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第11辑

一．     引言

     1999-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进行了为时两年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于2001年底汇编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正式发表。本文以该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为出发点，比较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外围和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并说明当代中国的阶级结构所反映的当代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本文进而探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若干基本运动规律及其阶级结构，特别说明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化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并由此而引申出关于中国阶级结构未来演变的若干基本估计。

 在进入正文之前，首先遇到的一个话语上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结构分析中，当前中国主流社会学偏好采用“阶层”而不是“阶级”以指称一定的社会集团。这种话语上的区别，既有方法论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说明：

在当前有关阶级阶层问题的争论中，有一种误导性的说法，即认为采用“阶级”一词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采用“阶层”一词则似乎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在大多数英文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ss”，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在中文中，情况有所不同，“阶级”这一词汇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由生产资料占有来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一词汇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社会冲突、动荡或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一词汇还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性质的群体概念。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采用哪一个词汇，而在于采用哪种思路来分析“class”这种社会现象。

    笔者认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目的，是认识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并了解其发生、发展和变化。为此，既不应当预先假设这些关系的对抗性，也不应当预先假设它们的可调和性。正确的方法，是将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中，了解这些关系在历史上存在的依据，以及它们发展变化乃至消亡的条件。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一定的理论概念，只要有助于认识这些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或者是它们的某些方面，并且基于一定的为人所知的理论传统，就有权利被使用并且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始终是与一定社会生产过程相联系的。物质生产活动，特别是与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相联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其它差别），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从而占有不同份额的社会产品，特别是占有不同份额的社会剩余产品（社会总产品扣除生产资料消耗与劳动者基本需要以后剩余的部分）。社会因而分裂为相互之间不平等的若干个社会集团，即阶级。在经济上掌握社会绝大部分剩余产品的阶级通常也是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而统治阶级的思想，通常也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自然，阶级关系不是唯一重要的社会关系。种族、民族、性别之间的关系同样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并与阶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相互交叉。人们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所发生的多种关系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但是，只要我们承认，人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是决定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认识，就不能比较完整准确地了解一定的社会结构，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理论概念以说明人们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形成的若干互不平等的集团，以及这种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不恰恰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吗？

二．     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社科院课题组”或“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为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提供了基本的信息。

社科院课题组在其所撰写的《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一文中开篇就说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社会蓝皮书,第115页)。”[1]

       课题组采用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社会蓝皮书,第116页)。表1说明了1978-1999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构成及其演变。

       课题组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其标志，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研究报告指出：“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层的也是少数。”“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阶层结构发达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社会蓝皮书,第124页)。”

       对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研究报告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比如，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0上升为0.6%，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重也分别从0.03%和0.23%增加到4.2%和1.5%，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则从2.2%左右增加到12%左右，都翻了几番。这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便开始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社会蓝皮书，第125页）。”

 研究报告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演变作出预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中间层将会不断得到扩张，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社会蓝皮书，第125页）。”

 研究报告的一个中心命题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导致“中间阶层”的扩大并成为多数，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但是研究报告对于到底什么是“中间阶层”、哪些人群属于“中间阶层”却不能很好地说明，并且随意更改，经常自相矛盾。比如，经理人员阶层被说成是当前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社会蓝皮书，第117页）”，但随后又用经理人员阶层比重的上升来说明“中间阶层”的扩大。一方面，私营企业主被说成是“中间阶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说，“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社会蓝皮书，第125页）。”

 所谓“中间阶层”是1978年以来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的说法，高度依赖于将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归入社会的“中间阶层”。但是，研究报告自己也承认，“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社会蓝皮书，第120页）。”研究报告中表3所列举的若干城市各社会阶层平均收入的比较表明，除了在汉川，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略低于商业服务业员工以外，在深圳、合肥、镇宁，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均高于商业服务业员工的平均收入（社会蓝皮书，第125页）。

       我们不妨撇开带有一定主观性的上层、中层、下层的分类，而观察一下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实际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表2根据研究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说明了课题组对于各个社会阶层的定义以及根据课题组自己的调查研究所发现的各个社会阶层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益变化的状况。表2所提供的情况表明，过去二十多年中，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明显加剧了。

根据市场化改革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可以将过去二十多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改革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农民和个体工商户（约占全部人口的70%）是明显的受益者，其它阶层既没有明显受益，也没有明显受损。第二个阶段，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是利益分化局面的形成时期。到第三个阶段，即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四个明显受益的集团（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合计约占全部人口的9%），和四个利益明显受损的集团（产业工人、绝大多数商业服务业员工、农民、失业半失业者，合计约占全部人口的82%）。这样，只剩下办事员与个体工商户是受益受损不太明显的集团，合计约占全部人口的9%。

 可见，如果以各个社会阶层的实际社会经济利益状况为衡量的标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正在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恰恰相反，虽然在市场化改革初期，曾经出现社会底层（农民）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向上靠拢的局面，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已经形成高度两极分化的局面，约80%的人口基本处于社会的底层，原有的社会中间阶层的主体（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已经下降为底层的一部分，中间阶层的规模因而大大缩小了。

三．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多国体系

       社科院课题组与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一方面，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相对于已经“现代化”的、“发达”的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是落后的、低级的。另一方面，这又说明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展，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必然逐步地具备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但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中国社会也不是孤立地存在着。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经济中，绝大多数生产者为利润而生产，并且不断地将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现代世界经济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2]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由一个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分工体系构成的。在这个体系中，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编织成无数条商品生产和分配的体系，或者简称为商品链。每一条商品链都形成一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同时存在的是由许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多国体系，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政治上的上层建筑。所有的商品链都跨越若干个民族国家，但是在每一条商品链中所形成的市场价值在参与商品链的各个民族国家中却是以极不平等地方式分配的。

       中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秘书长马建堂在出席2002年“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论坛”时指出，以中国的玩具出口制造业为例，说明了国际玩具商品链的市场价值是如何在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分配的。表3根据马建堂所提供的资料，列举了一件由美国公司设计、中国工人制造的儿童学习用可发声地球仪由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以及每个环节所获得的市场价值。

       表3说明，位于资本主义世界外围地区的中国大陆，在儿童学习用可发声地球仪的全球商品链中，累计仅获得10.5%的市场价值。位于资本主义世界半外围地区的中国香港地区，获得26.3%的市场价值；而位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地区的美国，获得63.2%的市场价值。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符合全球商品链的一般规律。[3]这个一般规律就是，在全球商品链中，中心国家获取绝大部分的价值，半外围国家获取较少的价值，而外围国家只获取很少一部分价值。

       每个国家所获取的增加值又要在利润与工资之间作出分配。由于资本的国际流动，利润率在国际间有趋于平均化的趋势，因而商品链中各个环节的利润量必须与各个环节的预付资本基本相当。这样，外围、半外围国家所获得的较少的增加值必然意味着较低的工资率。或者说，只有外围、半外围国家工人工资率极大地低于中心国家工人的工资率，中心国家才可能获得全球商品链中的绝大部分价值。所以，全球商品链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同时意味着中心国家与外围、半外围国家间发生着不平等交换，中心国家以较少的劳动时间换取外围、半外围国家较多的劳动时间。通过不平等交换，大量剩余由外围、半外围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成为中心国家巨大财富的基础。

       由于工资率的差别在不平等交换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可以用工资率的差别来代表不平等交换的程度，也可以将工资率视为各个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等级地位的指数。表4比较了若干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

       表4所列举的国家，除了美国、日本以外，选自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所列举的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地区）”。表4显示了，世界体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分别居于不同的等级。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国，日本，西欧等中心国家，合计约占世界人口的15%。紧挨在中心国家下面的是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以色列等处于广大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地理边缘、充当中心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桥头堡的“准中心国家”。这些国家（地区）的工资水平大约相当于中心国家的50-75%。再下面，是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东欧的半外围国家，工资水平大约相当于中心国家的10-30%，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0%以上。处于金字塔底端的是中国、印度和其它外围国家，工资水平与中心国家的差距约为50：1，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人口。原来在世界体系中地位接近中心国家的俄罗斯联邦，在经过“经济转型”之后，已基本上沦落为一个外围国家。

       如果说，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是以外围国家的资格参与世界体系内部的分工和不平等交换的，那么，这与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或阶级结构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分别是怎样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哪些联系与差别，分别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发挥着怎样的功能？

四．     世界体系中的阶级结构

       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以为利润而生产为基础的。利润是一定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市场价值与生产和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总成本的差额。广义的利润包括一切由财产产生的收入，如利润、利息、红利、租金等。资本家阶级则包括所有其收入主要或全部来自于财产收入的人。

       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成本包括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所耗费的物质投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物质投入成本既是某些资本家的成本，又是其他资本家的销售收入。所以，对于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对利润规模构成限制的主要是劳动力成本。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上，劳动力的使用有过多种形式，包括雇佣劳动、奴隶制、农奴制、租佃制、家庭小生产等。部分由于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部分由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外的地区的消失，采用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的经济成本上升，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人身依附和限制劳动者人身自由为基础的各种劳动力使用形式逐步消失了。[4]在世界范围内，劳动力的使用现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首先，是那些有高度技能的、劳动力的供给有相当垄断性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然后，是那些终身或长期在城市生活的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其一生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来自于出卖劳动力换取的工资收入（包括由国家转移支付的“社会工资”或通过私人机构转移支付的养老保险金、人身保险金等）。这部分城市工人通常有正规的、全时制的工作。他们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无产阶级”。

       另外一部分城市工人，没有稳定的、正规的工作。他们从事非熟练的职业，经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其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只能满足一部分生存需要。他们的其它收入来自于小生意、小买卖、打零工等非“非正式部门”的活动或来自于社会救济。由于他们只能部分地以出卖劳动力的方式谋生，他们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半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半无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其一生中的一部分时间生活在农村（通常是在成年以前和在老年），另一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通常是在其劳动年龄的黄金阶段），其一生收入的一部分来自于工资收入，另一部分来自于农村的家庭生产。这部分工人往往从事非熟练的职业，没有正规、稳定的工作。

       除以上各种劳动力使用形式之外，还有生活在城市、拥有生产资料、主要依靠自身劳动谋生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生活在农村、主要依靠家庭生产谋生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即农民）。

       在这几类劳动力中，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无产阶级工人、半无产阶级工人的收入直接构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成本。城市小资产阶级（此后简称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收入来自于向资本家出售生产资料或向各劳动阶级出售消费资料，因而间接构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成本。所有这些阶级的收入越高，其它一切条件相等，资本家阶级的利润越低。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这些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都存在着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

       如果将社会剩余定义为社会总产品扣除生产资料耗费与维持全部人口生存的必需消费以后的余额，那么剩余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取决于各阶级的力量对比或者说谈判能力。首先看农民。农民的谈判能力受到大批同类的小商品生产者的竞争的限制。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的增长相对缓慢，中心国家向世界市场倾销农产品的情况下，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农民往往是谈判能力最低的一个阶级，在剩余分配中常常得不到任何利益。

       在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半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工人。他们在成年以前生活在农村，在城市中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缺乏社会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又受到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竞争，因而难以进行有效的争取剩余份额的斗争。半无产阶级的另一部分，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但是从事与移民工人类似的非熟练工种，没有稳定职业，并受到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城市的失业半失业人口的竞争，因而谈判能力相对低下。

       除去少数高技能的工作以外，无产阶级工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各种劳动力使用形式中是最昂贵的一种。无产阶级工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和政治经验，有为了一定经济的或政治的目的组织起来的条件和能力，因而能够争取到社会剩余中较大的一块份额。

       最后，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他们的劳动属于高技能的，因而是难以监督的。另一方面，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关键的、战略性的位置。为了确保这些高技能的工人忠实地服务于资本家阶级，他们的收入必须大大高于其它各劳动阶级，使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接近资本家阶级，或者说，资本家阶级必须向这部分工人支付“忠诚租金”。[5]就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介于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而言，他们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阶级”。

       社科院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认为，中间阶级是“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中间阶级在世界体系中无疑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稳定作用。但是，这个稳定的作用是资本家付出了昂贵的“忠诚租金”以后买到的，而收买注定只能应用于一个相对少数的群体。这是因为，如果收买的范围扩大到一个相当大的群体，那么“忠诚租金”在相当程度上就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因而其社会价值必然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收买的范围大幅度地扩大，收买的成本也必然大幅度地上升，能够保留下来供资本家阶级分配的剩余也就所剩无几了。这些因素决定了，中间阶级，即使是在中心国家，也只能是一个相对少数的阶级。[6]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心，外围、半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社科院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引用了吉尔伯特和卡尔的《美国阶级结构》一个较早版本（中译本1992年版）的有关内容作为“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例证。笔者查阅了该书的1992年英文版，同时查阅了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E.O.赖特的《阶级计算》（Class Counts）一书，根据两书的有关资料，编制了表5，说明了1990年美国社会的阶层和职业分布的基本状况。

       在象美国这样一个中心国家里，谁是无产阶级？谁是半无产阶级？谁是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关于工人贫民和社会底层，吉尔伯特和卡尔是这样评论的：“他们的收入在贫困线上下波动，他们不时地受到失业的威胁，或者完全没有工作的机会。”工人贫民经常工作，但是没有稳定的收入，不能积累起足够的资金应付紧急情况，退休后完全以来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金。社会底层很少有工作，经常处于贫困状态。[7]所有这些都符合半无产阶级的特征，即仅凭工资收入只能满足部分生存需要。如果将工人贫民和社会底层作为半无产阶级，那么美国的半无产阶级约占全部人口的25%。

       狭义的无产阶级定义只包括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阶级，约占全部人口的30%。广义的无产阶级定义可以包括一切全部或主要收入来自工资收入，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能力并能获取较大一部分剩余的工人群体。按照这样的定义，除了半无产阶级和占据战略性职位的高技能工人以外的一切工人群体，包括监工、下级经理、半专业人员，都可以包括在无产阶级的范围内。在一定意义上，监工、下级经理、半专业人员，比狭义无产阶级有更大的获取剩余的能力，因而是比狭义无产阶级更加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广义的无产阶级约占全部人口的60%。无论采取狭义还是广义的定义，都不影响后面的论证和结论。本文采用折衷的办法，将监督工人算做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而将下级经理、半专业人员算做中间阶级的一部分。这样，无产阶级约占全部人口的45%，中间阶级约占20%。另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占全部人口的5%。

       那么，半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又是怎样的呢？表6根据有关资料说明了拉丁美洲三个半外围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的社会阶层和职业的分布状况。拉丁美洲半外围国家的特点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低生产率”部门。在低生产率部门工作的工人包括小型企业（雇工人数少于五人）工人、家庭雇工和独立经营者及没有报酬的家庭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低生产率部门工作的工人的收入低于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上所必需的水平。[8]如果将农村工人、城市失业人口、小型企业工人、家庭雇工、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大中型企业工人，以及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独立经营者和家庭工人都包括在半无产阶级的范围内，那么，阿根廷、巴西、智利的半无产阶级分别约占全部人口的32%、47%和43%。[9]表6没有提供有关经理人员比例的数据。假设经理人员的规模相当于专业技术人员规模的三分之一，那么阿根廷、巴西、智利的中产阶级分别约占全部人口的14%、10%和15%。阿根廷、巴西、智利的无产阶级分别约占全部人口的28%、18%和23%，农民分别约占7%、12%和5%，小资产阶级分别约占17%、9%和13%，资产阶级分别约占4%、5%和2%。

       表7比较了中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中心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半外围国家以拉丁美洲为代表，外围国家以中国为代表，其中中国的阶级分类参照了社科院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所提供的关于1999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有关信息。

       对表7可以做这样几点说明。首先，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也是高度无产阶级化的国家，表现为无产阶级占全部人口的将近一半，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70%），以及几乎全部的人口（90%）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收入为生。

       其次，半外围国家是有中等程度无产阶级化的国家。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合计约占人口的60%以上，但是其中无产阶级相对于半无产阶级的比例在1：3 到1：5之间。另外，小资产阶级的规模比较大。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外围国家，无产阶级化的程度比较低。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相加只占全部人口的约40%，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约50%。农民工与失业半失业人口相加，约占全部人口的15%。但是，这应当只是半无产阶级的下限。如果将生活贫困的城市工人包括进来，半无产阶级的规模应当会大得多。中国阶级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构成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

       第四，世界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的阶级结构反映了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等级地位。无产阶级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各劳动阶级整体的谈判能力也越高，并有能力获取较多的剩余。在世界体系中，这些国家的工人拥有较高的工资，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多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低工资国家，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少的市场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在阶级结构方面的差别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确定的功能。正是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并且在这些国家的农村还保留着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这些国家才能够为世界体系提供大量的低工资的劳动力，并在无数条全球商品链中生产出巨大的剩余。这些剩余进而集中到中心国家，并使中心国家的工人有可能得到较高的工资。

 从这个角度说，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各自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不是比较“落后”、比较“传统”的；中心国家的阶级结构也不是比较“先进”的。没有了“落后”的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中心国家的“先进”的阶级结构也无从存在。

 第五，只要中国不摆脱在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的地位，中国的阶级结构就不可能摆脱外围国家阶级结构的面貌。因为只要中国仍然是一个外围国家，在全球商品链中只获得极少一部分价值，中国的劳动力就必须是十分低廉的，而这又要求有一个比较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即农村人口）以及比较低的无产阶级化水平（以压低各劳动阶级的谈判水平）。

 这就回到了社科院课题组所提出的问题，即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在现有的世界体系的范围内，中国能够上升到更高的等级地位并使自己的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我们目前处于怎样的世界历史阶段中。

五．     世界历史中的无产阶级化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动表现为一系列的由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组成的长波。在每一个长波中，各种社会经济现象也表现为波浪式的发展（比如，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交替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但是，透过一个又一个长波，某些社会经济现象表现为长期的、趋势性的发展。在每一次长波终结的时候，它们不是简单地回到长波开始时的状态，而是达到一个更高的起点。无产阶级化或非农村化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长期历史趋势之一。[10]

       无产阶级化，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全部或部分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收入为生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达到绝大多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无产阶级化还意味着无产阶级，相对于中间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构成以工资收入为生的人口的主体。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在各种劳动力使用形式中是最昂贵的一种。对于任何个别资本家来说，无产阶级意味着高成本劳动力和低利润。那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什么仍然导致无产阶级化呢？

       首先，广大的劳动群众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到，无产阶级化的劳动组织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于他们是最有利的，并不断地为扩大无产阶级化的范围而斗争。

       其次，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化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长期生存是不可或缺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增长要求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不断增长。从长期来说，这要求有相当一部分劳动人口的物质消费水平与世界生产大体上同步增长。一部分劳动人口的无产阶级化（特别是中心国家大部分劳动人口的无产阶级化）是确保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断增长的一个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中心国家大部分劳动人口的无产阶级化以及世界范围的剩余通过不平等交换从外围、半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集中，使中心国家的大部分人口成为有相对特权的、物质生活比较舒适的“中产阶级”，为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确保了战略上最重要的中心地区的政治稳定。

       但是，在长期，无产阶级化导致世界范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不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级相对于半无产阶级、农民有能力获取更大的一份剩余。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有能力要求获取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剩余，同时半无产阶级要求成为无产阶级。

       世界资本家阶级在某个时期为了实现有效需求提高和政治稳定而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做出的让步，比如政治民主化、福利国家等，往往在另一个时期成为无产阶级要求获取更大的剩余份额和半无产阶级要求实现无产阶级化（有正规、稳定和较好劳动条件的工作）的有效手段。每一次让步都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的历史预期，从而提高了下一次让步的门坎。

       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有的剩余份额越大，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就越低。没有一定的利润率，资本积累就失去了动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就不再能存在下去。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克服利润率下降的主要手段是在地理上不断扩张。通过地理扩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断获取新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从而确保整个世界资本家阶级所获取的剩余份额维持在充分的水平上。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地理上已经囊括了全球，再没有额外的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外部的便宜的劳动力资源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中心地区的“福利国家”与外围、半外围地区“工业化”的大发展时期。结果是，世界范围的劳动力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同时中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斗争能力极大地加强了。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

       当世界经济进入长波的下降阶段以后，为了维持和恢复利润率，世界范围的资本家阶级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首先，是采取了一系列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在中心国家，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收回通过“福利国家”向无产阶级所做的让步。在半外围和外围国家，新自由主义意味着通过“结构调整”（拉丁美洲、非洲）和“转型”（东欧、前苏联）打破这些国家通过国家垄断保护起来的国内市场，摧毁它们的高工资、高附加价值的工业部门，并使这些国家的相当一部分无产阶级沦落为半无产阶级，以便将更多的剩余由外围、半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转移。[11]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策略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久存在是相矛盾的。首先，这些策略极大地激化了中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中心国家与半外围、外围国家之间的矛盾，极大地破坏了现有世界体系的政治合法性。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还能够给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后代带来任何的生活状况的改善。既然如此，用什么理由来说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继续忍受现有的压迫和剥削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还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希望呢？

       其次，削减福利国家和非无产阶级化导致世界范围有效需求的萎缩。面对有效需求的萎缩，资本家的本能反应是削减成本。这又要求实行更多的新自由主义，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资本市场更加开放，但是这些又会导致更多的有效需求萎缩。当前对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萎缩起部分抵消作用的仍然是美国的泡沫经济。美国资本市场的泡沫虽然已经开始破裂，其破裂过程尚未结束，而美国的私人部门债务泡沫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调整过程根本还没有开始。目前实际上是美国消费者（主要是美国中间阶级，一定程度上包括美国无产阶级）向全世界资本家借贷消费并向世界经济注入需求。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或迟或早要导致世界市场上的美元资产严重过剩，从而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评论文章，充分说明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四伏的状况： 

一个巴掌拍起来是什么声音？一位未经辅导的读者一定会回答，没有声音。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经济的前景是暗淡的。只有美国在挥舞着一只手，而日本和欧洲几乎完全无所作为。……

在对外部门赤字的制约下，以及在投资持续乏力的情况下，要使美国的需求保持在足以使经济增长4%的水平，意味着对外部门、个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债务相对于GDP迅速增长。这是一个三重债务陷阱。要了解这使美国经济变得多么脆弱，请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如果经常帐户赤字继续保持在GDP的5%，那么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净对外债务就会达到GDP的50%。其次，如果个人部门恢复到其正常的财务盈余的状况，而公司部门和经常帐户则保持现状，公共部门的赤字就必须达到GDP的8%。这不是一个噩梦吗？正是，象现在的日本一样的噩梦。另外一个容易想到的办法，是大幅度地减少经常帐户赤字，从而将调整的痛苦转嫁给全世界。

美国怎样才能避免陷入它的三重陷阱？答案是，不容易，只要其它大的经济体的需求仍然处于虚弱的状态。

没有什么可以指望日本的，甚至在中期也是如此。……问题在于欧元区，特别是德国。OECD昨天发表的关于德国经济的报告指出去年的国内总需求萎缩了0.8%，并预测今年将继续萎缩1.1%。……在当前的情况下，欧元区还在按照增长和稳定条约的要求拼命地减少财政赤字，这更有可能加重经济衰退而不是促进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

基本的情况就是，由美国以在长期越来越难以为继的方式引导着一个虚弱的复苏，而这是世界其它地方处于停滞状况的必然结果。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局部的复苏也面临着风险。风险之一是在伊拉克的战争。……

第二类风险是金融风险。在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指出了日本和欧洲金融部门的隐患。股票市场有可能继续下滑。美国的市场，虽然比两年半以前已经便宜了很多，但是按照长期历史标准仍然是昂贵的。而另一种风险是某一个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不再履行债务责任，比如巴西。

但是这些风险，都不是我们要说明的主要问题。更主要的，是世界经济对于美国目前的复苏的依赖，而这种复苏方式，在长期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状况延续的越长，最终的调整过程就可能越痛苦。美国已经做了它所能做的。日本基本上是无能为力。欧洲该做些什么了。[12]

        但是欧洲能做什么呢？《金融时报》没有说明或不愿说明的是，对于欧洲资本家阶级来说，新自由主义调整还远没有完成，欧洲的工人阶级还远没有被打败。工会仍然强大，福利国家的大部分仍然完整，欧洲的工人阶级还拥有很多社会经济权利。所以，必须进一步地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化”，必须进一步地削减财政赤字，但是整个世界经济也就进一步地走向深渊。

       世界资本家阶级维持和恢复利润率的另一个主要策略是资本转移，也就是将某些资本积累的场所转移到劳动力仍然比较便宜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中国是这一轮资本转移的主要受益者。但是，这个策略同样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那就是，从长期来说，它必然导致被转移地区的无产阶级化，从而导致被转移地区以及整个世界范围的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的、大幅度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