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自供状

——评楼继伟先生与高尚全先生的观点和他们的“争论”

奚兆永

   最近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楼继伟先生写的《中国改革总体是成功的，道路基本正确》（载《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4月8日），一篇是高尚全先生写的《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的帽子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改革上》（见《人民网》之“强国论坛”），内容都是讨论新自由主义和中国改革的关系问题的。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阅读，了解两位作者的不同观点和“争论”，不仅大有益处，而且很有趣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对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和“争论”再进行一些议论和评析，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从楼继伟先生与高尚全先生的“争论”说起

这里说“从楼继伟先生与高尚全先生的‘争论’谈起”，人们可能会感到很奇怪，因为现在经济学界的分歧和争论差不多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所谓主流派经济学家之间，而无论是楼继伟先生还是高尚全先生都是所谓主流派经济学家，他们之间怎么也有分歧和争论呢？但是，我要说，在楼、高之间存在分歧和争论是一个事实。

事情得从2005年说起。这年的2月8日，高尚全先生在中国脑库年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个发言也就是后来发表的《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的帽子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改革上》一文。他在这个发言中说，“最近听说在批新自由主义，——拉美国家出现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俄罗斯改革出老衲们多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当中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是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的。我们搞改革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新自由主义。邓小平同志也不会说是因为知道了新自由主义才改革的。”

高尚全先生的这一番话断然否定新自由主义对拉美、俄罗斯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危害，否定其对中国改革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否定在我国开展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的必要性，但是，他的这些话都是经不起检验的。我们知道，拉美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祸害最早的地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起初就是为拉美国家开出的药方。但是，这一药方，不仅没有治好拉美国家的病，反而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遭到了巨大的灾难性损害。同样，苏联和东欧的改革也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提出的方案进行的，其结果也是尽人皆知的。这些国家的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大倒退。至于中国，我们虽然没有按照一些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办事，但是，中国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泛滥也不可能不对中国生产巨大的影响。说“我们搞改革的时候，还没有想地新自由主义”。但是，不管你是不是“想到”，新自由主义在当时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新自由主义都已取代凯因斯主义而成为主流的经济学，而里根在美国，撒切尔在英国，所推行的也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说邓小平不是因为“知道了新自由主义才改革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可能不知道新自由主义。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就针对社会上和共产党内部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说，“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后来，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又强调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崇拜。” “我们应该承认，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4、46页）应该说，邓小平对于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是十分清楚的，他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所采取的批判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高尚全先生故意把新自由主义与邓小平联系起来，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似乎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批判邓小平，就是反对改革开放，这是明目张胆地制造谎言，混淆视听，其目的是为了打着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旗号来阻挠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虽然能欺骗人于一时，但不能欺骗人于永远。谎言止于智者，一旦被人们识破，它就寸步难行了。

在这方面，楼继伟先生与高尚全先生的争论和我们与高尚全先生的争论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在楼继续伟先生看来，高尚全先生上面讲的那段话，问题并不在于他否定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俄罗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不在于他否定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不在于他反对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而在于高尚全先生讲了这样的话：“中国的改革是特殊情况，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的。”在楼继伟先生看来，“中国的改革实际上运用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并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华盛顿共识’并不全错，它包含了一些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楼继伟先生还特别强调说，“批判‘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说其精髓——以市场配置资源和宏观稳定就错了。从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这三条来看，‘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

一个说，“中国的改革是特殊情况”，并没有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一个说，中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恰恰是“运用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是“‘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原理在中国改革中起了作用”。——这就是高尚全先生和楼继伟先生这两位主流派经济学家存在分歧和争论的地方。

二、评楼继伟先生的“华盛顿共识”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论

楼继伟先生把中国改革同所谓“运用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联系起来，特别是把它和所谓“华盛顿共识”联系起来，认为这些东西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

事情果真如楼继伟先生所说的那样吗？

我们知道，楼文所竭力吹捧的所谓“现代经济学”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应该说，古典的自由放任主义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反对封建势力和建立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曾经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主义出现以后才问世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乃是处于衰败阶段的资产阶级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思想工具，已经没有什么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可言了。还要指出的是，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主张用“看不见的手”来取代“看得见的手”，反对国家干预，但是他们主张的自由主义还是相对的、有分寸的，而不是绝对的、极端的。斯密在《国富论》里说，“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那洋感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他同时指出，君主还有三个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和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62-263页）斯密在这里说的君主的“三个义务”也就是国家的三个职能，其中第三点实际上是讲国家的经济职能。可见，斯密对国家的经济作用并没有完全否定，实际上是充分肯定的。但是，新自由主义就不同了。他们把把私有制理想化，把市场理想化，主张快速私有化，全面市场化，政府最小化，认为国家干预愈少愈好，把自由主义推向极致、推向极端，持一种比古典的自由主义更加绝对更加极端的态度。这一点，从新自由主义在当今应用的“华盛顿共识”的发明者约翰•威廉姆森的如下话里也可以看出来。他说，“华盛顿共识”“其要旨仍在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共识。这些观点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也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支持。现代经济应该以市场为基础，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限制收入分配，因为市场最能调控经济，也就是“market knows best。”（《公共经济评论》2004年第10期）有人说新自由主义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实，它是一种比“原教旨”还要“原教旨”的市场至上主义。

对于一种理论或政策，我们不能根据它是不是“现代”、是不是“新”来判断它的正确和错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初叶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以它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产生于20世纪末叶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从时间上说，不可谓不现代，不可谓不新，但是它是不是正确，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表明，无论在哪里，它都没有取得成功。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诺姆•乔姆斯基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一文中写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后果到处都一样：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对世界最贫穷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剥削的明显加剧，灾难性的全球环境，动荡的全球经济和对富人而言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面对这些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却仍然宣称，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受干涉，最终大多数人都会享有幸福生活。总之，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不能也没有给予他们所建造的世界以经验的证明。”（原载《每月评论》第50卷第11期，摘自《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程恩富教授说，“综观近1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是倒退的10年，拉美是失去的10年，日本是爬行的10年，美欧是缓升的10年。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也称第四世界），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田泓：《怎样看待“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听京沪经济学家吴树青与程恩富的对话》，人民网2005年6月16日）由于“华盛顿共识”是美国从外部强加给一些国家的，其出发点是美国的利益，并不符合各国的国情，更不符合有关国家人民的利益；而“华盛顿共识”的推行，不仅没有给有关的国家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反而导致了经济的倒退和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而遭到了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实际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楼继伟先生说“华盛顿共识”并不全错”，其实已经承认了它基本上是错的，只不过还不是全错而已，可是他强调“华盛顿共识”所依据的是“一些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只能说明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基本原理”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楼继伟先生还强调“华盛顿共识”的精髓里包括宏观稳定的内容，实际上，建立在私有化、市场化基础上的经济恰恰是自发的、盲目的，决不是提出一个主张就能做到所谓宏观稳定的。至于说把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归之于所谓“华盛顿共识”更是牛头不对马嘴。现在世界舆论都在谈论“北京共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北京共识”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实际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已经或正在被着眼于本国国情，有着强大内部动力的“北京共识”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抓住“华盛顿共识”不放，而把“北京共识”置于一旁，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战是走上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百年，第110页）后来，江泽民同志也说，“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线。”（《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因此，从总体上说，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政府最小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作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是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的。楼继伟先生把“华盛顿共识”说成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也并不是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影响。应该说，这个影响是存在的，而且还是不小的。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我国改革开放一直是高度关注的，他们总想用各种方法来影响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进程。他们或是派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中国向有关的官员提供政策建议，或是让这些人在大学演讲，希图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影响中国的年轻一代。而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青年学生，往往不能正确评判这些政策建议和理论观点的是非对错，因而出现了一拍即合和盲目接受的现象。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弗里德曼到中国来兜售他的关于放开价格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被有关方面接受并且付诸行动。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价格闯关”。此举一经传出，马上引起了物价的上涨和社会的巨大震动，最后又不得不改为“双轨制”来缓解这个矛盾。除此之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些人私有化的倾向表现得相当强烈，把市场的作用理想化和绝对化的倾向也表现得相当强烈，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的倾向也表现得相当强烈，这些除了利益驱动的因素外，不能否定也是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宣传有相当关系的。从这方面来说，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我们应该有高度的警惕，是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

三、评高尚全先生的中国不存在新自由主义也不该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和楼继伟先生的观点不同，高尚全先生认为中国不存在新自由主义，也不应该批判新自由主义。关于中国是不是存在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论列，而楼继伟先生文章的观点也清楚地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存在，似乎无须再多费笔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高尚全先生的文章本身也证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确实是存在的，因此批判新自由主义决不是什么空穴来风，而是具有极大针对性和现实性的。

高尚全先生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说，“新自由主义是什么意思呢？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经济全球化。对于这四个特征，我的看法是：第一，生产要素要自由流动，如果不流动的话，还是搞计划经济好。第二，如果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要市场化。第三，中国改革不走私有化道路，但不走私有化道路不等于说不发展民营经济，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国有经济要调整，该退的要退，该进的要进，当然退是主要的。第四，经济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呢？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人反对全球化，要把国家封闭起来，我们不要出去，人家也不要进来，这行吗？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过去早就争论过了，为什么现在要搬出来呢？我觉得中国的改革是走自己的路线，和俄罗斯不同，总体上都是很成功的。为什么中国的国力增强那么快，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高了，为什么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越来越大呢？因为这是改革的结果。如果受到干扰了，就退回去，老百姓也不答应。”

对于高尚全先生的上述看法，我想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生产要素在哪种生产方式下都需要流动，否则生产就不可能正常进行。实际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也有流动的问题，生产资料——原材料、机器设备也需要从一个地方、一个工厂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工厂；劳动力也有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外一个工厂的问题。高尚全先生说“如果不流动的话，还是搞计划经济好”是把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生产要素成为商品混为一谈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还不是单一的社会所有，商品经济还必须存在和发展，消费资料、生产资料依然是商品，但是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还存在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对这些企业还必须出卖劳动力，在这一范围内，劳动力还是商品，但是对公有制经济来说，说劳动力还是商品，不仅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是害的。

第二、高尚全先生说“如果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要市场化”，这是把市场经济与市场化混为一谈了。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并不是要搞什么“市场化”。毛泽东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现在连西方经济学家都承认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所谓“市场失灵”的问题，而萨缪尔森、诺德豪斯更十分明确地说，“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经济学》（第14版）上册，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版，第38页）问题还在于，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更应该利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来克服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与不足。事实上，早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初，相关的文件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对此，江泽民同志当时作了这样的说明：“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眼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高尚全先生对次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怎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仅归结为一个“市场化”呢？

第三、高尚全先生明明知道“中国改革不走私有化的道路”，因为这是党的领导人所一再宣示的，也是广大劳动群众所坚决不能同意的，但是，他所强调的却是“不走私有化道路不等于说不发展民营经济，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国有经济要调整，该退的要退，该进的要进，当然退是主要的。”高尚全先生用“民营经济”取代党的正式文件里所说的“私营经济”目的是为了人耳目。实际上，他所谓的“民营经济”也就是“私营经济”，而只讲“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根本不讲“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且大讲“国有经济“退是主要的”，那不是私营经济越来越多、国有经济越来越少么？这不是私有化又是什么？值得一提的是，高尚全先生的这一思想后来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后，高尚全先生把它接过去，改为“以民为本”，提出了所谓“民本经济”。他解释说，“我所提出的民本经济，就是以民为本，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也就是老百姓经济。”（高尚全：《焦点不是收入差距而是权力市场化》，《广州日报》2006年9月11日）其实，所谓民有、民营、民享的说法并不是什么新创造，它不过是林肯在19世纪、孙中山在20世纪早就讲过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翻版。顺便说一说，去年5月，台湾亲民党领导人宋楚瑜来大陆时也大讲其“民有、民治、民享”，将其作为台湾的经验大肆宣扬，甚至提出以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来“一统中华”。高尚全先生对民本经济的新解释，就其直接思想来源说，看来是受了宋楚瑜先生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是林肯还是孙中山，当时提出“民有、民治、民享”代表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宋楚瑜先生也好，高尚全先生也好，再提出这样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就只能是一种退步，已经毫无进步意义可言了。事实上，他们所说的民，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老百姓，因为一般老百姓发展个体经济还稍微有点条件，至于要他们普遍地发展私营经济，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个体经济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已经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发展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有背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显然是不可取的。被宋楚瑜先生说得好得不得了的三民主义的经济，不说它这几年因为陈水扁搞“台独”的负面影响，就从其发展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两极分化而言，也是严重的。曾经被一些人大肆吹嘘的所谓“中产阶级化”是经不起检验的。据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研究，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的拉大，现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中产阶级有可能逐渐消失的危机，整个社会经济人口呈现出M形分布。今天的台湾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据台“内政部”的最新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台湾的低收入户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3%，平均每天有9.7户人家沦为低收入户，而在过去六年中低收入户每年多出4788户，平均以6.53%的速度增长，平均每年约有13832人沦为低收入者。现在台湾因为贫穷和负债而自杀的案件非常频繁，已成为台湾十大死亡原因之一。（见马淑静：《台湾正进入“M形社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2月22日第3版）其实，这个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本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由于一些人不注意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武器，这几年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在这方面，显然很有拨乱反正的必要。

第四、高尚全先生强调全球化的必要，对世界上竟然有人反对全球化似乎感到不可理解，因而大加反对，他显然没有弄清楚，全球化并不只是一个生产力的概念，它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的概念。在今天，全球化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新自由主义引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引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人们看到，由美国大力推动，由新自由主义思想引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其代表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给世界许多国家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它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反对是很自然的。显然我们所需要的全球化不是这样的全球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引导的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不过由于目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还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还不够强大，因此它对于世界的影响还比较小，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资本主全球化的影响。但是，这也决不是说，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只有被动接受的义务，而没有主动选择道路的权利。实践证明，那些被动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都一个个遭致失败的命运，而中国由于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由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增量到存量渐进地进行，就没有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因而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极大兴趣，被人们称为“北京共识”。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这一正确的方向，就可以抵消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也并不是不可能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新路来的。

总之，高尚全先生对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赞同，但是，他转弯抹角地讲的话实际上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肯定。就这一点来说，他和楼继伟先生很不一样：楼继伟先生是公开地、露骨地吹嘘新自由主义，把它说成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而高尚全先生却是以否定新自由主义开始，然后就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大讲新自由主义的各种主张是如何如何必要。在我看来，他们两人的不同只是表面的，其本质却是完全一致的，也可以说他们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如果不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是从实质上看问题，那就应该说，他们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他们所写的文章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自供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