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冲突高于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应当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应当与时俱进，进入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的历史阶段了。我们很容易看到，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人们，对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存在着阶级斗争，有些人则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但很奇怪的是，恰恰是那些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正是那些咄咄逼人地向社会主义政权进攻的人。这充分地表明了这些人的自相矛盾，或者说是缺少自知之明。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还可看到，现在的阶级斗争不同于过去的阶级斗争。价值体系的高下并不与人们的阶级地位直接相关，有些富人会为富不仁，钱越多便越贪婪，但也有富人由于良好的教育而更易于开悟；穷人会因其地位的低下而对丛林法则产生反抗的意识，但也有穷人更深地受困于丛林法则。因而，具有新的价值体系的人并不一定要产生于某个阶级。这样一来，两种价值体系的斗争的阶级阵线并不是很分明，极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精英与黄赌毒和黑社会结合起来，党内的腐败现象与党外的敌对势力互相呼应，一部分人使党组织腐败变质，另一部分人则在外部来把它打倒。从苏联的崩溃过程可以看到，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联合起来，来自国内的敌对势力与来自外部的敌对势力联合了起来，共同完成了埋葬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从人的阶级地位出发，我们很难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首要问题理清。

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是一种什么东西把处在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国家的人们结合起来共同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呢？显然这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共同的阶级利益，因为有那么一些人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并到什么好处，他们不过是为人作嫁，后来有些精英很后悔，包括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因而他们之所以联合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他们都没有完成价值体系的转换，甚至不知道有价值体系存在着，他们被资本主义社会环境所强加的价值体系控制着。

这些年来，在我们国内一直有那么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不喜欢社会主义制度，敌视党的领导，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制度和生活方式顶礼膜拜，总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出来表演一番。同时也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刚从旧制度中脱胎出来，还存在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旧的经济政治文化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有相当数量的人，包括共产党人自己，也还没有真正告别旧的价值体系，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于是就具有了天然的亲和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的那一套放纵情欲物欲的生活方式，很对他们的口味，于是便无视社会公正原则，肆无忌惮地侵害社会整体利益，侵害群众利益，于是乎，违法犯罪活动和腐败现象便猖獗起来，他们所坚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无非是丛林法则罢了。

现在据说有一个由贪腐官员、奸商和精英知识分子组成的“铁三角”，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是什么？我看正是他们所共同具有的低水平的价值体系。那些盘踞舆论阵地摇唇鼓舌的精英们，自以为是通过推理论证的许多论点，实际上不过是披上理论外衣的资产阶级偏见；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价值体系，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被那种最糟糕的价值体系控制着。他们觉察不到自己的浅陋无知与自相矛盾，狂妄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从这种价值体系出发，他们无法想象一种不是由他们这种人组成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制度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永远地视而不见，而资本主义的弊端，尽管几百年来已经有了大量的揭露，在我们周围也已经得到了充分表现，他们仍然是一概视而不见。

同样道理，把国内外阶级敌人联结起来的同样是共同的价值体系。西方资产阶级一向不喜欢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直想让中国人民接受他们的价值体系，跟在他们的后面，成为他们的附属物，成为他们掠夺资源的基地和倾倒废料的垃圾场。在使用武力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他们转而使用和平演变战略，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来影响我们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人，为达此目的，他们异乎寻常地热心，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吹嘘他们的价值体系是什么“普世价值”，总之是要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引到他们所希望的方向上去。

总之，由于共同的价值体系，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不约而同地追求着一个目标，那就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但却配合默契，形成了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成长的社会环境，把丛林法则潜移默化的塞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在这样的环境中，谁要是谈论道德修养，便被讥为陈腐说教，谁若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便被视为不正常，谁若谈论共产主义理想，便会立即成为孤家寡人。相反，会贪污会腐败会来事的人则成了英雄，被捧为精英。如此是非颠倒、善恶不辩，给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错误的价值导向，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形成了扭曲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在应用于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时候，还会进一步地自我强化。在这种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恶性循环中，就算是有了新的价值体系的君子，也必须韬光养晦。在一个腐败成风的官场中，一个有志于清廉的人，即使做得到也绝不可以在同僚面前自称清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生存的自然必然性迫使人们屈从于现实的社会价值体系，由此而进一步强化它，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种私有制价值体系形成了恶性循环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就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这样的气候中，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等等就会受到怀疑、指责，被认为是弊端，被削弱、淡化，被改革。这些本来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奋斗得来的伟大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受到珍惜，但是由于人们价值体系的低级，不知道什么是珍贵。处于价值体系的高水平上的人可以宽容理解低水平的人，因为高水平乃由低水平发展而来。而低水平的却难于宽容理解高水平的人，因为他还没有经历那样的发展阶段。本来应当是人们自己提高自身的价值体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但他们却非要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以适应其低水平的价值体系。

在这个恶性循环过程中，某些人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回过头再来思考一下，这些人对社会主义的攻击难道不正是阶级斗争吗？共产党人要想改造旧世界，就必然会面对旧世界的顽强反抗。它和原来的阶级斗争不一样，斗争的一方由不知社会发展方向、只知个人私利同时又由于无知而不能维护和代表个人利益的人们组成，其中绝大多数是普通民众，因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引导和帮助教育下可以明白过来。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明白不过来，狂热地反对着那些代表着全体民众利益的知道历史进步方向的共产党人。因而这是愚蠢与明智之间的斗争，是追求着自我毁灭的人与维护人类进化方向的人们之间的斗争。

因而，共产党人与这一小部分人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斗争。共产党人所发动的伟大革命，其目的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为了用新的价值体系来改造社会。某些人为什么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其目的也同样是要坚持旧的价值体系。价值冲突高于阶级斗争，阶级冲突是坚持着同一种价值体系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如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斗争，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斗争，彼此之间具有同样价值体系，穷小子拼命工作的目标也还是要当地主或资本家；那些高喊着民主自由口号反贪腐的人，上台之后却搞起了更严重的贪腐。包括共产党人所发动的推翻旧制度的革命，许多人参加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旧制度，而只不过是把剥削与贪腐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奴才做了主子并不是为了废去“老爷”的称呼，他的摆架子，他的装腔作势，恐怕要比他原来的主子还十足，还可笑。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则与他们不同，他们具有了新的价值体系，不仅要推翻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而且要建立一个没有“老爷”的新制度，这就与那些只想把原来的“老爷”拉下来由自己取而代之的人们产生价值冲突，于是便在党内出现了很多次路线斗争。

阶级分化现象只能通过社会价值体系的提升来消灭

由于价值冲突高于阶级斗争，所以，阶级分化现象不能通过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消灭来消灭，而只能通过社会价值体系的提升来消灭；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可以找到消灭阶级的路径。消灭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怎样实现这个目标呢？很多思维幼稚的人们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企图把对方消灭掉。他们相信，资产阶级离开无产阶级也可以单独存在，左派离开了右派也可以单独存在，人民离开了领导者也可以单独存在。比如说，蒋委员长就按着这个思路来施政，制定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对共产党痛下杀手，“剿匪”的结果是越剿越多，他自己反而被“共匪”撵到台湾岛上去了。

甚至包括无产阶级，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国际歌》上就这么唱：“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也确实消灭了许多反动派，后来斯大林搞了肃反，也杀了很多人。这都有其不得已之理由，但仅靠这一手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原有的反动派被消灭之后，从共产党内部又分化出一部分人来履行资产阶级的职责。无产阶级不能孤立地存在，必须有资产阶级与其相伴，由于无产阶级对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缺乏警惕，它就从内部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了。

于是我们发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化处于同一种关系之中，谁也离不开谁。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既存在着对立冲突，同时又密切相联，就像南极和北极一样，有谁能把其中的一极拿掉只保留另一极？人们不可能只留下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只留下工人阶级建立起由一个阶级构成的社会，谁如果想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企图拔着自己的头发以离开地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此进行了阐述：“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它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

“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

“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1]

由于上述原因，要消灭资产阶级，必须消灭产生上述关系的价值体系，它就是剥削压迫制度的根源之所在。中国共产党在改造旧制度方面下了大工夫，消灭了资产阶级，没有雇工剥削现象了。但由于没有解决剥削制度的根源，这种不要资产阶级的状况难于维持下去，有很多现实的原因迫使我们搞改革，改革之初我们很担心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但后来却越来越胆大，资产阶级越来越多，以至于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要进行改革，非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来管着才能运行下去。

在私有制价值体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必然要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现在GDP增长很快，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的过程，无产阶级却越来越多了，失业者越来越多，乞丐也越来越多，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越来越多。先富起来的人们起初告诉人们，“等我们富裕以后，这些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后来则又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实际上也就是认为，先富起来的人们，必须通过制造越来越多的穷人来保持自己的富裕。

理论与现实充分地表明，阶级分化是同一种关系中的对立两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离开对方而单独存在。不但如此，现实中还存在着诸多两极对立，如左派与右派，领导者与人民。对立的双方有机地联系着，谁也离不开谁，于是便维持着这种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关系，成天吵吵闹闹，很不和谐，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就要解决这种两极对立的问题。

通过把对方消灭的方法不能解决两极对立问题，就像不能把北极去掉，仅仅留下一个南极一样。这个说法，当然会让资产阶级感到愉快，他们希望的就是使这种两极对立的关系永世长存。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要认为资产阶级要永远存在，自己永远受其剥削，那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找到这个消灭阶级分化的办法，不然的话，这种分化的存在与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政治制度的自组织过程，这也就是说，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要消灭阶级分化现象，就要提升社会价值体系。我们中国人对此早就有了深入的思考，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要企图把对立双方的一方拿掉，那是徒劳的。他所提供的办法是倡导大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建设新的价值体系，把民众引导到正确的目标上来；用这种管理办法，就不能靠严刑峻法来管理，“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是要靠挽救教育，引导人们开悟闻道，这样就可以“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然而，一旦人们要想进行这种价值体系的引导工作，就会遇到价值冲突。价值冲突，用老子的话来说，便是上士与下士的斗争。上士关心着所有的人，包括下士在内，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闻道，都能不虚此生；而下士则大笑之，反对之，不仅自己要悖道而行、走向毁灭，还要拉着所有的人一块走向毁灭，并坚持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自由民主权利。两种价值体系之间势同冰炭，同处必争。当下士压倒了上士，在社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之后，阶级斗争便会日益尖锐，社会便日益混乱，进入恶性循环的轨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由下士们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上士们组织起来，建立了政党，掌握了执政权力，才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人才具有了摆脱恶性循环的机遇。但越是在这种最后的关头，就越是遇到下士们的最疯狂的反抗，当前各种矛盾冲突的下面，其实质就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

在这种冲突中，坚守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共产党人，代表着人类的整体利益，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代表着智慧与勇敢、公理与正义，占有着绝对的道义上的优势。共产党人应当理直气壮地抓好价值体系的建设，正确处理价值冲突，把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一方面，要为人民群众的价值体系的进化创造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另一方面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引导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引导所有的人开悟闻道。

毛主席得了大本大源，所以就很具有老子的智慧，他并不对资产阶级痛下杀手，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后，并不急着解放台湾，给他留一小片立足之地。对资产阶级也采用公私合营的政策，转化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人民内部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对历次运动中发现的反动派，则制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他有一颗菩萨心，所以便带出一支仁义之师，开辟了历史发展新境界。他当年曾反复教导人们：“每一个人都要改造”，但遗憾的是，其中的深刻智慧并不为时人所认识，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过了这些年，人们应当明白过来了吧？

但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仅有执政党具有这种智慧还不够，还应当让这种智慧普及开来，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智慧。不光是无产阶级要具有这个智慧，资产阶级也要具有这个智慧；不光是领导者具有这个智慧，人民群众也要具有这个智慧。剃头挑子一头热，那就构建不了和谐社会。但要使两头都热起来，那就很难。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摆脱不了片面性，执政党让他们出来表现一下，他们就得寸进尺，要共产党下台。由于资产阶级的思维认识水平上不去，结果是牵扯着作为对立面的无产阶级的水平也难于提上去，对立双方在各自坚持着两极对立的片面性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强化着对方的片面性，在这种互相强化的过程中，矛盾会越来越尖锐。社会生活中所频频发生的诸多恶性事故表明，我们现在正处于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如果我们不能从这种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一个，中华民族的自我毁灭。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这种两极对立、株守一隅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不成熟、片面性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控制下，人们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所追求的是那种与集体利益相脱离相对立的个人利益，这使人们不能合理地行动，给自己制造出诸多灾难，同时也把两极对立的分化不断地制造出来。以人们所常说的民主为例来说，许多主张民主的人们深陷于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把领导与人民对立起来，强调人民的天然合理性，其实质是用人民意志的合理性来掩盖其个人素质上的片面性。由于其内在的先天不足，决定了他的民主的无法实现。就算是给了他民主权利，他也没有能力正确应用。比如“文革”给了民众以“大民主”，结果却酿出了一场内乱。有些人把责任推给毛主席，却不肯做自我批评。不做自我批评就总也不能长进，这本身就是大缺陷。民主不仅是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也是个性成长到一定水平后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民主进程的进步。追求着民主的人们，如果没有内在的自我提升，只知向外索求，那便是缘木求鱼。

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强调要解放思想，解放了这么些年，现在应当触及那个最重要最紧迫的解放了，这就是要从这种片面性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但是，思维方式不能孤立地进化，真善美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正确的认识必然导致正确的行动，推动人生与社会运行过程趋向和谐。要想进入这个进化道路，就要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不再站在两极对立的一极上，而是要站在把两极统一起来的那个位置上；不是仅仅代表资产阶级，也不是仅仅代表无产阶级，而是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说，要从小我中解放出来，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来说话。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有了这个起点，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现实，实践科学发展观，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如果找不到这个路径，人们就不能正确认识现实，也不可能推动社会科学发展，与真善美背道而驰，距离和谐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远，形成一种“路径依赖”，难于得到解脱。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正确路径，其起点就在于人们心中的那一点觉悟，这就是闻道，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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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76-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