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
余斌
内容提要
西方经济学已经丧失了古典经济学残余的科学性，纯粹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这套在学术逻辑上无法成立的理论才得以借助其经济基础即阶级基础的壮大而在国内外的经济理论界处于显赫的地位。进而使得国际垄断资本得以强化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能够更加方便地攫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西方经济学的不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学术逻辑上，应当受到全盘否定。
问：有消息说，您在深圳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发表演讲，主张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是吗？
答：是的。那是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当时有人指责我说，一直以来就有两种倾向，一个是全盘西化，一个是全盘否定，是走两个极端，是不对的。我说我不是他说的那两种情况，我是第三个极端。以前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而我的不是。我是基于学术逻辑来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要说明我是不对的，不能以极端与否来说明，要拿出学术逻辑来论证。
问：西方经济学论文和专著是汗牛充栋的，您并未阅读、研究穷尽所有的西方经济学论文和专著，又如何能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全盘否定呢？
答：我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是经过深入思考的，既不是冲动，也不是狂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曾经在《经济研究》上撰文说，“现代经济学则按照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种系统探索，既涉及到理论的形式，也为经济数据的考察提供了分析工具。” 他还批评说，“近些年来，不时看到有人从研究方法到结论对现代经济学大肆进行批判，否认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并宣称要创造出自己的经济学。但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往往只给出了观点，既没有明确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分析框架，也没有逻辑推理和严格证明；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提出奉劝，“一个人不妨先踏踏实实地学点现代经济学，然后再去给出一些让人信服的批评。”
但是，田国强所推崇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又是什么样的呢？他认为，“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有五个基本组成部分：(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从这里，我们看到，“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的恰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
首先，为什么要引用那些根本不能成立的所谓基本的经济理论呢？其次，按照如数理统计学所代表的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经济学可以任意给出行为假设，但必须对假设进行检验。通常的做法是，首先是给出原假设或零假设，然后在假定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选择可以实证计算的统计量并设计拒绝域，最后从实际数据中计算出的统计量的取值，根据其有无落入拒绝域来判断是否拒绝原假设。在这里，最关键的是要对假设进行检验。但是，田国强的分析框架中就没有对行为假设的检验。实际上，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拒绝检验其假设的，最多只允许检验其假设的结论，尽管田国强连对结果的检验也是排斥的。而一旦其结论未被实证研究拒绝，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宣称自己的理论假设是成立的，其实未被拒绝并不等于接受，这在统计学中是一个常识。而一旦其结论被表明不成立，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托辞其假设过于理想，拒绝承认其假设是不成立的。这种做法就象算命先生以生辰八字决定命运为假设，给出了一个人的命运结论，一旦结果蒙对了，就吹嘘生辰八字如何如何决定命运，而一旦没有蒙对，就说还有其它的什么因素，比如姓名的选取等影响了命运，决不承认生辰八字决定命运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既然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算命先生的做法相一致，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当然就是有依据的。换个角度来看。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就象否定乌鸦是白的一样。要论证乌鸦是不是白的，不能指责人们没有见过所有的乌鸦就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而是要看能否找到一只白乌鸦。这才是论证的道理。我的确没有穷尽西方经济学的所有论文和专著，但是正如我在专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和《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中所论证的那样，这两本书中所提过的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在学术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完全可以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至少，我可以象西方经济学家那样，把它作为一个假说提出来。这个假说，按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它是可以证伪的，因而它至少是可以作为科学的假说而成立的。任何人只要列举出任何一个成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就可以说明这个假说是不成立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始终没有人能够列举出一个成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此外，要是按张五常的逻辑即“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那么，我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也可以算是被证实了。
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即因为他们认为您这个“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假说太荒唐了，从而懒得理睬而没来推翻您的观点呢？
答：不会的。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办的网站上，我和我的作品被骂得狗血喷头，但是没有一个批驳是基于学术逻辑的，仅仅只是人身攻击式的谩骂而已。显然，如果他们能够从学术上驳倒我，是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2004年度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的一篇获奖论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小玄研究员写的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我在颁奖前写了一篇论文，论证那篇论文是一篇完全不懂得均衡模型的构建同时又完全脱离实践的错误百出且一无是处的论文，结果导致颁奖典礼被取消，尽管其奖项并没有被取消。《经济研究》编辑部曾请刘小玄写一篇反驳我的文章，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看到《经济研究》发表反驳我的文章，可见不是他们不想反驳我，而是他们根本就反驳不了我。
问：换成西方的经济学家能够驳倒您吗？
答：同样驳不倒，除非他们能够驳倒1+1=2。在深圳的会议上，有人让我到西方去发表自己的成果，与西方学者论战，看西方学者是否承认我的批判是对的。这不禁让我有些轻视他们。姑且不论西方有无此言论自由，就算西方学者承认我的批判是对的，又如何呢？难道国内的这些学者连对错的判断能力也没有吗？香港有个学者说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当然，他指的是那些推崇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但以我的体会，这些合格与不合格的经济学家中连一个合格的学生也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对错的判断能力，西方人说对的，他们就认为是对的；西方人说错的，他们就认为是错的。可悲的是，这就是我们一些大学教授的真实水平。
问：田国强教授在您提到的那篇文章里说，“市场经济是导致一个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就是说，要想国家富强，一定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由于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富裕，但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个推论与您刚才提到的“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是否相类似？
答：不类似。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当时中国搞的是市场经济。田国强的这种逻辑让我们看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强词夺理。要知道，富裕国家与非富裕国家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并不能认为所有这些不同之处都是导致一个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例如，西方富裕国家没有五千年历史文明，难道我们必须毁灭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才能富裕吗？再比如，在田国强的富裕国家中，就没有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才从一个由满清封建王朝、西方列强的掠夺、民国的军阀混战和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的独裁统治所造成的落后愚昧的国家成长为今天在世界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且不说田国强的逻辑会不会导致要求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的这个逻辑倒是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盛行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人们以为富裕国家有西方经济学，所以就把西方经济学视为这些国家富裕的原因，而推崇西方经济学。但是，西方经济学既不是西方经济发达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西方经济发达的充分条件。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资本家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西方经济学只是资本家在嘴上说的，而他们做的那一套则是由马克思而不是西方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
问：那么西方经济学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吗？这么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外都占据了显赫的学术地位，那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发达吗？
答：西方经济学的确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早期古典经济学的那点可取之处，已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了。此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跋中所言，“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从而，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西方经济学已经没有任何科学性了，纯粹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科学性的西方经济学得到在国内外都占据显赫学术地位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作为意识形态，只要该意识形态所服务的经济基础即阶级基础还依然存在，那么不科学的它也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它还会在它的经济基础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人文社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当前，国际经济社会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而中国已经融入到了世贸组织和全球化这样一个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我们所呼吁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始终未能建成。在国内，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再占有主导地位，除了国资委所控制的日益减少的国有企业外，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将地方上的国有企业消除殆尽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里占据主导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一门学科的主导地位与其内在的科学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就象在中世纪，神学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神学是科学。你想想，一套在学术逻辑上不能成立的理论能够指导一个国家繁荣富强吗？
不过，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界处于主导地位对于国际垄断资本还是有作用的，能够进一步强化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帮助国际垄断资本攫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例如，西方经济学强调自由竞争，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处于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自由竞争，恰恰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实力。例如，中国出口的服装价格仅仅是这些服装在美国售价的1/10，原因就在于这些服装在美国的销售渠道为沃尔玛这样的跨国公司所垄断，而沃尔玛所面对的则是一盘散沙处于自由竞争中的中国服装加工厂。
问：您认为，西方经济学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在西方经济学中不是有很多的数学模型吗？数学也是意识形态吗？
答：数学不是意识形态，但西方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则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是在糟蹋数学，而不是在运用数学。比如，“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是一个常数”这样一个在数学上的常识性错误，竟然使其导出的资本结构无关论成为西方现代金融学的奠基石，并使其提出者获得西方经济学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比如，全部发展经济学的基础，是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生产函数也是西方经济学用来证明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的主要工具，因此，如果生产函数是不成立的，整个发展经济学的大厦就会全部坍塌，西方经济学对资本家的一个主要支持也会破产。那么，生产函数成立吗？尽管生产函数被认为是从美国经济增长发展过程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并且经受了无数的统计验证。但它仍然是一个不能成立的理论。这是因为，从统计学上来讲，得到验证的并不是生产函数，而只是“资本和劳动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企业里结合比例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再举个例子，西方经济学认为基数效用存在计量的问题而倾向于采用序数效用，并在平面坐标图上画出了一条条基于序数效用的无差异曲线，说什么这个无差异曲线簇遍布整个上半坐标轴平面。要知道，在数学上，一个无差异曲线簇要遍布整个上半坐标轴平面，只能是基于基数效用的。如果是基于序数效用的，必然会在坐标平面上留下大量的空隙，在这些空隙处，序数效用是没有定义的。所以，西方经济学的序数效用仍然是基数效用，只不过是他们在自欺欺人而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钱颖一教授曾说过，数学是没有研究对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数学不是科学。这充分暴露出西方经济学家在数学运用上之所以频频犯错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完全不理解数学。学过线性代数的人都知道，两个矩阵的加法等于这两个矩阵各自对应的元素的直接相加，但两个矩阵的乘法却不等于这两个矩阵各自对应的元素的直接相乘，而是有着较为复杂的计算公式。为什么要按那样的公式来定义矩阵的乘法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定义矩阵的乘法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数学并不是数字游戏。
问：据说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很多人也是学数学出身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呢？
答：你要知道，西方经济学有一个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行动的。尽管有不少人辩论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或者说什么人是社会人或政治人，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的追随者来说，他们的确是理性经济人。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和学问不是基于对科学和真理的追求，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基础为主导的社会里，他们自然要推崇西方经济学，哪怕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西方经济学的错误。典型的表现就是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授明明知道我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但在没有任何反批判的情况下，继续在课堂里和社会上兜售那些不成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如果不把西方经济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你很难理解这种近乎无耻的行为。你只有把这些学者看作是天主教传教士那样的人，你才能理解他们对反科学理论的这种执着。
问：提到理性经济人，您认为这个假设对那些经济学家是成立的，那你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这个关于人性的假设是对的吗？
答：这个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它成立，会有什么后果？在张五常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如果人的出发点是自私的，那么私产制就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 。但是，如果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的话，私有产权制度，恰恰就是最糟糕的制度。这是因为，私有制度正好使理性经济人损人利己的行为得以释放，使其后果得以放大。私有产权制度强调的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我们恰恰是不要让洪水滔天。所以，就算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也不意味着这个社会要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反而意味着这个社会需要实行一种制约理性经济人行为的制度，这种制度绝对不是私有产权制度，而是不同于它的制度。所以，无论理性经济人假设成立不成立，西方经济学主张私有产权制度都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问：那么，您又是如何看待“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一个观点呢？
答：首先，人无恒命。连命都不能恒，哪来心恒？其次，如果产是恒的，那也就不会有坐吃山空的说法，也就不会有什么破产了。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在私有产权制度下，又是谁有恒产和恒心呢？是所有的人吗？不是的，只能是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从而在私有产权制度下，只有一小撮资本家有恒心，而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却是没有恒心的。这个社会还能和谐、稳定地发展吗？所以说，如果这个说法是成立的，我们也必须建立一个人人都有恒产从而人人都有恒心的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公有制。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指出，要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句话让很多人不理解。因为马克思是反对私有产权制度的，于是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生活消费资料的私有制。但是，按照我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马克思在这里说的个人所有制指的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在这里是对立统一的。
问：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这种对立统一性，似乎很难被理解。您能对此展开来讲一讲吗？
答：那我们就反过来看这一点就会理解了。前几年，有人为了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塞进中国宪法，引用18世纪英国一位首相的演讲：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中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间房子，雨也可以打进这间房子，房子甚至在风雨中飘摇战栗，但是国王不能随意踏进这间房子，国王的千军万马也不能踏进这间门槛早已磨损的破房子。但我们在《资本论》中却看到了这样的事例：19世纪初，英国国王的士兵将一个拒绝离开小屋的老太婆烧死在小屋里。且不说国王的大火可以覆盖在穷人的小屋上，穷人的那点财产不用侵犯也难保长久。在《资本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穷人家庭在工资极低的水平上辛辛苦苦地攒了25英镑，由于失业又把这笔钱花了个精光，陷入深深的困境。显然，对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只有生产资料的公有才能保证他们对于生产资料长久的个人所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的只是大财主和大资本家而已。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更何况，在中国宪法没有这样的条款之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直是党和国家所致力保护的。你我的个人财产并没有不受保护地任人侵犯。
问：我注意到，您在论述中，很少直接针对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进行批判，而是更多地针对他们的逻辑。即您是通过逻辑推理，揭示其中的不合理之处。
答：是的。我已经说过，我主要是从学术逻辑上来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就一般的学术理论而言，它是由假设前提、推理逻辑和结论三部分组成的。如果一个学术理论出问题，主要就出在于它的前两个部分即假设前提和推理逻辑上。
如果是它的假设前提有问题，一个办法是直接指出来。不过，西方经济学对这个办法是不服气的。他们会辩解说，你可以有你的假设前提，我可以有我的假设前提，井水不犯河水。另一个办法是采用归谬法，即由这个有问题的假设前提出发，经过合理的逻辑推理，导出一个荒谬的结果，从而就能否定这个假设前提。这种办法是西方经济学很难反驳的。不过，西方经济学也有一种办法来对付，就是把它的结论隐含在假设前提之中，从而能够采用自我循环论证办法来自己证明自己，这就是张五常所谓的套套逻辑。对它的这种手法，就只能直接揭穿。例如，张五常曾举例说，有一位经济学者，试图以事实考证，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否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但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所有私营企业，为了要图私利，必定会尽可能减低生产成本。于是，他认为，这位学者所试图的考证是套套逻辑，不可能错。但是，即使西方经济学将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定义为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从而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就是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西方经济学也需要证明这个生产成本就是该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而不是一个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和出现的生产成本。实际上，如果没有不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作比较，又哪里会有最低的生产成本一说呢？如果经济学把最低成本定义为生产成本，那么与之相比较的不是最低的生产成本又是什么东西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直接引用了英国当时的一家庸人报纸《旁观者》在1866年5月26日对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的情况的报道，“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黄帐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
显然，在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的生产成本明显地低于此前由资本家单方经营的生产成本。因此，能够说此前该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其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么？当然，张五常对于这一点可以挽救地说，此前该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由资本家单方经营所能达到的最低生产成本，此后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由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所能达到的最低生产成本。但这样一来，张五常所推崇的私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就大成问题了。
既然张五常认为，以他所推崇的恩师命名的科斯定理也是套套逻辑，那么科斯定理也只不过是一个在逻辑上不能成立的伪定理而已。
至于西方经济学在推理逻辑的问题，通常直接指出来就可以了。
问：您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推理逻辑上通常存在哪些问题呢？
答：西方经济学在推理逻辑上的问题就表现在违反了经济理论的三大研究逻辑上，即违反了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所谓历史逻辑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也具有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一定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相应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所谓数理逻辑是指，指经济研究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在运用这些数学方法时要严格符合数学上的规定，并注意其在应用中的局限性。
至于现实逻辑，说起来要复杂一些。它包括公平、合理和唯物辩证法。有人把公平、合理视为价值判断，认为科学只研究是什么，不涉及价值判断。这是对科学的不正确理解。它忽视了社会科学的科学特性。即使拿生命科学来说，你又何曾看到生命科学家们象日本731部队那样整天研究怎么弄死人的所谓科学。西方社会科学强调天赋人权其实就是价值判断，但是一旦你为穷人的利益呼吁，他们就会说，“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这只不过暴露出在价值判断上，他们是支持把一小撮人的骄奢淫逸建立在绝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
谈到唯物辩证法，其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我通常主要强调四点：第一，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第二，需要正确把握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没有一定的量变构不成质变。而量变达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导致质变。第三，自我循环论证不是证明。第四，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
问：您能否对此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呢？
答：好的。就历史逻辑而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曾指出 ，工人与资本家相结合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自愿的事情，这是因为工人不善于经营。但是，他为资本家的这个辩护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的历史上，为了将工人赶进工厂，英国制订了长达二百年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被视为“自愿的”罪犯，如果流浪不进工厂的话，将会受到鞭打和监禁。而且如果第三次因流浪而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起来能够用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时，这些酷法才被废除。这就是西方法律界强调的保障人权的真实背景。
就公平而言，世界银行的华人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把按贡献进行分配视为社会公正的一大内容。但是，机器的贡献并不是它的所有者的贡献，要论贡献，也得算在机器的制造者身上，而不是购买机器的企业主身上。因此，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实际上只是按要素所有权分配，而分配的比例则主要是由非人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说了算。这是因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因此，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力量抗衡，是个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抗衡，由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抗衡所决定的分配结果根本谈不上公平。
就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而言，已故国内著名西方经济学家董辅礽曾说过，一个人要当老板，不是说你必须要积累很多的资本，你只要有一定的钱你就可以买股票，你买了股票就成了老板，虽然你不能说整个个公司是你的，但是至少公司里面有一部分财产是你的，我是公司的股东，股东就是老板。他把股份制称为公众所有制，后来厉以宁又把这种所谓的公众所有制称为公有制。但是，在上亿股的公司里持有一两百股的人是股东但不是老板。西方有些企业，拿股票当工资发给工人，但工人并不因此而不是工人。只有股票的拥有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大股东的地位的人才能称为老板。小股东只能用脚投票，大股东才可以用手投票。这是国际金融学界的常识，国内的这些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幼稚到连这一点都不清楚，但是他们就是有意混为一谈，以便在坚持公有制的旗号下，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
就逻辑过程与实际过程相一致而言，显然，人们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饭，才会吃到最后一口饭，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却并不这样认为。张维迎在其成名作《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中引介的连锁店悖论的研究逻辑就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饭，再回过头来决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饭。尽管得到的结论是要吃，但如果得到的结论是不吃，那又该如何呢？所以，我主张将西方的博弈论按其英文名称Game Theory翻译成“儿戏论”。
至于数理逻辑方面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举过不少例子了。
问：听了您的分析，西方经济学的确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所谓“不破不立”，在您批倒西方经济学之后，您认为应当用什么经济学来取代它呢？有一种反映是您好象给人以只破不立的感觉。
答：那是因为我目前发表的更多是“破”的成果而已。其实，我也有立的东西。比如，我曾做过股份合作制的制度设计。但更多的立的工作则是前人做的。前人做的这个东西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目前的工作是要完整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问：目前的现实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较少在高校的经济学类专业中教授了，连考研也不怎么考了，甚至出现了大学生们一听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觉得好笑的现象。您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存在和发展的呢？
答：目前中央还在强调要发展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下面的部委和高校不一定会听中央的。虽然有些大学生一听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觉得好笑，甚至嘲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你若问他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样存在市场和计划的情况下，什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们一定答不上来。这是因为，他们的嘲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知的基础上的，是受西方经济学教授们的灌输和影响的。但是，活生生的现实最终会教育他们。在我看来，作为科学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定能够战胜纯粹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的，就象科学能够战胜中世纪的神学一样，尽管这个过程会有些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