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知识界为何认同马克思
王中宇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建党初期的党员中，有一批一流大知识分子，其中一些还出身于社会上层家庭。如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出身于安庆名门望族;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本人在外交部任职，俄与水平数一数二，是个典型的文人;郭沫若出身于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他本人则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问家。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汉俊年仅14岁就东渡日本求学，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被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称为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很少有人注意到，连后来的中山大学校长、考试院院长、国民党“文胆”戴季陶都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戴季陶名列第二。当年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广泛介绍共产主义，称赞马克思、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准共产党小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址就是戴季陶在上海的家。戴季陶甚至受托起草了党纲草案。
革命年代的共产党员中有许多出生于社会上层家庭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为了底层公众，他们与自己的家庭决裂，彭湃就是众所周知的典型。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在土改中，不少人承受着政治信念与亲情冲突的熬煎，严厉对待前来求助的上层家庭成员。
这个现象引起了一位朋友的思考，他查了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发起人，虽然也有知识分子，但多是中下层不得志者。中国这样由一流大知识分子发起组建共产党，似为孤例。
笔者未查过其他共产党的发起者，记忆中“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也是一个大学问家，但未查到他在当时俄国知识界中的地位和“家庭出身”，另外12月党人均出身于贵族。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的筹组者和首批党员中，有许多一流大知识分子和出身于社会上层家庭者，这是确凿的事实。
原因何在?这位朋友请教了一批专家学者，却不得要领，虽然学者们承认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国家的一流大知识分子无疑是这个国家主流文化的承载者。不妨从主流文化的特征入手寻找答案。
一
中国传统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是整体主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些尽人皆知格言反映了这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观。于是“以天下为己任”成为读书人的潜在倾向。
这种倾向绝非无足轻重。经济学在西方被理解为“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其背后就是资本利润极大化。而在中华文化中，“经济”一词指的是“经世济民”。连国民党的元老于佑任都主张“计利当即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古名。”
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是个体主义，正如秦晖指出的：
“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常识了，它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力和个性价值的社会。”(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在西方文明看来，“共同体本位”就是传统社会，而现代公民社会则是“个人本位”。于是瓦解共同体，是实现个性解放的前提，舍此就无所谓“现代化”。
在西方文明中，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个异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着眼于论证：这个经济体系从整体上看，不可能持续运行，必然因内部矛盾的积累而毁灭。这种着眼于社会全局的分析视角，对中国读书人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而汲汲于个人资本积累的“经济学”，不过是“教人挣钱的学问”，难免给人以“不登大雅之堂”的感受。这应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
二
整体主义与“大同”思想互为表里，“大同”思想集中体现在《礼记?礼运》中一段被人广为引证的文字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是“大道之行”的结果，在礼记的作者看来，“大同”不是一个“向往”或“设计”的理想状态，而是一个曾经真实存在的状态。由于“大道”不行，“大同”瓦解，才出现了替代的状态，这就是“小康”：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比较“大同”与“小康”，我们看到：
从所有制上看，前者是“天下为公”的公有制;后者是“天下为家”的私有制。
从公共事务看，前者是“选贤与能”的民主政治;后者是“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的专制政治。
从社会风尚看，前者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的和谐社会;后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尔虞我诈、峙强凌弱。
从成员的社会生存状态看，前者社会对全体成员负责，“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成员自然对社会有认同感;后者“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于是维系社会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礼运》篇的作者认为，为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才需要“礼”，“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显然，前者是整体主义，后者是个体主义。“大同”这种社会状态，对中国的读书人而言，既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又是渺茫而值得不懈追求的未来。《礼记》是儒家六经之一，是当年所有读书人都要学习的经典，可见“大同”思想之普及。事实上，清末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民初孙中山对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将中国与印度对比，或许更有启发。很多到过印度的人都注意到，事实上存在两个印度，一个是上层精英集团的欧化的印度，一个是下层平民集团的极端穷困的印度。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两个印度比邻而居，相安无事。这可能会让中国的精英集团极端羡慕：这才是和谐。而这种“和谐”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
有关资料显示：印度的原住民是达罗毗荼人，他们曾创造出灿烂的哈拉巴文化。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部落，从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陆续涌入印度河中游的旁遮普一带，征服了当地原住民。由于雅利安人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和奴役，以及雅利安人内部贫富分化的结果，在雅利安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就是种姓制度。
波罗门和刹帝利这两个高级种姓，占有了古代印度社会中的大部分财富，依靠剥削为生，是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吠舍是古代印度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也就是雅利安人的中下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
首陀罗是指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实际上处于奴隶的地位。在这样的制度下，原住民达罗毗图人一生下来就被告知自己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习惯了这一切，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雅利安人的特权理所当然。现在，原住民达罗毗图人已成为他们世代所生长的土地上的边缘群体、不可接触者，自己祖先曾创造的辉煌文明，对他们已是过眼烟云，了无记忆。
靠制度和意识形态让社会底层人群安于卑贱，这是印度社会“和谐”的根源。不要以为这只是文明中的个案，希特勒就主张：雅利安人是优秀人种，而其他人种则是不同等级的劣等人种。美国的创建者们，将非洲人掠到美洲为奴，直到南北战争结束，黑人才获得人的地位，直到上个世纪马丁.路德金的时代，黑人们还在争取公民权。
划分僵硬的社会等级，除了依据“人种”外，还可有其他依据。1941年，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写道：
“西藏政治之腐败，官吏之贪酷，多出常人意料之外。……人民备受蹂躏，莫敢告讦也。惟寺院僧伽，独蒙优待。……故其人一经做僧，如登天堂;留为差民，如坠地狱。然其人受佛化已深，百凡痛苦，诿为宿业，无所怨诽。且以捐输其财产、劳力、甚至生命于佛事，为培植来世佛缘之布施，怡然为乐，故藏境亦无叛乱。”
与这些案例对比，才能领悟“大同”思想之奇异与珍贵。事实上，中华大地上也出现过阶级的分化和压迫，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帝力何有于我哉?”的思想始终在民间流传;也发生过无数的入侵与征服，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同化。各民族不是建立起类似的“种姓”制度，而是不断融为一个难辨各自来源的共同体—汉族。这样的文化背景下，1914年9月，天津南开中学一位二年级学生在作文中这样描述他的社会理想：
“无分畛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优者奖之，劣者教之。合人群而成良社会，聚良社会斯能成强国。”
这样的思想使他最终加入了共产党，他就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由此可见，深厚的“大同”思想传统使中国的知识界极易对共产主义产生共鸣。
三
各个文明的智者都不得不面对苦难而丑恶的现实，然而，如何面对却有不同的选择。多数民族的智者求助于宗教—犹太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而中华文明的智者却偏好求助于自己的理性，无论儒、法、老、墨，均力图以人类的智力理解现实，寻找出路，而非寄望于超然的神秘力量。孔老夫子“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
与其他各文明一样，苦难的社会下层不断地创造出各种宗教，有的甚至被皇家立为国教。但知识界始终保持着理性思考的倾向，宗教在他们手里要么被当作修身养性的资源，要么被改造成哲学思辨。有的更不惜以身犯难，当面反对皇家“佞佛”，其思想武器正是理性思考：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十八年耳。其后乱王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得更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韩愈《谏迎佛骨表》)
有趣的是，连一些宗教人士都力图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理性而非信仰的基础上。如在佛家颇有影响的陆流(陆锦川)先生，就反复强调，自己宣讲的是“佛学”而非宗教。他还特别反对“以神通取信于人”，这与孔老夫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异曲同工。
今天有学者悲叹中国“宗教资源匮乏”。对于“宗教资源匮乏”，不同的立场显然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对此本文不拟置喙。但这样的思维倾向却有助于知识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色：不是基于某个先验的信仰或准则，而是基于事实与逻辑，这种高度理性的理论自然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共鸣。
与之对比，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基础其实是信仰，诚如张维迎指出的：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
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
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
可见靠财力和权势散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功能和目标与印度、旧西藏的宗教信仰别无二致，当年中国的一流大学者对此当然不屑一顾。
四
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中华文明的基因决定了知识界容易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成为现实的选择还需要当时的环境条件。
以今天的知识界的主流准则看，共产主义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思想，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政党。然而上个世纪初，中国一批一流的大知识分子竟皈依了这个激进的思想，并进而涉险犯难，筹组了一个当时最激进的政党。究其原因，不能不涉及当时的社会环境。
大清朝度过康乾盛世后，就走向了衰落。正如《红楼梦》中的冷子兴所言：“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瓤却也尽上来了”。处于衰败周期的中国又遇上了大肆扩张的西方列强，导致了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1840年到1920年，八十年间国势一日坏过一日，外则国土沦丧，内则流民四溢。
知识界也曾指望国家中兴，如曾国藩就拒绝了王闿运、李元度等人拥兵自重，代清自立的建议，而致力于“同治中兴”;后来的康梁维新，则指望靠光绪皇帝一挽颓势，但终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民国建立后，知识界寄望于舶来的宪政，而现实却是军阀割据，内战不休。人们看到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英集团，根本无力也无意搞好国家，相反，他们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勾结列强，卖国求荣，陷国民于水火之中。
到上个世纪初，一切曾经的期望尽皆破灭，社会陷于绝望之中，知识界只能从头反思。这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选择，它与知识界的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一拍即合，于是导致了几乎是全球独有的奇观：知识界整体左倾，社会上层众多的一流大知识分子筹组了一个张扬社会底层公众诉求的激进政党。正是这个激进的政党，将中华拉出了亡国灭种的险境。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人类实践过各种各样的文明。其中一些，如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马雅文明…都曾一度达到当时人类社会的高峰，然而，高峰之后就是衰落乃至崩溃，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有的甚至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持续数千年，一再摆脱衰落甚至灭亡的命运，并一再登上当时人类社会高峰的文明只有一个——中华文明。这无疑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面对“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他发表了《凤凰涅盘》，预言中华民族必将再次摆脱衰败，绝不会灭亡：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次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华文明一再“凤凰涅磐”，而不是像其他文明那样，被历史的演化烧成灰烬，其原因只能在文明的“基因”中寻找。每当社会陷入衰败、绝望之际，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总会驱使一大批人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拼命硬干。鲁迅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笔者猜想，这也是中华文明一再摆脱衰亡，重塑辉煌的内在原因。
五
回顾1840年以来的历史，西方文明向中华大地的扩张，首先在军事与经济领域。交锋中的优劣势之差，首先引起国人对自己军事与经济能力的反省。其结果导致“新军”的建立和“洋务”运动。然而，这样的应对并不能扭转颓势，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体制，“民主”、“共和”、“科学”等理念迅速征服了整个知识界，“德先生”、“赛先生”被视为救国之道。文化领域中“打倒孔家店”成为最振奋人心的旗帜。
然而，中华文明的三个基因：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非但没有被触及，反而成为各种流派的共同背景。连蒋介石在其《中国经济学说》中都这样评价西方经济学：
“西洋的经济学说，以欲望尤其是个人小己的欲望——私欲为出发点，充其所至，生产技术与国防技术，不独不能为民生服务，反而役使民生，甚至于毁灭人性。”
正是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从内心驱动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前仆后继地探索、奋斗，终于将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险境拉了出来。
值得深思的是：从1847年容闳等第一代留洋学生开始，西方就孜孜不倦地试图用他们的思想体系取代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却一直成效不彰。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在中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剿。
在关于“共同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讨论中，整体主义成了传统、封建、落后的代名词，而个体主义成了“现代化”的前提。记得当年笔者的一位年轻朋友就对《岳阳楼记》表示不以为然，另一位朋友则批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连自己都不能解放，何谈解放全人类?可见这思想工作的成效。民间对这一理论导向的反映则是：“新生活，各顾各。”
在关于“乌托邦”的讨论中，“大同”思想被定位于虚幻、不切实际。一切为共同体奋斗的行为都被描写成愚昧、狂妄、可怜之举，而“理性经济人”理论堂而皇之地为自私、卑劣、甚至卖国行径辩护。于是人们看到了无可遏止的贪腐。当年，是为社会前途奋斗的人们筹组了共产党，而今呢?
在主流学界对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的狂热推销中，《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致命的自负》成了学界的时尚。历史的发展被视为是纯偶然的,根本无规律可言;而试图理性地认识人类社会，不过是致命的自负。唯一合理的“理性”只是个人追逐私利的“理性”。于是放弃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不理睬钱学森倡导的“总体设计部”，靠“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年，摸到了“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的地步。
阉割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解放个人的逐利动机，成效昭彰——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这财富主要是供应美国超市，其价格之低廉使沃尔玛能标榜“天天平价”。即使如此低廉的出口价格，也居然积累出巨额的外贸顺差，使外汇管理当局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去弥补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使美国可以维持相当于中国11.8倍的军费，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舞枪弄棒。
看着这样的格局，胡佛、罗斯福、马歇尔等人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由衷地赞赏其后继者的高明;而当年筹组中国共产党的诸君，他们的在天之灵又会作何感想?
主流学者一定会指着大都市辉煌的形象建筑愤然回应，这难道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财富?难道不值得自豪?其实，值得自豪的岂止在大都市，从北京到乡镇，那里没有豪华的政府大楼?哪里没有俊男靓女、灯红酒绿、觥筹交错?面对这盛世景象，笔者耳边却想起了孔老夫子和梁鸿的声音：
“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致力乎沟洫。”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庚寅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