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与乡土中国──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前景及其文化

甘阳

(哈佛「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会议发言纲要) 　　一九九二年九月

　　
　　
　　一、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前景：敞开「非私有化」的可能世界
　　
　　冷战已经结束。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远未消散。在今日中、外媒体中随时可见的种种主流论述，例如「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或「私有化是唯一光明大道」等等，尚不是后冷战时代的冷凝思索，而毋宁是冷战时代之残余。后冷战时代的本真历史思维只有在彻底拋弃冷战双方的意识形态后才会发端。只有对冷战「社会主义」之不可行性 (inteasibility) 与冷战「资本主义」之不合理 (irrationality) 二者有同样深入的认识，才有可能真正思考更合理也更可行的社会发展道路。拋弃「私有制必然灭亡」的历史决定论，决不意味着必须接受「私有制是唯一道路」的先验决定论。历史从来不承认任何「Only way」。
　　
　　在目前主流论述的支配性影响下，不但海外，而且大陆本身的种种信息似乎都试图让人相信：十多年来大陆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主要来自于私人企业的发展，亦即来自私有化的发展。这不失为一个符合时尚的神话，可惜不是事实。我们宁可相信世界银行以及众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相反结论，即：中国经济改革最突出之处恰恰在于它不是得力于私人企业和私有化的发展，而是出乎意料地得力于集体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之飞跃发展。流行的神话实际主要来自于将乡镇企业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算作了私人企业和私有制。事实上，正如世界银行中国乡镇企业实地考察报告 (世行一九九零出版) 所反复强调的；第一、中国乡镇企业的主体乃是「乡土社区」(rural community) 如乡 (原公社)、村 (原大队)、队 (原小队) 等集体所有的企业，并且主要致力于本乡本土的社区发展；第二，即使乡镇企业中的私人企业，通常也只有依靠乡土社区的扶持才能起步和发展，因此与本地社区的关系同样相当密切。
　　
　　私有化的神话日益流行的另一原因或许还在于：私人企业的数量确实极大，从而往往使人忽视了中国目前私人企业更根本的特点即：规模小、产值低。事实上，中国乡镇企业中规模较大较成熟的企业中几乎少有私人企业。对中国十省三百一十九个县各县前三至五位的较大型乡镇企业调查表明：私人企业在这类较大较成熟乡镇企业中只占百分之二，而乡一级的集体企业占其百分八十二点五 (村一级占百分之十二点五，联户办百分之三)。因此，在中国乡镇企业中，私人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关系大抵是：前者数目甚多，但所占产值却甚小；后者数目不多，但产值却大大超过前者。这从世界银行的考察报告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例如，在中国乡镇企业最突出的样板之一，也是中国农村县中最工业化的无钖县 (所谓「苏南模式」) 为例，集体企业在全县乡镇企业数目上的比重只占百分之三十六，但在产值上的比例却占全县的百分之九十六。反过来，在私人企业更发达，同时以与香港挂钩密切闻名的南海县 (「广东模式」)，个体企业在数量上虽然高达占全县乡镇企业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二，但产值上却仅占百分之九。进一步言之，即使在被称中国最自由化地区的安征省界首县 (相当近为「温州模式」)，个体乡镇企业占全县乡企业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二，但产值上也仅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而乡办企业在数量上虽然只占该县乡镇企业的百分之四点七，产值上却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私人乡土企业尽管星罗棋布，但在中国乡镇企业创造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并不是很高 (在私人企业发展迅猛的一九八四至八六年，私人乡镇企业在全国乡镇企业总收入中的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七点七；百分之十七点五；百分之二十三点五)。
　　
　　如果世界银行及众多学者们的实地考察结果基本可信，那么，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所证明的恰恰是：非私有化道路的发展 (Development without Privatization) 有其充份可能。事实上，在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这十年中，中国工业产值增长额总数为人民币一万八仟七佰七十亿，其中来自私人企业的仅占百分之六点九。
　　
　　二、乡土中国变迁：「中国现代性」之出场
　　
　　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绝不仅仅只是四九年以来共产党体制的改造，而且更是世世代代以来「乡土中国」基本结构的根本改造。农村改革的最深刻之处，实际尚不在于它傲人的经济成就，而是在于它历史性地激活了古老乡土中国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短短几年内，近一亿农民摆脱了农业生产，这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大事，因为它意味着华夏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走出所谓Involution的恶性生产方式 (即以不断投入农业劳动人口来增加农产产量，维持全社会生计，Philip Huang所谓「无发展的增长」)，从而真正开始告别秦汉以来即已定型的传统乡土中国的格局。正是在这意义上，七八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实可视为「中国现代性」之真正历史出场。
　　
　　不同于「西方现代性」，中国农民告别农业社会的方式不是蜂拥挤入城市，不是变成完全丧失乡土的赤裸裸的无产者，而是在乡土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创造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极为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这既不是出自经济学家的设计，也非来自政治领袖的意志，而只不过是被乡土中国的生存困境所逼迫而成，从而恰恰无意中 (unintended) 发挥了Gerschenkron所谓「落后的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62)。中国乡镇企业崛起的最深刻历史意义或许在于，它为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提供了可以依托的微观社会组织基础。不同于一般把企业建在乡村，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不是以削弱、破坏，以至最终摧毁原有乡土社区为代价，而是与其母体乡土社区结成唇齿相依、濡沫相济的极为紧密的「共生共荣」关系，从而有力地加强并重建了乡土中国的生活共同体。这似乎意味着，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或许可能创造不以彻底摧毁乡土社会为代价的历史经验，果如此，这不仅对华夏民族「生活世界」之历史延续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将是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
　　
　　毫无疑问，中国乡镇企业的这种特点太不符合「西方现代性」的标准。因为根据这种标准，现代性之根本即在经济与社会必须分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必须分离。中国乡镇企业的特点，从各方面为似乎也都更近似西方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前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所谓「原初工业化」(porto- industrialization) 或所谓「工业化前的工业化」阶段，其特点也是劳动者与乡土社会尚未完全分离 (Cf. Kriedte等，Industrialization fore Industrialization, 1981; 及Berg等，Manufacture in Town and Country before the Factory, 1983)。从这种西方现代性的标准出发，自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集体所有而与乡土母体相联的中国乡镇企业，只不过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得已的特定过渡阶段，迟早而且必须被私有化大生产的城市工业系统所整合、取代，不然就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失败。
　　
　　同样，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国乡镇企业几乎不能算是西方意义上的企业。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考察和对十省三百一十九个县较成熟大型乡镇企业的调查，中国乡镇企业几乎普遍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经营的首要目标，而是以「扩大乡亲们的就业机会」和「为本乡本土增加福利」为最优先的两条原则。由此自然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社区集体所有就是不行，只有彻底私有化，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第一原则，等等。
　　
　　总之，从西方现代性及其派生理论出发，中国乡镇集体企业至多只是不得已的、过渡的现象，只表明中国之极端落后。但如上所言，中国乡镇企业本来就是由于乡土中国生存困境所迫而无意中发挥了「落后的优势」的结果。如果不充份着眼于乡土中国种种世界独一无二的条件，硬性按照西方现代性的标准去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分离，企业与社区相独立等等，其结果多半不是变落后为不落后，而是将「落后的优势」变成「无优势的落后」。中国乡镇企业所提出的问题，毋宁应该写作：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并正在形成对西方现代化的一种Alternative。
　　
　　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西方工业发展模式，在七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西方工业的强烈冲击后，早已引起西方理论各界和企业界的全面反省和检讨。检讨的中心问题之一事实上正是以亚当‧斯密劳动分工论等为基础的这种经济与社会相分离、企业与社区相分离的基本观念。七十年代后期，人们主要还只是对这种工业模式提出某种补充性机制，从而有「工业二元论」(Industrial Dualism) 等理论之提出。亦即认为，在高度集中，自成一体而与社会相独立的大企业生产系统中，事实上不能不有另一套补充机制，即高度分散、与社区联系密切的灵活小企业的系统。这后一套机制七十年后在意大利、西德、法国等的蓬勃发展尤其引起西方企业界的高度关注 (Cf. Berger and Piore,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1980)。然而，一九八四年M. I. T现代技术教授Piore和现代社会科学教授Sable提出「第二次工业分水岭」(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ve for Prosperity, 1984)，则以其对西方工业发展道路的全面历史考察，更为严峻地指出，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工业的衰退决非偶然，而是西方工业发展模式的内在脆弱机制所导致，西方正面临「第二次工业分水岭」，从而引起极大反响。他们所谓「第一次工业分水岭」，实际即是指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企业与社区相分离、经济与社会相分离的「大企业、大生产、大市场」道路；而所谓「第二次工业分水岭」实际即是指的今日西方应在高技术的条件下重新寻回经济与社会的结合、企业与社区的结合、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从西方工业发展本身的这种趋势看，我们或应更有理由认为：扎根于中国乡土社区之中的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大可不必非按西方的老路，先过「第一次工业分水岭」，以后再过「第二次工业分水岭」。相反，中国乡镇企业若能逐步与现代高科技紧密结合 (中国以／促进乡镇企业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为目标的「星火计划」实应提到更高的层次上进行)，事实上不是不可能直接站在「第二次工业分水岭」高度。
　　
　　三、文化中国：以乡土中国为依托
　　
　　以「中国现代性」为主题 以「中国社会科学」为先导
　　
　　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文化，与同样源远流长的传统乡土中国，向来构成难解难分的共生体。近代以来文化中国的日渐凋零，亦与近代以来乡土中国的日趋衰败相同步。由此而言，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自我转化、将不可能完全脱离乡土中国的创造性自我转化。但同样可以认为，一旦乡土中国自我转化的历史契机现身出场，那么文化中国的再获新生或已将为时不远。
　　
　　十余年来的农村改革事实上已经将一系列的问题提到了「文化中国」研究者们的眼前，例如：乡土中国的这场巨大变迁将会为华夏子孙带来甚么样的新的基层生活共同体 (Local Communities)？甚么样的社会组织和网络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Network)？甚么样的「日常生活结构」(Shatters of Everyday life)？所有这些问题都历史性地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也应成为「文化中国」的主题。如果说，现代西方人所理解的财产关系、权利结构、公民身份、民主参与等等，无一不是历史地生成于西方现代性──以农业西方转向工业西方为发端──的过程之中，并随着西方现代性之开展而不断演化、完善，那么，不难想见，今后中国人关于财产关系、权利结构、公民身份、民主参等一切问题的理解，也将随着「中国现代性」之历史出场而逐步成型。这种历史契机的出现，无疑一方面使得比较社会文化的研究不能不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来进行，另一方面，更使对「乡土中国」的大量经验研究变得份外迫切。我们或可期望，正是这种比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双重压力，将使「文化中国」的内涵日益丰满。
　　
　　诚如人们所知，西方现代性的成就之一是它促发了所谓「社会科学」这一原本不存在之物的兴起和发展。现在人们所说的「社会科学」，事实上乃是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进展同步而行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方面深受历史远悠久的西方哲学和西方人文学之熏陶，一方面又以其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更直接把握和经验研究，而不断给西方当代哲学和人文学的思索提供新的刺激。晚近以来西方哲学、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互动尤已达到相溶难分的地步。与此相比，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和人文学与中国社会科学之间却似远未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今日或有必要适当调整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倾斜，即过分以哲学、思想史、人文学等为先导，却常常无意地使社会科学沦为前者的附庸和工具。下一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或将以中国社会科学的充份发达为先导；而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发展唯有建立在对「乡土中国」的大量经验研究之上才有可能。不妨说，当中国社会科学的成熟达到能够基本把握「乡土中国」的历史变迁，而又与中国哲学和中国人文学的传统达到高度的互动之时，那也就是「文化中国」有所落实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