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二）
历史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反复——六十年后还要有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于1949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这个革命实际上并未最终完成。她只是在政治上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三座大山，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目标——人民主权，却并未最终落实为具体的法律制度。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权，是由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理想主义政党执政体现的，党权政治尚有待于最后转变为民权政治。只有完成此历史性转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才算最终完成。
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除其政治目标外，尚有旧中国百年买办殖民地文化毒瘤必须彻底根除，以防其不散阴魂一旦条件适宜便又借尸还魂，死灰复燃，瓦解民族精神，催生新的买办阶级和汉奸文化。此文化革命艰巨重任非几代人上百年不懈之功不足以最后完成。
导致巨大历史性倒退的政治经济原因
党权长期代替民权，一方面民权未立则民主革命大业未竟，国家缺乏民意监督制约机制；另一方面党权则也因受执政之利腐蚀终至背离理想主义之魂，腐败变质。
中国自古有君子不党之说[注1]，是指不结谋私之党。但为救国救民理想而结党则非谋私利，乃君子之党，志士仁人之党。如革命时期之中共，为理想赴汤蹈火不惜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无私无畏可歌可泣。中国革命艰苦卓绝曲折残酷，非大仁大义理想主义君子结党拧成一股不能充分动员发挥人民伟力而获胜，正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新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同样须有志士仁人结成坚强奋斗之党为核心力量。）
然自建国后，执政党员（除非常时期）再无性命之险，利益之失，却有地位之尊，近权之利；人皆思党，思党之权，小人谋之犹费尽心机，其所图者私利也[注2]。对此，党的八大曾提出慎重发展新党员，但此终非长久之计。况自古小人钻营远胜君子，党内也生蜕变之臣，长此以往，党权日聚谋私之人，渐离忠直之士，量变质变，加之我党又未能建立起和平时期一套有效的干部选拔、考评、任免、奖惩制度，随毛、周、朱老一辈领袖辞世，君子理想主义党魂渐消，遂成谋私利益集团。
此执政党蜕变之忧，缠绕毛泽东整个晚年，也是他最终决心发动群众以文革自下而上大民主抑制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然而六十年代官僚主义虽有发展，但毕竟还未到严重腐败程度，党内尚有大批经受过艰苦斗争考验的清廉干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抑制了腐败的发展。因此发动群众自下而上“造反”脱离了干部和群众的理解程度，也在群众中造成严重分歧。
管与被管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因此再好的官也会有人不满。任何干部也总有亲信之人，因此再坏的官也会有人说好话（秦桧还有俩仨相好）。文革造反运动使群众分裂为对立的派别，有的保这个领导反那个领导，有的保那个领导反这个领导。（只有像现在这种官场已完全腐败，官民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民众团结一致对官员进行斗争的情景。）
又因民权并未落实为国家法律制度，群众即便有四大自由，权力的来源也仍是上层而非底层。（上层的权力则来源于军事力量的支撑。）于是派系对立的群众运动就变成受上层操控的运动群众，众多的群众组织中只有受到上层权力支持的才能存在发展下去。群众运动因而成为上层权力斗争的附庸和牺牲品，文革也因此而演变为一场混乱，什么问题也没能解决，反而使很多理想主义的党员长期未能工作，加之文革理论和指导思想方面的混乱，就更难以被群众理解和接受，因此其失败是必然的。文革失败后，民众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及罢工、结社等赏赐的民主权利便被篡夺了大权的官僚野心家彻底剥夺，他们进而以胡汉三复辟自居，堂而皇之变党天下为家天下。
以文革失败后民众被剥夺民主权利为标志，昭示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从此正式被官僚集团窃取，以后又都被官僚买办阶级贱卖给外国人，革命成果从而被彻底葬送。
历史实践证明，在理想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后，就应充分利用其权力积极创造条件，在时机成熟时逐步完成国家法律制度的民权建设。在政权权力仍来源于（自己的）军事力量，且腐败还不太严重并可控制的情况下，就不应再以自下而上无秩序的造反来体现民主而自乱阵脚，因为无秩序的民主不仅将造成混乱分歧一事无成，而且极易成为上层政治斗争利用的工具而非人民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造反只适用于奸佞当道、主暗政弊之时。民主实行并产生作用的前提是有章可循的法制而非无政府状态，民主必须与法制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的廉洁除严肃的纪律和政治运动的威力外，党的骨干都是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理想主义者是一重要原因，这些宝贵的精华不是民主选举的产物，而是严酷的斗争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们是人民革命牺牲千千万万烈士的代价所造就并幸存下来的宝贵人才，任何民主制度也难以选出如此优秀的官员。这些廉洁干练的理想主义官员执政无疑是国家民族和人民之福。历史也证明，当今中国的灾难也确实是在老一代理想主义者卸任后才发生的。
毛泽东时代党滋生的腐败，更多地则是建国后（也包括一些临建国前）入党的新党员带来，腐败生于基层。上层虽也有蜕变分子，有意图窃取人民革命胜利成果为己有的野心家，但严肃的党纪国法使其难以如愿。
因此，在老一代理想主义者掌权时期，无疑应一方面在中上层继续由经过战争考验的理想主义者执政，并不断完善干部选拔考试、举荐、监督、考评、奖惩、任免等人事组织制度；另一方面则应从日益萌生腐败的基层开始渐进地将党权转变为民权。上层党权政治对基层只是维持其民主选举秩序，把关基层官员及民意代表候选人资格（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及认可选举结果。（候选人资格之所以需要上层政治把关，是因基层民意有其局限性而并非十全十美，因此法律必须规定选举政治的两个基本原则以补充民意不足：1.必须是爱国者（维护国家统一和利益）才能具有官员及民意代表候选人资格。2.不得利用选举多数侵犯少数族群利益。）民权政治可先是乡镇以上党权政治及乡镇以下民权自治相结合，进而发展到县以上党权政治及县以下民权自治相结合，……这样，当老一代理想主义者年迈退休时，就可在中央领导下逐步由下而上完成党权政治向国家民权制度的过渡。这应该是切实可行而又稳妥的民主改革之路。只有实现民权政治，民主革命才算彻底完成其政治任务，国家才有民意监督制约机制；党也只有脱离世俗权力的侵蚀，才谈得上防范小人混入（小人不投无利之机），才可继续保持君子理想主义党魂。
当然，现在说这些已是马后炮了，但当初究竟是什么原因限制了毛泽东走此彻底完成民主改革之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建国之初一穷二白，国家只能从农业中积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国防，因此基层政权必须绝对置于党领导下才能从农业中以计划价格收购大批粮食等物资。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完全排斥了市场价格调节机制，缺乏市场机制调节效率使国民经济很难趋于平衡，工农业剪刀差越来越大，农业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权更不能脱离党的领导。
2. 由于我们的党信奉马列主义，因此建国后革命方向必然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不会再是民主革命。理想主义的党上台执政完成土改，没收官僚资本，镇压了反革命，就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
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要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要变为集体经济，城镇则要完成公私合营。革命的对象则转向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地主等过去的革命对象也仍有其残存势力，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因此，这个社会主义革命仍然需要革命党强有力的领导。不可能建立与基层党权相冲突的民权政治。
3. 任何民主制度都是社会自身有力量能够制衡上层强权的产物。这种社会自身的力量既体现为社会自身（非政府）的组织程度和传媒的非垄断，也体现为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要求。
然而所有这些条件，除中国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热忱体现出的公民意识外，在五、六十年代还都是不具备的。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联系就基本上都变成了受党和政府控制的联系，传媒业更是如此。人民也满足于党的英明领导和政府的廉洁，而不再有自己的民权要求。
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胜利的，由于中国人民的敌人勾结起来的力量太强大，革命艰巨而复杂，人民的力量又异常分散，且迷茫难悟，因此必须有一个理想主义的核心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牺牲，不谋私利，团结组织人民挑起革命领导重任。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确实培育了一大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又将其聚集在一起，这个凝聚人心的理想信念也因此成为激励人民革命的旗帜。
这个党确实太伟大了！她的斗争历史是那样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她的胜利又是那样辉煌，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这样伟大廉洁的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选择吗！？人们普遍认定：党是人民利益的绝对代表者和守护神，跟党走没错，也因此而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年人民焕发出的激情，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人民群众根本不可能有党权向民权转变的要求。
就是到了文革民众有四大自由的时候，人们对自己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的利用，也只是反对这个领导或那个领导，支持这个领导或那个领导；就是运动再激烈，群众组织派系林立，天下大乱，甚至大规模武斗死人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党权与民权的矛盾，及向民权转变的问题。
人们拥护党的领导而无自己的民权要求，是党权未能向民权转变的人民方面的原因。
（现在则不同了，人民已从无民主权力导致饱受内外黑恶势力压迫剥削的惨痛经历和深重的民族危机中深刻认识到人民民主的可贵，产生出对民权的迫切要求。若再有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铲除了官僚买办贪腐黑恶，人民首先要落实自己的民权要求，建立民权制度。）
当年只有毛泽东认真思考着党权和民权的矛盾，思考着苏联党蜕变的前车之鉴，但因以上几方面的原因，基层不可能建立民权制度以取代党权，基层也必须掌握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党领导下。但是没有民权的制约，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官僚主义蜕变问题？
毛泽东一方面要不断清除（政治上打倒）他所认定的野心家，因为一切野心家无一例外都是谋私之人，得势后必定会篡夺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为己有。但他显然也认识到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于是思考再三，决定发动民众以大民主的方式向党权“造反”（并不仅限于基层），用民意制约官僚主义滋生的腐败，然后由民意完成基层甚至中高层整党清党；隔七、八年再来一次，通过民意与党权的不断对立，不断地实现党权与民意重新统一。这种以民意纯洁党组织，自下而上开门整党的思路，的确是一个创举，也说明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掌权后不忘民权的真正人民领袖。
但由于权力的来源依然在上面，民众无民权要求且陷于分裂内斗，遂成上层权力斗争的附属品牺牲品，文革最终演变为一场混乱而归于失败。
可见，文革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问题，若简单予以否定，它何以能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若简单肯定，则为何它又失败了呢？它看似毛泽东个人意志的偶然性产物，但其实质乃是党权和民权的历史性冲突，既不能抛开党权也不能无视民权，却要使党权永远能代表民权民意，与其达成统一的一种理想化实践。
因文革失败，人民的民主权利逐渐被彻底剥夺，无民意制约的党权腐败蜕变从此再无阻力。
又因社会主义时期理论指导思想的错误，国民经济缺少市场调节机制的效率而严重失衡，其（农业等）基础环节也日渐脆弱。因此，毛泽东去世后出现经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华国锋能长期执政也必然会如此。
这两种必然性（无民意制约党权迅速腐败的必然性和经济改革的必然性），导致了日后我们必然以腐败的方式改革开放，（腐败+ 对外开放，则必定产生官僚买办阶级，）从而注定了我们必然再次走上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命运。
看似偶然的东西，其实都蕴含着必然性，偶然不过是必然的具体表现。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指导思想的错误
建国后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方针存在着一些根本性错误，究其根源，此非中共之过，而是马列主义政党继承了老祖宗经典理论的错误。马克思经典理论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他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斯密、李嘉图的这个错误理论。因为当时西方经济学也就是那个水平，赫尔曼.戈森虽提出戈森定律（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但对于解释商品价值它还很不完善，且又不为人知。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的发展是有杰出贡献的，这个贡献就是他的价值形态（价值表现形式）分析，这些分析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虽然马克思是在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基础上分析价值表现，但杰出的辩证分析才能使他的价值表现理论为货币理论奠定了基础。货币及价值表现理论是统一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点，马克思在此关键领域开创了出色的辩证分析方式。但由于其辩证法对使用价值的分析不彻底，他未能区分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和其社会内容，从而未能发现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错误。
马克思最初对使用价值及其物质形式还是有一定区分的，在《资本论》一开头，马克思写道：“一种物品的效用，使之成为一个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属性，总的说来，不过在使它们有用，从而使它们成为使用价值的时侯，方才叫我们考虑。”
但马克思对价值表现形式的研究，是（与其叙述顺序相反）从货币形态——金开始的，但货币金不像货币铜，铜明显还有其它具体使用价值，而在金的物质材料上淹没了使用价值和其物质形式的区别，于是随着从货币（金）→一般等价物→扩大等价物→个别等价物的推论，使用价值和其物质形式的区别就消失了。
但在当时经济学尚对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缺乏更多研究的时候，即使马克思能够区分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与其社会内容，他离正确解决价值理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时代的局限，当时经济学就发展到那个水平，马克思是人不是神，尽管他是罕见的天才，也难以超越历史赋予他的局限性。
劳动价值论之错，错在其从商品的代价方面（负面的价值）理解并定义商品价值，其理论依据是长期的经验观测和数据记录，表明商品长期的价格变化和工资代表的劳动量变化的一致性；但这只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能够成立，到了大工业时代，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彻底颠覆了劳动价值论，与商品价格长期变动基本一致的不再是工资表示的劳动，而是资本。于是又出现了其它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等）也和劳动共同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这些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共同之处都是从“成本”和“耗费”的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
其实，商品就是对其所有者的交换价值和对他人的使用价值这样一个两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同样都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其区别只是由于其对象不同。因此，并非如马克思所说“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注3] 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才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物质担负物。
从价值表现形式来说，一商品的交换价值正是对立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商品社会等一的价值尺度来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其实就是社会标准的一般使用价值。（杨芳洲《价值论》对此有详尽的论述。）
是人们追逐利益的行为使商品的交换价值（社会标准的使用价值）和取得商品的代价（负的社会效用）保持着大约一致的比例。而作为交换价值波动中心的内在“价值”，其实就是人们对得到商品所付代价的一个社会平均水平的定义，它的内容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主要是与商品价格有一致比例的劳动，而在大工业以后则是获得平均利润的资本。
劳动价值论的错误，使马克思一些重要论点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如剩余价值理论，此学说原本就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但马克思坚持要在劳动价值论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基础上说明剩余价值（当时也确实没有比劳动价值论更令人信服的价值理论）。于是马克思提出劳动二重性学说及以此为基础的劳动力商品学说，用将劳动力“商品”和其使用价值--劳动相区别的方法来解决剩余价值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矛盾。劳动力是马克思把商品的存在形式和其使用价值相区别的唯一“商品”。但这实际上并未能解决问题。
商品之所以被人购买，是因为它具有买主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因商品体和其使用价值不能分离，为得到商品永远的使用价值才买断商品的所有权。如要购买商品仅仅一个时期的使用价值，那是对商品的租借，是买商品暂时性的使用权。马克思写道：“这种关系的继续，还要求劳动力的所有者只按一定的时间来出卖劳动力；因为要一次卖尽，卖绝了，那就等于出卖自己，让自己从自由人变为奴隶，从一个商品所有者变为一个商品。所以，当作一个人，他必须能不断把他的劳动力，当作他所有的财产，当作他所有的商品来处理。要能做到这样，他就只能暂时，在一定时限之内，让买者去支配它，消费它，而不在让渡劳动力的时候，放弃他对劳动力的所有权。”[注4] 可见，马克思并不认为雇佣工人的资本家买断了劳动力的所有权，而只是买了这个“商品”“暂时，在一定时限之内”的使用权--即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除了在一定时期中去为买主劳动还能是什么呢？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学说既认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力“商品”；又不认为这个劳动力“商品”被“一次卖尽，卖绝了”，而仅仅是这个“商品”一定时期的使用权（即劳动力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劳动）被工人出卖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只有后一个能够成立，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还是劳动。等量劳动相交换和剩余价值理论上的矛盾其实并未解决。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即使在“公平”的等价交换条件下，资本家也无偿占有（剥削）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
我们这个世界确实广泛存在着剥削，尤其今天中国人民正在遭受规模空前的残酷剥削。但我们所见到的剥削，却并非由于正常的等价交换造成，而都是利用权势、暴力、欺诈等手段巧取豪夺（包括勒索、贿赂、收买控制对方管理者、诱骗、操纵市场、垄断、制造经济波动）。并且剥削并非只局限于雇佣关系，如：国际经济关系中，美国对全世界的剥削。又如：法纪混乱的国度，权贵、官僚买办对全社会（并非只是工人）的剥削。正是这两种剥削，构成当今我国人民遭受经济剥削的最大根源和最主要部分。
（某些人无视国际资本乃当今中国最大剥削者的事实，尤其一些以极左面孔讨伐爱国主义的人，说什么“民族主义无力解释，更无力解决中国0.4%的人口控制70%社会财富这样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这显然是在以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掩盖国际资本对中国人民的超额剥削，为国际资本勾结官僚买办阶级残酷剥削压榨中国人民开脱罪责，从而转移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方向。）
除了公然的掠夺，一切对财富和劳动的剥削，都是以看得见的手限制看不见的手（由等价原则维系的自动调节机制）的作用范围，人为制造剥削他人的获利机会，因此，都不是正常的等价交换，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剥削也是如此。剥削与等价交换非此即彼，是剥削就不是等价交换，是等价交换就不是剥削。
对雇佣关系中属于正常的等价交换以剥削而论，不仅牵强，而且美化了剥削。（在当今尔虞我诈的险恶世道，公平无欺的等价交换已经是太美好的事情了。）
劳动价值论的错误使马克思不可能正确理解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表现，以致于他甚至幻想没有货币的劳动证书式的交换和全社会总劳动时间的直接分配。也因此导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完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调节效率，后虽经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仍继续维持商品交换和货币，但缺乏市场机制效率的交换难以平衡协调，总是存在制约全局的严重短板和巨大浪费。
由于经典理论不能区分商品的物质形式和其使用价值，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总是把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和其社会内容混为一谈，分不清（社会欲望决定的）使用价值内容（效用）种类变化的长期稳定性，及其具体产品形式的社会需求短期内迅速变化的区别。因而也不可能明白：国民经济计划越是粗线条就越精确（符合社会欲望内容种类的变化规律），而越是过细地将计划落实到具体产品就越荒谬。计划经济更适合于战争，而在和平时期，具体产品的生产只有随时适应市场变化，才不致总是生产过时的淘汰产品。
马克思（等量劳动相交换仍存在剥削）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剩余价值在整个资产阶级中分配的理论，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看成不可调和的绝对斗争关系。因此无疑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彻底否定了私人资本继续存在的历史价值。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包括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私人资本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其并未完全丧失历史合理性，它仍然普遍存在，对解决就业和支撑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工人阶级和私人企业主，除了有斗争和对立的一面，也并未完全失去其同一性，私人企业中员工和雇主还将继续共存，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不是无限的。因此，对私人资本是限制（防止其以财力支配社会）、利用、规范、管理的问题，而不可能将其彻底消灭。
（当前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国企私有化浪潮，其实质并非公有、私有的所有制之争，而是将私有制神圣化并以此为旗帜（以所有制原则偷换经济和社会利益原则），利用权势掠夺社会公产，然后将其资本外逃，掏空民族财富。如果将此私有化浪潮看作所有制之争，那是太高抬了那些抢掠社会财富的窃贼，将其卑劣地盗窃行为美化为不同理论信仰的“主义”之争。）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错误，其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国家始终未能成功，倒是在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究其原因，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还不是将马克思经典理论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带有很大的民主革命色彩，中国革命则完全是民主革命。）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除苏联因计划经济适合战争而在二战前后取得巨大成功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所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均出现了问题。实践证明，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更适于作为揭竿而起的大旗，凝聚一切反抗旧制度压迫的力量，她在这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远大于将其经典理论付诸实行取得的成果。
中国革命是以马列主义为旗帜凝聚人心取得胜利的，因此革命成功后必然还要沿着这面旗帜指引的路继续走下去。
由于民主革命时期还谈不到实践社会主义，加之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之符合中国国情，马克思经典理论的错误就不仅对中国民主革命无关大碍，反而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之崇高美好更能吸引广大工农群众为之奋斗，从而成为统一天下人民反抗力量最具凝聚力的旗帜。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人民起义尝试过各种思想武器以凝聚人心，（黄巾）五斗米教，（北宋）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直到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从未有如马列主义能将中国人民如此广泛而紧密的团结组织起来，形成如此坚强的核心与改天换地的强大力量。尽管中国人民的敌人联合起来的力量空前强大，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也空前强大。这倒不是由于她正确无比，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其正确无比。她最能凝聚人心，统一信仰，以至共产党领导的斗争始终没有出现历次农民起义都曾出现过的大规模的公开分裂和自相残杀（如汉朝赤眉绿林起义，隋末人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等）。（张国焘险些酿成红军的分裂和自相残杀，但由于党和广大党员一致的信仰，他未能得逞。）
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共自然也要沿着马列主义大旗所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直到遭到挫折，人们才会对这条道路重新思考。此时老祖宗的错误再也无法回避，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毛泽东以其政治天才，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远比苏联温和稳妥的方式完成，未造成社会冲突和动荡，但错误的经济理论不可避免要发生作用，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独立自主地建设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经济失衡导致了大跃进的失败及农业的日益脆弱。政治方面，虽然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方针，但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列主义永恒的主题，因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政治紧张。所有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都阻碍了党权向民权的转变及政治民主化。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终于颠倒了，不是人民选择党员为其公仆，而是公仆选择人民中谁可以进入执政党。官僚主义因此而发展，党的理想主义之魂也在逐渐消散。
而已步入老年且长期靠损害智力的安眠药方能入睡的毛泽东，在已成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又被铁幕高墙与民间隔离从而无法再亲自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实事求是地纠正老祖宗的理论错误呢？
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就更严重。（这些倒是与马列老祖宗无关，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所致。）
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
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最值得骄傲自豪的文化遗产，她博大精深灿烂辉煌。但她也如任何文化一样，既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其中最大的糟粕就是1840年以来形成的买办殖民地汉奸文化，它瓦解着民族精神，摧残民族文化，破坏道德根基，泯灭民族自尊自信，使中国人自认低贱而甘为洋奴，此乃我民族文化肌体中最大毒瘤。此外，由于文明日久，我民族文化还不可避免地带有与其他古老文明一样的重文轻武之风，等等。然而，我们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革命却不分青红皂白，将传统文化一概贬为封建文化而批判抛弃。
中国买办文化的产生，源于晚清腐败的买办化道路丧权辱国，致使民族衰亡；洋人在华趾高气扬且享有特权而愈尊，掠我资财而日富；而国人则受尽屈辱而愈卑，财富外流而日穷。上层社会因之弥漫崇洋媚外之风而丧失民族自尊自信。汉奸买办文化也随之兴起泛滥，形成近、现代植入我文化肌体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
中国近代惨痛的民族灾难，皆因晚清腐败而步入殖民地深渊。然而，讳言腐败且丧失民族自信之上层文人，却将腐败造成的民族灾难统统归咎于传统文化。而这却又完全符合列强欲泯灭我民族自尊自信之文化渗透意图，因而为之鼓噪传播者众多。此等舆论流传扩散，使我传统文化皆成买办腐败之替罪羊。
五.四运动作为政治运动，她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历史的新纪元；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却基本否定了民族传统文化。（中国近代的衰落难道要几千年前的祖先去负责吗？对比日本，因日本未产生过买办内奸文化，其保留的中国文化传统却反而超过我们。）文化改革或革命，应是继承传统精华去除历史糟粕，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消化外来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以不断形成新的民族文化；而不应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全盘否定。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也必将丧失其民族魂魄。
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潮流，正是买办殖民地文化泯灭民族自信的结果。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一下子变得自卑自贱，妄自菲薄；好像武器和科技落后了，其他一切就再无可取之处；洋人一切都先进文明，中国则一切都落后专制。（因西方有过奴隶制，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在自己的历史中创造一个奴隶社会。）我们的文化瑰宝——中医，被当作巫医迷信。汉字本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富美感的文字系统，却被认作落后的罪魁。提倡白话文本是件好事，但却因此否定了简练而艺术，且与历史相联系的文言文；而且我随着明清小说发展起来的原有白话文，被胡适等按英语的结构特点改造成了单调冗长缺乏美感的现代白话文，失去了其与文言文的联系和生动简朴活泼自然的民族风格。（胡适在文化改革上所起的作用全是自贱自毁，全盘西化，毫无进步意义；加之此人在政治上一贯投机，趋炎附势；被称之为五.四新文化干将的胡适，其实只能算一个负面历史人物。）
文化者，民族之魂也！文化衰亡，民族魂魄也必定消散，但此恶果还不会立刻就显现出来，民族文化是几千年形成的，其消亡也非一朝一夕。即使立即禁止传统文化传播，上亿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的国民还在，其人生观已形成，民风民俗也不会立即改变，传统文化仍会继续发挥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前辈其实也都是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优秀民族文化的哺育塑造了其人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接受马列主义，则是其人生观形成之后的事情。（也只有中国文化的沃土才能产生出这一大批伟人。）
但是，随着这最后一代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之人故去，早已失去传承的传统文化就再难逃消亡厄运。
建国后，我们曾试图以马列主义及社会主义文化取代“封建”传统文化，但马、恩、列、斯几圣贤代替不了我数千年传承之众多古代先贤——伏羲氏、黄帝、老子……，《黄帝内经》、《易经》、《道德经》、诸子百家等等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博大精深，也远非几十年社会主义文化可比。马列主义及社会主义文化，虽也是人文精华，但毕竟只是历史一瞬，求索一生便可知其全貌。而我丰富灿烂的文化瑰宝，虽圣贤穷毕生精力也难尽知其一隅。
党和政府虽也在尽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如中医就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关怀倡导下才得以传承延续，）但教科书中传统文献却所剩无几，甚至不如日本，更远逊于台湾。作为传统文化根基的乡村私塾已经绝迹，乡村中医也已难以为继。其余各类传统文化也大部失传。
总之，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具有我中华民族那样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也没有一个民族如我这般轻视糟蹋自己的文化。
之所以会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搞不清我们的文化中究竟哪些是该抛弃的糟粕，是所谓传统的“封建文化”，还是买办殖民地汉奸文化毒瘤。将传统文化当作封建糟粕否定，这本身就是买办殖民地文化遗毒致使丧失民族自信自尊的表现。文革破四旧时，也是由于对此问题认识不清，红卫兵将大量文物古迹古籍当作封建文化损毁，还自认为这就是文化革命。
（我传统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精华，传至今日已是不易，一旦失去，再难挽回。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历史沧桑巨变民族承受的苦难。以几千年环境破坏和民族苦难为代价之人类文明结晶从此消亡，岂不令人痛心！）
尤其当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已失去其昔日影响力时，民族传统文化失传造成的精神和道德真空，就为买办殖民地腐朽文化的肆虐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官僚买办阶级再次登上政治舞台，并未根绝的旧中国买办殖民地文化终于死灰复燃，大行其道。民族精神被严重瓦解，尤其大批官员学者因民族自尊自信丧失殆尽及道德败坏而堕落为汉奸。不论高层还是社会底层，民族自卑心理现都已广泛存在。
失去传统文化之魂，原本文明沃土、道德之邦的中国，一下子就变成了道德文化的荒漠。各类邪教泛滥势不可挡，美国人趁机在我国大肆举办教唆堕落的培训班，数年间竟以邪教手段对我至少百万青年洗脑，培养了大批范跑跑类型的无耻之徒。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已出现前所未有的道德蜕化，中国人忠孝仁义诚信的传统道德观已被严重改变。
缺乏民族自信崇洋媚外还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无洋权威的认可被当成“科学”的标准，洋人不认可就不敢说，不敢想，不敢做。自己先进的东西也不敢坚持。
即使我们以后能清除买办汉奸的政治经济势力，摆脱殖民地化发展道路，在文化上仍面临根除买办文化毒瘤，彻底荡涤其污泥浊水之长期艰巨历史重任。
在对待社会科学学术思想的问题上
由于我们将马列主义作为不容置疑的指导思想，并以此规范一切学术活动，不仅限制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且将马列主义生机勃勃严谨实际的辩证法变成了僵死的教条。时至今日，诺大中国社会科学界教授、博士车载斗量，真正能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者却不多见。不论左派、右派均受此教条主义遗风严重影响。多数人分析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而都是以主观概念去套实际问题。一些“左派”的思维方式总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右派则是“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专制”“独裁”等等，并且这一个个庞杂笼统的主观概念都被赋予了道德情感内容，以使其成为“是非”准则。当然，那些当了汉奸的右派是因其阶级本性使然，他们本来就无德无才，没有思想只图私利。而许多“左派”则纯粹是教条主义的思维习惯。（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被这种教条主义思维定义为“封建文化”而遭否定，因为“封建主义”是“坏”东西。）
解放前，缺少文化的民众和普通党员不可能直接去读马列原著，革命斗争需要将复杂的马列主义大众化简易化，以使之迅速传播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因此各种马列主义通俗宣传读物应运而生，并起到了重要作用。建国后人们文化水平已大大提高，马列原著的翻译也很到位，这时再以那些水平有限的官方理论家写的马列普及读物作为学习教材，就有班门弄斧以伪乱真之患了。实际上我们理论家们写的马列读物其可读性远不如马列原著，马克思、恩格斯活跃的思维，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生动的辩证法，往往引人入胜，使读者受益非浅爱不释卷，读上几年思想方法就自然受到辩证分析的熏陶和训练，因此读原著可直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活生生的辩证法。而官方理论家们的那些马列读物，根本看不到原著的辩证分析精华，除了教条还是教条。正是这种教条式的马列主义学习，使号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其思想界居然难觅马克思主义之魂，而继承的全是教条。毛主席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一再指出：学马列要读原著。但是，各种各样的学习考试考评，考的还是那些教条，因而剥夺了不得不死记硬背的学习者读原著的时间。
由于我们不能将马列主义当作学术对待而是当作不容讨论的教条，从而使我国思想理论界完全成了宣传部门而基本丧失了指导实践的理论分析能力。对比诸子百家，及《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众多古代先哲的睿智，中国思想界的能力退化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社会科学理论分析能力的弱化使思想界根本无力胜任现实社会面临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经济改革因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以致迷迷糊糊，摇摇摆摆，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此盲人瞎马之弊终为居心叵测者利用，如对以“公有制”为绝对原则的反省，竟走到了以“私有制”为绝对原则而掀起抢劫社会公产的浪潮。对计划经济的反省，又走到“市场拜物教”的极端，乃至否定市场经济得以维系的基本前提——严肃的法制环境，终尝法纪缺失的商品经济必导致的灾难苦果。改革开放也终于变质，走上买办殖民地化道路。
（而当前社会对“私有化”抢劫浪潮和市场拜物教的反省，却又使一些人再次肯定了以“公有制”为绝对原则及否定市场机制效率的老路。我们难道要永远在这非左即右的宿命中轮回吗？）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不应再成为重要原则，无论公有还是私有，国企还是民营，都各有所长和所短，因此，都不应成为绝对的排他性原则，都应鼓励发展。当今世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混合经济绝非偶然。有些领域是不适合私人资本经营的，如矿藏资源、公用事业等，但没有一个领域是国有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应进入的。成为原则的应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利益得失和发展需要的考虑，而不是所有制形式。在当今中国法纪废弛腐败肆虐的条件下，任何所有制方面的“改革”都会被搞成对社会和人民财富的掠夺。要掠夺公有财产，便以私有化为旗号；要掠夺人民的个人财产，便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这些年大量发生的的侵占城乡居民房屋土地的恶性事件不就是如此吗？即使国企也会蜕变为靠垄断剥削社会对外国输送利益的官权资本，如中投、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等。）
（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问题，任何经济计划都应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机制效率的基础上，而不应排斥市场机制的效率。惟如此才会有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
而一切商品经济，其前提则是严肃的法制环境。并且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离不开其社会化性质所要求的前瞻性社会计划的指导和管理。）
因我国理论界无能而使社会发展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至少应得到以下教训：
任何一种思想，不管多么英明，如果将其作为不容讨论的“绝对真理”，它都会变成束缚思想的僵死教条。（圣贤睿智尚且如此，“摸着石头过河”及比这更荒唐的没有理论的“理论”，也要作为“绝对真理”强人接受，自欺欺人岂不可笑？）
科学和迷信从来都是孪生兄弟，将科学当成至高无上的教条，它就是迷信。（反之，能使大众迷信的东西，也大都有其科学原因。）
只有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社会科学思想体系，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自身也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墨子》“一同天下之义”指的是国家政令法律的统一，而非思想学术 [注5] 。因此，除应坚决禁止买办汉奸文化及其它形式的腐朽堕落文化外，对其他各种人文思想都应给予自由争鸣的空间，避免人类宽广无际的思想创造力仅被束缚局限于一种思想，一个主义。
只有当思想从“绝对真理”的教条中解放出来，才会有在不断的自我批判中发展的“绝对真理”。
在对待教育的问题上，
虽然建国后教育事业有过很大发展，但我们似乎并未真正认识到教育对改造民族的巨大作用，我们始终未能像德国、日本、以色列那样对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教育投入长期不足。而且越到后来越轻视教育，直至将其视为包袱糊弄。乃至官僚买办阶级复辟后，竟将教育当作赚钱的产业欺世误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社会糊弄孩子几年，孩子成人后就糊弄社会一辈子。我们的事业之所以遭到挫折和失败，买办汉奸文化之所以泛滥肆虐，民族自卑自贱心理之所以广泛存在，与我们放弃对青少年的教育责任，从而自弃民族未来有着直接的关系。
总之，由于一系列政治经济原因，及我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化改革、社会科学、教育等诸多理论认识方面的严重错误，导致我们事业的挫折和失败，也因此造成了官僚买办阶级的复辟机会，以致出现巨大的历史性倒退。今天我们对此进行总结，正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教训，避免今后的人民革命再犯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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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篇》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
注2： “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么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
——邓小平《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注3：《资本论》第一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4：《资本论》第一卷15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5：见《墨子•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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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洲
2009年10月9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