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仍处在帝国主义的大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及其革命政党认识和改造世界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自马克思逝世一百二十多年、 列宁逝世八十多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就近来的发展而言，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持续处于低潮;另一方面，2007年 爆发至今的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仍在延续。历史变迁的沧海桑田正从正反两面映托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客观真理性。自觉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 的世界观、方法论，能动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之后世界巨变中的规律性走向，深入研究更为复杂的21世纪世界的裂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潮所面临的首要 理论课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的纯洁性及其发展为社会实践所检验与推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时代生命力的根本标志。
1913年列宁对什么是马克思学说做了总结:“马克思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这 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有害的宗派’。也不能期望有别的态度，因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 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劳动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 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 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 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 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
一、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研究有待深入的课题
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百多年来，在32深入认识唯物史观的长期过程中，关于马克思 基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而提出的世界历史时代尺度的研究，至今未充分展开。其核心思想[2]24，25是:“一切社会形式中”，都存在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及 其关系，被马克思喻为“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它们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及其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如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 “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而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联系还占优势”。世界历史时代从时间维度看，仅指占支配地位 的典型社会形态全盛时期所展现的基本特征，不包括其兴起和衰败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前者如日中天，如同午间最充沛的艳阳，后者如同日出和日落的斜晖。世界历 史时代从空间维度看，不包括被“普照的光”掩盖了的其他一切色彩，即同时代并存的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其他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在偶然性上对世界极其丰富多彩 的具体历史演变过程进行如此诸多的舍象后，高度抽象出来的、标志世界历史时代特征的社会形态演变，在辩证逻辑上直接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普遍性和 必然性。但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还生活在“必然王国”中，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逻辑过程只是蕴含和体现在具体道路的偶然性中，不能把共性等同于个性。
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革命”曾震撼了世界。他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理论，改变了在物质时空运动的速度小于光速条件下经典力学 的三维时空观，以致达到光速的物质时空运动使时间变化本身成为物质存在与变化的第四维度，从而揭示了高速(可与光速比拟的)条件下物质存在和运动的规律。 狭义相对论并没有否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感觉到的牛顿力学关于物质存在和运动的经典三维时空观，经典力学被看作是狭义相对论力学在物质低速运动情况下的 近似。这样就提出了两大时空观从三维到四维的转换问题。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发现，揭示了一个与以往观察历史完全不同的时间尺度——考察社会形态变化的世界历 史时代尺度。这是马克思关于历史空间发展理论的基础，而在当前热烈讨论的空间生产理论中却遭到不该有的冷遇。虽然世界历史时代尺度并不否定日常生活中的 “钟表日历”尺度，但许多人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存在着两个时间尺度之间的飞跃和区别，不知道在运用时如何进行两大时空参照系的转换，以致轻率地将日常生活 中较长期存在的新现象，误判为世界历史时代的新特征;而当时代的真正特征崭露其本来面目时，却瞠目结舌，不知其所以然。在时代问题上，解决现象与本质的对 立，离不开两大时空观的转换这个大前提。
由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构成的世界历史时代不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时代”[2]32，33。马克思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社会形态为分析单 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不平衡发展论。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之演进必须经由社会革命的时代，才能实现质的跳跃式发展，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既定生产关系在其同样占 统治地位的既定上层建筑的保护下，阻碍现存社会中已经绽露的新生产力获得大发展，而通过制度内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已到了于事无补的程度。这是由这些社 会形态内在的对抗性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人类社会基本特征的演变是非连续的，而且，其跳跃之间断点的历史地缘位置也在不断转换，也是非连续的跨越 式。在包括民族征服、民族迁徙、宗教传承等各种形式国际交往的影响下，代表世界历史时代演变的几种社会形态，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区，从来没有始终如一地 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缘位置上。世界历史时代的中心地区在不断转换，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是主导型国家单因自主演化的结果。实际上，取代前一个主导性社会形态的 后一个主导性社会形态的典型地区，最初往往是从前一时代非主导性社会形态所在的非中心地区的地缘位置中生长起来的，进而在社会革命的时代成为历史突变舞台 上的主角。
社会形态转变在历史地缘空间位置上的跨跃式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唯物史观研究的重大课题。[3]这意味着必须揭示被原生态“普照的光”掩盖的其他 一切色彩，“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2]27，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内源性”和“外来性”诸方面的联 系中，揭示社会形式中支配与被支配的生产及其关系之间的交汇、撞击、衰败、复兴、冲突、裂变和转化。不仅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自己的生产、内部 分工和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决定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的，除了这些因素外，还有其“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4]68
神庙封闭，异教突起，权杖易手，王冠落地，战乱不绝，帝国解体，都市焚毁，废墟复兴，远程奔袭，民族迁徙，地理探险，种族灭绝，……，历史上在 社会革命时代多元化的裂变中，最后胜出并稳定下来成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表征的社会形态，反复经验了出入地狱般的生死历练和适应性变革。期间，夭折迭起，见 首不见尾;以一个模式为起点一路走到黑的大国崛起，来去匆匆。多级大系统集合体矛盾运动的不平衡发展，是物质存在与变化的基本形式，其法则可称为“唯物辩 证法原理”。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功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提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世界“是过程的集合 体”，而“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这个辩证运动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 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5]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实践中的发展，特别是社会革命时代所面临的解决极 其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历史任务，作为二者之结晶的唯物辩证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其经历的社会革命时代的新特点，是它较前一时期，更多地依赖 于对帝国主义条件下成为直接实践问题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总结。
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的农业大国的俄国无产阶级，如何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金融统治和殖民统治的整个链条矛盾纠结的薄弱环节，与农民和其他阶级结成 国内外的革命联盟，击破强大的敌对阶级国际同盟的围剿，首先夺取并巩固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一个比研究自然界大系统矛盾运动复杂百倍、艰难百倍的重 大实践和理论问题。没有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要完成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的。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 大国，中国成为继俄国之后又一个帝国主义基本矛盾的集合点，其敌人之异常强大，其革命之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是空前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发展 的不平衡及其肢解和瓜分中国的激烈争夺，造成和加剧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广阔的历史舞台——极端不平衡发展的错综矛盾运动的大系统过 程集合体，为毛泽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罕见的客观历史条件。他在《矛盾论》中分析了大系统矛盾运动不平衡发展的内部联系及其变化的一般 规律，因而确立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过程集合体矛盾运动基本规律的核心地位。毛泽东在论述大系统矛盾运动一般规律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提出和使用了一系 列重要的哲学范畴，如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矛盾等，其含义和作用有待深入发掘。大系统的矛盾运动不仅受其内部主导结构的支配，更重要的是，主导结构也 在大系统的矛盾运动中发生变化。要研究决定大系统本质特征的根本矛盾，制约大系统多级变化趋势的诸个基本矛盾，以及在某种主趋势中影响其他矛盾存在与发展 的主要矛盾，要把握这三者之间错综的复合转化关系。
决定世界历史时代之典型社会形态特征的，是其社会结构的两对基本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的性质，它制约着另一对基本矛盾生产关系 与上层建筑的性质。它们的阶级表现，简约地集中体现为该社会形态中统治与被统治两大阶级之间稳定的对立。因为舍象了原生态“普照的光”掩盖下的其他非主导 性生产及其关系，就阶级关系而言，可以静止地将其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视为等同的简约关系。而社会革命时代的直接动因则是各种阶级关系复杂的冲 突，“普照的光”已成了日薄西山的余晖，它在社会结构和地缘位置上的主导地位摇摇欲坠，难以控制和掩盖其他生产方式的剧烈变动及其向新地缘中心的浮动。在 其背后起作用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都在剧烈变动，作为社会革命时代的研究对象，它们在每个民族内部及其相互关系中都不再可化约，其叠加效应的复 杂性因离散分叉的多样性变化及其放大效应的不确定，而雪上加霜，更不易把握。换言之，此时的根本矛盾必需展现为诸多基本矛盾;只有上升至主导地位的基本矛 盾才构成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不再长期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由诸基本矛盾中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某个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主导结构，自身也不稳定;其他 基本矛盾的上升会取代它的主导地位，在根本矛盾稳定的范围内，改变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这些显著变化都会引起大系统内各个矛盾特殊性本身的变化，破坏 大系统内部稳定的网状联系和自我稳定的调节功能，由巨涨落导致系统崩溃，酿成社会形态在地缘上出现跨越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研究的进展
为放任自由的雇佣劳动制全面辩护，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中，不但唯物史观遭到否定，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在不受约束的 资本那里，更是成了大逆不道的“眼中钉”。当前全球性的“回归马克思”热潮，是新自由主义信念在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中遭到破产的重要标志。针对当 前西方经济陷入的长期萧条，研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科学理论，恢复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地位，尚有大量艰苦的理论工作摆在我们的前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揭开了人类历史真正转向世界历史的宏伟画卷。与以往的“世界史”不同，基于这一生产方式而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 变化，不再是各国经济及概况的简单总和，而是由其内部结构的矛盾运动推动的大系统历史发展过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基本结构的阶段性变化及其演变的长期 趋势，制约着世界范围内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时代特征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 组织”[2]23，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变中“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 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33
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以英国为典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生态内在结构的矛盾运动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暴露得最充分，因此，《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对于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尺度的整个世界历史时代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为《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普遍性，作为原生态“普照的光”，不能简单地拿来取代对复杂经济现象的具体分析。即使是马克思自己也曾计 划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对依托世界市场并存的多种生产方式的相互联系，进一步做出理论分析，尽管其庞大的写作计划最后未能完成。用“现代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取代“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之所以不合理和徒劳，说到底，是不了解存在着上述两个不同的时空参照系及其转换的必要性。《资本论》 “人体解剖”的对象是充分发育的青壮年，不是胚胎或婴儿，也不是行将就木的老人。所以，它不仅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 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2]23;而且是透视资本主义形成期和衰落期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变化的一把钥匙，青壮年发达的内部器官及其旺盛的新陈代 谢，既是胚胎和婴儿发育生长的结果，又是其“自然过程”衰老的前提和开始。
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有两个言简意赅的高度概括:它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 [6]220;同时又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7]。搞清楚这两种概括的同质性，是《资本论》研究当前的一个重要论题。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劳动人 口或者本身不再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或者本身不再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口不再出卖自己劳动的产品，而相反地出卖自己的劳动本身，或 者更确切些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时候，生产才在其整个范围内，在其整个深度和广度内，变成商品生产，一切产品才转化为商品，每个个别生产部门的物的条 件本身才作为商品进入该生产部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8]5“现在，所有权对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 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9]640“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 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 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 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洁，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 律。”[9]644“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使用价值才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媒介。”[8]6
与上述基本理论的混乱相联系，人们将视“资本”为“物”(生产资料)的庸俗经济学观点捧为“经典”。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恰恰在于揭示:资本 是“自为的交换价值”。与简单商品流通中交换价值“自在地存在”不同，它只有在资本流通中才成为“自为的交换价值”[6]222～227。资本的特质性在 于，“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 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9]175，176无偿占有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自我增殖的源泉，构成资本的本质。因此， “资本不是物，正像货币不是物一样。在资本中也像在货币中一样，人们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关系，或者一定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 性。”[8]64这也就是说，“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把“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之 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9]90～99在此基础上，“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8]56，从而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成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生产方式，“经济学家的这种幻想”[8]56是建立在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形态基础上的拜物教意识，它们构成了资 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问题长期没有形成共识，主要原因是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的商品拜物教性质，它把资本主义的社 会生产关系“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而拜物教意识则认为，这是“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不少研究者误认为，由资产阶级经济学集中反映出来的拜物教 意识，便是马克思所要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形态，以至于把具有拜物教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错误地当成是上层建筑中占支配地位的资 产阶级经济学本身虚幻的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9]8“本书的最终 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9]1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方式与以往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不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物的主体化，物化劳动统治活劳动。面对这个颠倒的世 界，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层层地揭示资本的神秘化过程。其中，经由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价值及其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及价 格，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重性中，具体劳动过程是价值增值过程的物质承担者，作为价值增值过程的劳动条件，预付总资本中不变资本 的使用价值必须在物质上全部进入现实的劳动过程。尤其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的社会性质包括劳动的社会结合、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规模经 济对劳动的节约等，成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却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由于剩余价值来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表现形式上的神秘化，于是，就把不变资本当 成“母胎”引出其增殖的剩余价值。年剩余价值量同时取决于资本的流通速度，预付资本的价值转移和价值补偿的实现按一次或多次周转的不同状况，被仅仅划分为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决定性区别也被抹杀了。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超过商品成本 价格的余额即利润这个转化形式。现在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一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就单个的 企业或产业而言，它的量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实际上，都与剩余价值不同。平均利润又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企业主收入被归结为从事复杂劳动的管理者的 “工资”。这样，资本“就完成了剩余价值形式的独立化，完成了它的形式对于它的实体，对于它的本质的硬化”[10];并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尤其作为虚拟 资本，取得了它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性质，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轴心关系隐藏在由物之属性的层层外壳包裹起来的最深处，在表象上仅呈现为预付货币资本的自 我增殖运动。所以，马克思在阐述《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必须将它物外壳的“生产方式”与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有所区别，并在思维过程中从商品生 产的劳动二重性出发，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理论批判上，把资本主义生产颠倒的社会形式再颠倒回来，还庐山 以真面目，是《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一旦否认这一重大贡献的时代历史意义，回到马克思之前的庸俗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的拜物教现象形态当成其 本质，以为资本只是中性的使用价值，多多愈善，不必设防，其结果必然是社会被资本所统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意识，把资本的国际化仅仅视为各国不同生 产要素禀赋在国际间的合理化配置，将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繁荣。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的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马克思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庞大写作计划中未完成的后面部分，在继“(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之后，还包括:“(4) 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2]2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全球化的深层次研究，需要从资本循环的再生产过程出发，沿着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路进行开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创的世 界历史时代，用不断变革的社会生产力打破了狭隘的自然经济和地域的局限，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 盾也在发展，从中心到外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其用外部空间的拓展在时间上延缓内部基本矛盾激化的余地越来越小，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 不平衡发展在全球日益凸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原上就是-个国际剥削的生产关系体系，它只能以这种方式存在。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其本源性的主要标志。世界市场既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和基础。前者主要是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人资本的殖民掠夺;后者主要是英法等强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经产业革命确 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其全球化的扩张，马克思的上述计划涉及的是后者。二者在质上的区别不能混淆:全球扩张的主体在前者是商人垄断资本的特许 公司，最初的世界市场对于大多数生产者来说，尚属于简单商品流通;后者的主体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建立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含商品 资本、货币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资本流通占据支配地位;尽管殖民主义或超经济强制是二者兼有的扩张方式。
资本作为这一生产方式运动的主体，它的运动不仅从一开始就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其国内运动和国外运动的统一，这种统一 就是我们要研究的资本国际运动。随着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再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它们的生产关系延伸和发展到国际范围，中心地区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不断地征服并改 造世界其他地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及其关系，资本的国际运动成为国际劳动分工特殊的历史社会形式。资本国际运动的特殊形式取决于三个条件:(1)资本在 在中心地区的发展程度;(2)资本对外扩张时所遇到的落后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它扩张后形成的多元混合经济的性质和类型;(3)中心地区各国资本国际 扩张和竞争的方式与程度。从“荷兰模式”到“英国模式”再到“美国模式”，不同的历史条件造成了世界霸权统治的不同国际形式。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主义不同发 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国际范围内扩大再生产的必然产物。资本循环的国际运动，在以产业资本为主体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的国际 化，它使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具有国际的性质;在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国际化趋势大大加强。后者又可分两个时期:在一般 垄断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国际运动主要是通过对外输出借贷资本和对商品资本的国际垄断实现的;而在国家垄断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国际运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垄断 生产资本和国际垄断生息资本的相互依存和发展，并且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资本的国际运动具有不断深化的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发展 阶段性。
中心地区一国范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驱使资本为了使资本循环过程能够顺利实现，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地向国外扩张。资本的国际 运动把一国范围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逐步扩大到国际范围，而且还进一步表现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对立。在资本国际运动的基础上，资本积累规律得以在国 际范围内发生作用。财富和收入分配在资本主义世界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及各自内部的两极分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又使资本主义基本 矛盾在国际范围内尖锐化，限制了中心地区国家通过资本国际扩张以缓和国内矛盾的历史空间。这些矛盾的发展进一步破坏了国际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在世界市场的实 现条件，从而导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随着经济危机的频繁和加深，资本主义必然跌入长期萧条，迫使资本国际运动停滞或收缩。从长期看，由于 内在的对抗性，资本全球化同样具有扩张与收缩的周期性。
它之所以呈现螺旋式的上升运动，是因为资本全球化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的驱动下，有如下历史趋势。随着资本的积聚 和集中，大资本在越来越广的局部范围，把经由市场机制盲目调节的社会分工逐渐转变为大公司内部有计划组织的个别分工。资本国际化还把越来越多的生产当事人 从生产领域中排挤出去，成了在金融领域寄生于社会的食利者。马克思早在近150年前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随着“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 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增加”，“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 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 壳就要炸毁了。”[9]831
尽管漫长和曲折，终点尚未浮出可目击的地平线，但这一历史趋势的进程却为马克思之后的几代人所见证。马克思、列宁之后，关于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 波与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的研究，从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方面，较系统地反映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资本主义周期 性危机(10年左右或更短为一个周期)系指在供求总量上大的失衡，因而周期性发生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危机以暴力方式毁灭相对过剩的生产力，强制总供求恢 复一般均衡。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危机，它不但以暴力方式毁灭相对过剩的生产力，而且摧毁现有的经济结构，迫使其进行带制度性的 结构调整，往往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波动(5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相联系。这两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长期存在并具有对抗性的突出表现;差 别在于对抗性积累的程度、对抗采取的外部冲突方式和缓解对抗以将其重新纳入制度内运行的难度，是否已在制度方面沉淀为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就经济增长的波 动来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通常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复苏中逐渐达到危机前的繁荣期高点，在本繁荣期超出前一高点，然后再跌入危机，因而呈螺旋式上升。 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则表现为长期萧条，往往包含若干周期性危机的密集爆发，每个周期性危机复苏艰难，繁荣期很短，甚至未进入繁荣期，经济又衰退了，出现长 达多年乃至十来年的经济停滞(包括负增长)，也称“大萧条”或“慢性萧条”，正如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自2007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态势。大萧条是经济长波 收缩期的谷底部分，大危机是谷底的震中。频繁而深刻的危机期与短促而微弱的高涨期相互交错，构成了经济长波收缩期的基本特征;反之，则有经济长波扩张期的 出现。包括扩张与收缩在内的一个长波周期与另一个的交替，历史上大致半个世纪发生一次。为什么由结构性危机酿成的长波收缩期最终会突然进入下一轮扩张期， 什么是转折的基本条件，长波“第二个拐点”的发生学问题是各学派争论的最大焦点。
长波论者大体形成两大学派:以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为代表，强调技术革命的创新、成熟和扩散是引起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以曼德尔的 “破坏性适应”概念为代表，强调资本积累条件的变化是造成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曼德尔不但指出，牵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波动的核心问题是 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趋势，而且，明确提出了经济长波运动的“非对称性”说。每个长波周期内从扩张期到收缩期的转折(即“第一个拐点”)，是由 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规律、尤其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决定的。但是，从一个周期的收缩期到下一个周期的扩张期的转变(即“第二个拐点”)，却受“外生变 量”的制约，即受“第二个拐点”发生期当时具体的历史地缘条件中，不可预计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全面冲突之结果的制约。[11]
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发展了以曼德尔为代表的长波理论。它强调，资本积累过程的长期经济波动受制于其国内和国际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 排。实际上这是在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其上升期是经调整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在一国及国际范围内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下降期则反之;制度环 境与制度安排的内在矛盾最终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从而决定了前者必然从适应走向不适应的长周期转变。始自18世纪末，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多 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经历了四次长波的震荡。长波论者尽管对每次长波的具体时间划分有歧见，但对其长周期波动的总体认识大体相同。
三、帝国主义时代进程的三个阶段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资本主义衰落期即进入“社会革命时代”的产物。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强调世界范围内以及俄国社会中，社会阶 级关系诸多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及其不平衡发展。显然，列宁这里说的“时代”与上述“由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构成的世界历史时代”之间存在着种属关系。马克 思指出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将如何“告终”，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时代进程的基本方向，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分娩”前的长期“阵痛”。
最近30多年，国内外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战略要地变本加厉地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问题正在 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这类关于“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研究热，往往带有把帝国主义仅仅认同为旧殖民主义炮舰政策的弱点。与此同时，国际上对这轮资 本全球化浪潮和美国金融资本霸权的研究，以及这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尽管是深刻的，但又往往离开列宁帝 国主义理论宏大的总体构思，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寄生性或腐朽性的论述。这种现状与战后国外左翼思想对帝国主义问题的长期研究倾向有关。因为战后美国霸权统 治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许多不同于20世纪初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形式与内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被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相当的程度上当作“古典帝国主义”的 理论而搁置起来。帝国主义成了问题研究，而不是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
列宁十分重视对世界历史大时代基本特征以及大时代下各个小时代划分的把握。他指出，世界历史的进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进入了帝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他认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人口的基本划分，“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12]从而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斯大林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概括出帝 国主义时代当时存在的三大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其金融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 之间的矛盾。[13]
我们认为，应当运用上述唯物辩证法关于社会革命时代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依据帝国主义大时代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发展变 化，而不是仅仅根据资本国际化的阶段性表现形式来把握大小时代划分的基准。我们发现，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决定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的 基本矛盾结构，至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帝国主义大时代中的“小时代”却有变化，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战争为标志，此时上述三大基本矛盾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世界所攫取的 超额利润的一部分，用来收买国内工人阶级的上层，缓和了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中相继 诞生了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第二阶段以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东风压倒西风”为标志，即广义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形成，民 族解放运动高涨，两大历史潮流汇聚，旧殖民体系崩溃，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攻，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处于守势，两方的对立构成第 二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个时期，世界三大基本矛盾发展为四大基本矛盾，自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业已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与帝 国主义阵营的对立方式，上升为新的又一对世界基本矛盾。与此同时，“冷战”与战后美国霸权治理世界的新模式，在第二阶段缓和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其垄断资 本之间的矛盾;西方所谓“福利国家”的形成，也缓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第三阶段，是金融资本重新统 治世界的复辟时期。在这个阶段，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矛盾的地位下降，不再构成世界的基本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世界政治经 济的基本结构退回到三大基本矛盾的建构。但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不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基本矛盾不再仅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同时存在于第三世界 国家中。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这对世界基本矛盾，现在主要地不再采取殖民地附属国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对立形式，而是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 家与在形式上取得政治独立但仍未摆脱新殖民主义控制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即所谓的“南北矛盾”。在帝国主义大时代进程的第三阶段，南北矛盾上升为主 要矛盾。北约肢解南斯拉夫和侵略利比亚的战争，美国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及被迫撤军，以及朝鲜半岛、霍尔木兹海峡、西太平洋的军事对峙，都是第三阶段 主要矛盾存在的突出表现。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曾裹挟着苏东剧变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改革浪潮而一路春风，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金砖国家的拱起，迅速加深了 其原有的两难困境，部分回归旧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结果更是得不偿失。这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第三阶段的主要矛盾在加剧。总之，百年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 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阶级结构、主要内容和主要发展方向都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我们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 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当资产阶级尚处于上升时期，马克思曾主张用支持爱尔兰独立来推进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期待俄国民主革命的爆发将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 命的引信。进入资本主义衰落期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宁观察到，世界处在东方革命风暴盛行，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长期 趋势的逻辑链条已呈明显轨迹。首先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在少数资本主义不发达且为帝国主义全球统治焦点地区和薄弱环节的国家中，取得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不发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鼓舞和支持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世界殖民体系;而后随着世界市场的结构变化，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金融集团之间的 争斗加剧，来自落后国家的超额利润急剧下降，致使西方中产阶级相对萎缩，橄榄型社会向金字塔型或哑铃型社会蜕化，加剧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矛盾，从而为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社会条件。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从东向西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作用、循序渐进的整体运动过程，典型地在上述第二阶段 世界四大基本矛盾的组合与发展中表现出来。“东风压倒西风”的高潮，以1976年越南完成南北统一、美国侵越战争彻底失败为标志。此后金融资本卷土重来， 世界格局和态势发生了逆转，南北矛盾上升至主导地位，其深层原因需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中寻找。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下降为非基本矛盾的直接原 因，在于苏东剧变导致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社会主义社会，即使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诞生，也绝不是一个自我扩大再生产的独立社会形态。落后国家的无产 阶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夺取政权比较容易，但是要向共产主义过渡，首先是向其第一阶段过渡，却要困难和曲折得多。由于生产力低，资本主义不发达，小农占人 口的绝大多数，这些国家正如列宁所说，“在剥夺了地主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4]
关于新老殖民主义以及南北矛盾的研究，涉及资本主义及其基本矛盾横向的扩张。是否直接用武力占领和分割世界领土，是否将被压迫民族的前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和统治阶级作为帝国主义海外统治的支柱，这是新旧殖民主义体系的两个主要区别。对于形式上取得政治独立的前殖民地附属国，战后旧的世界殖民体系的 崩溃，未能阻止在美国霸权统治下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形成新殖民主义的统治体系。新殖民主义体系使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第五个基本特征(列强把世界领土分割完 毕)在表面上不再呈普遍现象。
在政治上维持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发展，是新殖民主义政策间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核心。除了构建迫使前殖民地附属国就范的国际胁迫环境(霸 权)之外，新殖民主义的间接政治控制，还需要在这些国家内部培植一个听命于国际垄断资本的买办大资产阶级，使其坐大到影响乃至控制发展中国家政权的程度。 而这样的政权因不断出卖民族主义国家的利益，会在形式上取得国家政治独立的国民中逐渐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引发动乱;并反过来，又致使新殖民主义的间接政治 控制难以稳定维持。分而治之，在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制造分裂，策划代理人战争，也是新殖民主义施行间接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法。在以上各种场 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日益遭到削弱乃至剥夺，然而与旧殖民主义体系时期的帝国主义宗主国不同，新殖民主义的间接政治控制一般不为维护发展中国家 国内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而承担日常的财政开支，更不用说旧殖民主义对他国领土永久性武力占领所不得不承受的巨额财政负担。在这一背景下，新殖民主义的间接 控制将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无序状态日益深重。但是如果失去控制的动乱发生在悠关帝国主义列强“重大国家利益”的战略要地，列强尤其是以“世界领袖”自诩 的美国，就会采取旧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进行武装干涉，甚至不惜发动“局部战争”。如对油气资源及其输送航道管线战略要地的控制，使用新殖民主义的间接政 治控制方式很靠不住，返回旧殖民主义以武力占领他国领土的直接控制，只是时间早晚和机遇的问题。在世界多个战略要地用旧殖民主义重建被肢解的民族国家，已 经并将继续使以美国为首的新殖民主义统治不堪重负，套上一个又一个绞索。这就是新殖民主义统治在政治上的两难困境。最近五角大楼宣布，美国放弃同时打赢两 个局部战争的军事侵略政策。力不从心的新殖民主义统治，不得不更注重“软实力”，向第三世界国家强行植入“西式民主”。这在部族关系、宗教信仰仍是维系社 会稳定和国家统一重要纽带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正激起连绵的动乱以致内战。
在经济上，从横向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的扩张，新殖民主义需要第三世界的商品化、私有化、工业化的程度比旧殖民主义时期有相当的发展，以便为列强国 内市场相对过剩的大量商品、资本和服务寻找和争夺海外销路，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攫取相对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的超额利润，并转嫁环境污染和 经济危机。这样做，需要克服前殖民地附属国在阶级统治上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障碍;与此同时，它又必须建构条件，把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控制在使其不能 成为自己新的竞争对手的限度内。这就是新殖民主义体系下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阻止正在争取经济自主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独立的技术创新研发能力和 生产能力;阻止它们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脱落出来、建立相对自主或南南合作的产业链、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阻止它们占有本国国民创造的社会剩余价值的 主要部分，这是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抓住不放的三个主要条件。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全球产业链和金融资本对经济命脉的渗透性控制，截留并支配着 第三世界资本增殖的绝大部分，破坏其民族资本的自主积累，防止依附性资本主义演化为自主性资本主义发展。
新殖民主义经济控制的结果，加深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包括社会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城市与农村、城市内富人区与贫民窟、沿海地区与内 地的严重对立，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源盖出于此。面对困境，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中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使它 们在国家治理中捉襟见肘，在危机期间惊慌失措，甚至多年经济增长的“奇迹”片刻化为乌有。这样，一度能使帝国主义列强暂时得以缓和国内危机的海外市场开 发，天长日久必然相对甚至绝对地停滞与萎缩。包括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在内，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不但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 其垄断资本之间在经济上分割世界的争斗，而且在前述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纵向发展跌入长期萧条时，从南到北都会引发大动荡，“阿拉伯之春”与“占领华尔街” 运动的并发，可窥见一斑。人们看到，在帝国主义大时代进程的第三阶段，世界诸基本矛盾积累至今，可控态相对萎缩，失控态迅速膨胀，部分质变的症状显 著，21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陷入更加无序混乱的泥潭。
四、长期萧条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
当前亟需研究世界经济跌入第五轮长波下降期的长期萧条问题。[15]如果把战后的“黄金时期”与1970年代的滞涨及20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 危机分别视为第四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那么，新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经济的“大平稳”时期可视为第五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直至2001年911事件 和上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第五轮长波进入下降期(第一个拐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仍在发展的长期萧条，表明第五轮经济长波下降期 正在谷底部分运行，远不见第二个拐点浮现的曙光。关于本轮结构性危机特征的分析，需要追溯到1950～1960年代战后资本主义“复活”的“黄金时期”。
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没有世界政府调控的世界市场，自发的价值规律作用，还会造成富国与贫困国差距的扩 大。20世纪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帮助或迫使西方国家对价值规律在一国和国际范围的自发作用有所抑 制。但对70年代中后期延续到80年代初滞涨的全球治理，迎来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理念指导下的资本全球化，那些曾经抑制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重要历史条件随之 被改变，致使奉行丛林法则的市场机制在国家不干预、少干预的条件下横行无阻，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发挥得淋漓尽致。
价值规律自发的破坏作用作为本轮结构性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成因，突出地表现在战后至今各国社会保障制度(西方称之为“福利国家”)的变迁上。劳 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府建立涵盖劳动者教育体制及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西方劳动阶级长期 团结斗争、反对资本贪婪剥削的产物，也是东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尖锐对立中，东方之路对西方之路产生巨大影响的结果。通过“福利国家”对 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这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保障性供给，抑制了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破坏性，减缓了有效需求相对下降和生产过剩相对扩大 的增速，成为减小市场经济波动振幅、防止其大脱轨的最重要稳定器。各国工资(广义的，包括社会保障)的国民差异，还含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曼德尔 [16]发现，劳资双方围绕福利制度的阶级斗争具有波动的周期性。在康氏长波的上升期，劳动力供给的经常短缺，有利于工会反抗资本的贪婪剥削、维护工人基 本权益的斗争，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工人实际收入上升，社会福利扩大，并沉淀为国民工资中的文化历史因素，即迫使主流社会承认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成本是劳 动力价值的必要组成。在康氏长波的下降期，资本迫于竞争加剧的压力，俘获政府决策，对上升期国民工资中沉淀的文化历史因素进行反攻搞算，力图将其从工人实 际收入中剔除，以形成新的、有利于资本增殖效率的国民工资文化历史因素。自毁市场经济的社会稳定器，资本出于本性向下转嫁危机的结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
就上述阶级斗争的长周期而言，在西方世界迅速扩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复辟(“复辟”系指复活“罗斯福新政”之前的私人 垄断资本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众运动。沃勒斯坦认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衰退阶段将与世界霸权周期(100～200年左右)的衰退阶段重合;甚至 认为，由于看不到新起的潜在霸权国家能够取代衰落中的美国霸权地位，而预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长期的无序状态，直至它的崩溃。他的前一个判断是对的， 而崩溃论尚待观察，也许，把资本主义的衰败表达得过于机械。
其实质涉及列宁早就指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具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对于资本主义的垂死性，《共产党宣言》曾有精彩的预言和 刻画:“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一旦“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 快”，则“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 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4]284
最近30多年，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的全球浩劫，竟然迫使越来越多的无产者彻底失去了出卖劳动力而被资本剥削的就业机会。伴随着资本在一极的全 球化积累，另一极竟然是“永久失业大军”的全球化积累。救济人数庞大的赤贫人口是资本主义的一项非生产费用，处于全球竞争白热化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政 府和企业已经不堪承受这样沉重的财政负担。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理论家们现在不是要用“饥饿纪律”驱赶赤贫人口充当资本增殖的奴隶，而是要用彻底剥夺劳动权的 饥饿战争消灭资本不再吸纳的赤贫人口。这样做的结果，最终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全球改革的丧钟。就世界当代既得的发达生产能力而言，如果全球不再存在剥 削制度，每个劳动人口都拥有平等的受教育、工作的权利和掌握科学技术的机会，那么，为平等地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而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可能仅 占世界生产所耗费总量中十分微小的比例，政府将获得在这方面为每个人提供均等化无偿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所有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将真正摆上议事日程。
关于东方不发达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进程的第三阶段、尤其在这次长期萧条中或更加激荡的21世纪的命运问题，首先涉及对“资本主义补课论”的 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1～1882年间提出的，关于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是以严格的历史 条件为假设前提的。即如果俄国当时发生了保护公社不遭受私有化破坏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引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它们通过无私的援助把资 本主义已经创造的优秀成果返赠俄国，俄国才能具备跨越资本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基础。这样的跨越是彻底的整体性跨越。他们当时讲了“三个一”:落后国家要跨越 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使它一下子越过 整个资本主义时期。”[17]由于必需的新历史环境未形成大气候，资本主义仍在全球发展，从自由竞争上升到垄断，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19世纪下半叶的俄 国终究未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列宁于1895～1899年写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对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 在俄国的发展过程，做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论证。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20世纪，东方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面临着如何在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中，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文明成果，实现工业化和社会改造的长期艰巨任务。从社会形态的大转变看，中国道路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大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历史跨越过程。它分两大步走，中间不为万里长城所梗塞，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之前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失时机地过 渡到不发达和发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和解放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迫、颠覆和控制，二者的对立是贯穿中国道路的根本矛 盾。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其“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18]有 不少论者将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全过程的这一阶级分析，歪曲为仅仅是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是非常错误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及时地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迅速奠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通过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支撑国防工 业的建立和巩固，目的都是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解决年轻共和国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 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 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19]
为了对抗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周边接连发动的侵略战争及代理人战争和禁运封锁，自主的准临战国民经济体制的建设和确立，是导致建国后前30年国内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程度不协调，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不充分，部门间重大比例关系经常失调(如人民生活基本用品长期实行配额制)，以及犯急于求成主观错误的 根本历史条件。必须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基上，新中国成立后若立即实行无限制引进外资的门户开放政策，没有30年共和国建设者艰辛奉献的老本可 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内部的不适应、不协调必须服从对外部压力的强力抗衡，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在国际范围强作用的产物，用前述 马克思的语言来说，是一个民族“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或“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对“派生的”该“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产物，是为 上述中国道路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这似乎也是新社会形态的弱小萌芽在启动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探索时，抵抗占支配地位社会形态绞杀的一种普遍现象。千百万共和 国建设者们前30年艰辛开拓的辉煌成果，为后30年基于国家主权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一旦帝国主义将新生的不发达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的图谋破产，在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和参与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新历史环境中，如何向西方学习、吸取 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便迂回地跨越“卡夫丁峡谷”，便成为不发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大主题。对其中规律性变化的探索与把握，决定着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命 运。新社会形态萌芽在占支配地位社会形态的衰落期，要进行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探索，或迟或早总要在实力对比差距尚很大的开放环境中，经受不同社会制度相互碰 撞的熔炼和考验，才能在汲取中培育新的生长点。改革开放使中国重返世界市场，通过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被嵌入和重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层阶较低的下端。以 这种被动方式来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部分优秀成果，蕴含着被西方帝国主义统摄，沦为其附庸的巨大风险，失去警惕，不加防范，搞不好，便是自投罗网的自杀。能 否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组织能力、特别是适应开放历史环境的创新能力，在于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改革中不断 自我完善所日益增强的制度优越性，最终取决于基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民族复兴与帝国主义扼制反复较量的胜负结果。
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利用与反利用的斗争，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波动而具有相应的周期性。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上升期，全球化加速，中国 以与国际接轨的低级方式被动式地吸纳西方工业文明，付出了削弱以致破坏自组织能力的重大代价。在世界经济的长波下降期与美国霸权的衰落期，尤其是二者叠加 形成的长期萧条，全球化收敛，为探索跨越式发展的主体增强自组织能力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这种自组织能力的增长机遇，需要在全球经济衰退对跨越主体长期的强 烈冲击中，由该主体主动地、有意识地去捕捉。逆之者存，顺之者亡。被动式的学习和主动式的自组织，二者的周期性复合酿成迂回跨越的历史辩证法。[20]
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俄国公社实现“三个一”式的整体性彻底跨越不同，帝国主义时代不发达社会主义非整体性、非彻底性地迂回跨越“卡夫丁 峡谷”，将通过改革开放，抗拒成熟至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绞杀，避免长期遭受原生态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主要灾难性波折，以长期来看相对 较小的代价，吸取西方文明的部分优秀成果，加固跨越式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升自组织的创新能力。“回归马克思和列宁”，由于人民的守望和推动，这一历史发展 的现实可能性已经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绽露。风雨中它顽强的曲折生长，将迎来百年激荡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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