律上完善民主权的规定，规范民主权所派生的各种公共权利机构的职责，规范在其中任职者的行为。第四，也是基本的一条，在民主运动的进程中，保卫和改革、发展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民主的立脚点和归结点，都是公有制经济，民主运动由此而发，也只有在改革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进行民主政治的改革，才能真正地在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同时，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由此而发展生产力。
中华民族的振兴，其内容就是全民族素质技能的提高，而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则是提高和发挥全民族素质技能的内在机制。20世纪开始的民主运动，能否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扩展，关系中华民族总体的振兴，也关系每一个成员的自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