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

    

    2007年1月5日美国http://www.counterpunch.org网站刊登了美国著名金融理论家迈克尔•赫德森题为《关于私有化的另类视角》的文章，认为近三十年来，资本主义形成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体：20世纪70年代国际资本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这导致金融化），这些资本推动了苏东剧变并收购了大量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行业以及地产（所有这些行业都具有垄断性）——这就是全球化和私有化，然后利用这些行业的垄断性获得大量租金，这些租金主要流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组成的泛金融部门，使世界经济进一步金融化，并使这些部门的垄断资本获得大量收益，但是却使这些国家经济被绑架，使这些国家沦为租金资本主义甚至是封建主义经济（因为利润的主要来源是租金，而不是工业资本的剩余价值）统治之下。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财富的可继承性产生了既得利益以及靠租金和利息生活的贵族。这些租金和利息使经济体支付工资和积累有形资产的能力陷入巨大困难。为描述这种现象，经典经济学家们发明了经济租金这个概念——超出必要生产成本之外的额外支出。他们建议通过对食利者的收入征税和对垄断行业甚至是土地实行国有化来终止免费午餐。政府要把这个税收收入用于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并把生产性企业从税收中解放出来。
    到20世纪中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现代工业的技术要求需要政府投资公共基础设施、调节市场、向食利者的收入征收累进税、用财政政策推动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防止经济金字塔底层人民的贫困。既得利益阶层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发展出反对高税收和较多政府调控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尤其是金融部门开始认识到银行贷款的主要市场是能够产生租金的资产——如按揭贷款抵押的土地和建筑、公共设施、煤矿、石油和天然气。几乎所有经济体的最大资本开支都是政府开支，特别是在自然垄断行业的支出，这些行业包括交通——从19世纪的运河和港口到铁路、公路和航空，以及电力、水和煤气的输送、通讯系统以及广播电视传播频谱，更不用说军事力量了。
    近些年来这些资产转为私人所有是自五百年前欧洲占领美洲新大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财产转移。这一结果丰富了索尔斯坦•凡勃伦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集中在被美国国民所得帐户称为FIRE（FIRE是金融[Finance]、保险[Insurance]和不动产[Real Estate]的首字母缩写）的部门中。现在人们可能会把被私有化的垄断行业以及其他公用企业归入这个部门。
    原苏东国家不小心成为一个试验的一部分。这个试验在它们的经济基因里注人了转化因素，使它们在成熟过程中将会瘫痪。

                              私有化的长期发展动力

    私有化的历史是由三种主要的发展动力塑造的：首先是通过军事征服控制被打败者的士地和公共领域。社会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他们的公共部门被获胜的征服者私有化，并被分成数份，分给其战友。
    第二种发展动力是政治内部交易。美国几笔最大的财富是在从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土地舞弊到19世纪批地修铁路期间的混乱中创造的。自1980年以来，英国的企业在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统治下实行了私有化。苏联的官僚和“红色局长”也把最有利可图的公共资产所有权私有化。政治精英之间的内部交易是迄今为止公共资源所有权私有化的主要途径。
    第三种发展动力是金融力量。一直以来，金融力量是掠夺本来不可转让的财产的所有权的最省力的方法。取消抵押人赎回抵押品的权利是在土地不能卖给外地人——但可以没收给债权人——的时代攫取债务人土地的一种古老的方式。此后，债务就成为财富私有化的主要手段。哈布斯堡王朝把煤矿抵押给债权人，接着就失去了这些煤矿。当前被迫出售公用企业以偿还外国债务的负债累累的第三世界政府与此很相似。
    这三种发展动力通常是同时存在的：军事占领、政治内部交易、金融力量趁机攫取负债人口或被债务压垮的国家组织的财产所有权。而重息债务已成为把公共土地私有化的最主要的非军事手段。1980年以后的欧洲、第三世界和后苏联国家公有企业的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是金融手段和内部交易两者的结合。
    这是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自欧洲殖民征服以来最大的财产攫取活动。企业、垄断权、长期控制在公共领域的土地和矿产资源都已被侵吞。
    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所有长期以来它就一直控制在国家手里以减少“寻租”——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寻租。经典的经济思想认为租金不是对服务的支付，而是由法律要求给金融财产的所有权支付的一种费用，其价值是由社会而非财产所有者创造的。对租金征税不会减少土地供给、垄断权或来自于生租资产的服务。但是征税的反对者们——特别是那些发放贷款（其利息来自租金收入）的银行家们——为了宣称这种免费午餐根本不存在，他们尽量绕过经典的租金理论。私有化和租金实际上都是在获得免费午餐。

                           后苏联盗贼统治下的私有化

    自1980年撒切尔-里根时代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就是把国有土地和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工业这些资产转移给内部人员或任其被“红色局长”（即先前的管理者们）合理化并合法化。从前关于这种转让会带来效率或者说符合社会的需要从来没有被论证过。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的反对者们编了一个封面故事，为用金融资本的计划取代政府的计划披上一层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外衣。其理由是：把财产从国有转为私有会把新主人变成开明实业家。由于利润的巨大推动力，他们会经营出一种更有效的、并能自我持续的工业发展模式。
    在这幅快乐的画面中，银行业和金融业除了为新的直接投资提供融资外，似乎不起到多大作用。但从智利、英国到俄罗斯，私有化的重心都是金融操作。为获得资本收益，同时为了逃税，金融操作的重要性远大于提高生产力或加强管理。
    这些金融免费午餐是如此的丰盛，纳税如此低，而且如此容易得到，因此，商业根本不想去承受开发产品和市场的风险。这一措施的结果就是增加了19世纪的改革者和调控者所说的通过金融费用形式体现出来的“掺水成本”。金融资本反过来又用这些提高的成本为当前公共服务的越来越高的使用费作论证。这些费用——从技术上来说，是经济租金的一种形式——有可能会比政府官僚主义的低效率的危害更严重。
    私有化者们通过强调经济惟一的无谓负担是税收这一假定来避免人们关注这些问题。感觉就像是公共税收收入全部遭到了滥用而不是用来支付了政府支出以及资助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所有的私人投资还有贷款都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并且所有的经济租金、利息、金融费用都被认为是合理所得。金融部门投资最多的部门是不动产和垄断权。
    第三世界和后苏联经济体应该如何应对私有化造成的畸形以及私有化所产生的新的拥有既得利益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问题在于这些利益——在全球债权人的支持下——正试图阻止这些国家对治这些问题的调节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出台，这些政策力图重建公共利益和私人寻求财富之间的传统平衡。

                          金融部门推动私有化的动机

    国家税收和金融资本的租金之间如何分配经济剩余的斗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经济紧张关系。私有化模式将决定谁得到经济体的经济剩余，特别是资源租金和垄断租金。是政府以税收的形式得到，还是金融部门以利息和管理费用的形式得到？这使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成为政府最大的竞争对手，或至少是政府税收能力的最大对手。
    当利率降低并且／或者物价、经济租金以及财政补贴上升时，这种未征税收入的资本价值就成为进一步贷款的基础。随之出现的资产价格膨胀当作财富创造被夸耀，但它实际上是债务创造。收入和物价可能降低，但债务却不会消失。当利息被支付给银行和债券持有人，并被他们用于发放新的贷款以进一步提高资产价格时，债务负担就会成倍增长。这种循环流动——在债务圈里的循环——不需要建设新的生产资料，仅通过更高的债务比率就能创造更多的“资本收益”。
    结果是金融高端正在代替政府成为社会的经济计划者。但是，它的储蓄和贷款分配计划的目标与政府的是不同的。整个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都期望银行系统发展成社会的主要计划者，但他们认为这会在公私混合的经济体里出现。金融机构将在不断朝专家治国方向发展的社会里协调投资。奇怪的是，传统上对工资、利润和租金的强调忽视了金融资本收取的利息或者“资本” 收益的评估，并因此忽视了既得利益者完全成为食利者的可能性。
    当前，金融资本的直接目标不是促进长期增长或防止贫困，而是抽取利息以及其他金融费用，并膨胀不动产、股票和债券的资本收益。结果导致了财富和收入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恰恰与政府表面上宣称的鼓励生产性企业而非免费午餐，并努力使经济体的最底层保持偿付能力、有工作、能够自立的作用相反。
    这个分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资产和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上涨并非他们公开宣称的私有化目标。私有化曾许诺带来比公共管理更高的效率，降低成本，并通过把政府从必须偿付的高运营成本和官僚费用中解放出来，从而降低政府的征税。私有化的辞令中并未承认它会大大提高利息的流动以及保险和管理费用，从而大大提高资本的收益。在1979年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为首的保守党开始统治英国以后，美国1980年上台的罗纳德•里根紧随其后，推动了一场反税收的私有化运动。这场运动把征税、国家调控和国有化说成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声称的通往奴役之路。
    经济哲学长期以来都偏好积极的政府角色，而且这个角色也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为金融行业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政府债务主导了世界资本市场，公共基础设施成为债券发行的最大客户。从英国的伦巴第大街到华尔街以及巴黎的证券交易所，金融高端协调了19世纪最大的资本开支浪潮——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横穿西半球和欧亚大陆的铁路、海运、采矿业和石油工业以及国家电力系统。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资本投资是对公用企业和垄断业的投资，而不是对工业制造的投资。这种公共基础设施业也产生了最大的债务。
    为了提高效率和避免价格欺诈，这类企业传统上都被公众控制。而且在很多国家，只有政府有足够的税收收入承担主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由于政府能够印刷钞票或拥有税收收入和财富，所以与其他所有部门相比，全球金融业最喜欢公共部门的债券和贷款。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贷款人还把中央银行的贷款担保视为风险最小化的方法。但到了1982年，当墨西哥宣布自己没有偿付能力，不能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时，这种情形就结束了。拉美以及其他第三世界政府已经达到了它们实际偿还债务能力的极限。在连续几百年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它们开始面临出售基础设施的压力。
    当政府面临的削减税收的压力增大时——其中最重要的是削减最富有阶层的税收——情况更是如此。这就是他们详细推出私有化的新意识形态的背景。金融业已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并且占据上风，因为债权国建立的流动性储蓄已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贷款总额正在上涨。由于新创造的信贷的推动，贷款正在寻找新的出口——而尚未用作债务抵押的重要优质资产就是公共基础设施。
    现在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门（FIRE）管理着经济体的储蓄和信贷：其管理方式就是把大部分贷款（美国和英国大约是70%的储蓄和贷款）用于房地产。剩下的大部分贷款都贷给了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机构投机者——他们最大的收益就在于以低价买到公共部门资产从而保证高资本收益。付给投资银行家的前所未有的保险费已被更多的并购费所取代，这样就以经济体的其他部门为代价繁荣了金融业。
    这一切都是在强大的意识形态推动下进行的，并通过政治运动的作用而加强。同时，资金捐助者为了私有化把商学院、法学院和经济学院的课程都变成了公共关系课，给所有人洗脑：私有化会惠及整个经济体。传统上重视对租金收入征税，而非对劳工工资或工业资本利润收税。结果就是租金资本主义取代了大家熟悉的旧的工业资本主义。

                            私有化主要是一种金融现象

    因为这些储蓄主动寻求尚未用于债务抵押的资产，所以私有化就和经济金融化（由于二战以来储蓄的成倍增长而加快）和全球化构成三位一体。结果是，从1980年后开始负债的第三世界政府和1991年后的原苏联国家政府的公共资产被窃取。
    公用企业被出卖后需要给金融部门支付利息、红利和管理费用——而在公共管理条件下这些收费是不存在的。更糟糕的是，它们的私有化是以远低于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的。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很容易得到的贷款加速了资产价格膨胀，使基础设施私有化收益在很多国家都成为金融回报最大的项目。但经济体却出现了财政挤压，因为它们开始受财富精英的控制。在实行累进税的传统自由经济政策下，这些精英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
    当政治家们顺从地削减最上层人士的税收时，陷入财政和贸易赤字的国家被迫依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执行华盛顿共识的孪生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们现在代表国际债权人宣布，政府变卖公用企业的时机已到（在这些企业中，有很多是1952年以后由世界银行给政府的贷款建立的）。政府要用变卖公用企业的收益偿付债券和银行贷款。否则它们就有拖欠债务的危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指导债务国降低工资水平，出售国有资产偿还贷款来解决问题。公用企业就因此成为世界债权人的最主要猎物。
    后苏联国家经济体在苏联解体后没有外债，因此它们对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那种金融债务压力具有免疫力。它们在1991年之后获得独立时，几乎没有任何债务，也没有大量储备。它们也没遭受军事威胁。推动它们的私有化的最强大力量就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苏联计划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弹。在它们的印象中，私有化就是西方的主流的经济模式。这些私有化全面提高了这些经济体的运营成本，这些国家事实上重建的是一种租金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