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历程，大致可以包括三大“板块”，即在西方世界的历程、在前苏联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程，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大步前进的中国的历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不同地区所走过的道路，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因此，当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历程加以回顾与反思之时，有必要按照这三大“板块”分别展开。这里，我们在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的发展过程进行简单描述的基础上，着重剖析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发展的主要特征。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历程是以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拉开“序幕”的。他先是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推出了一系列文章，而正是在这些文章中，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质疑。紧接着，他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否定和修正。严重的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得到了第二国际内部许多人的呼应。法国社会党创始人、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的饶勒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作为当时第二国际主要领导人的考茨基，起初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有所批评，但主要是从方法论上加以揭露，而且不久他就抛弃了所谓的“中派”立场，到了后期便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沆瀣一气。第二国际起来抵制和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的是卢森堡。然而，尽管她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但她的理论始终没有在第二国际传统中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西方世界的遭遇与第二国际的命运密切相关。虽然第二国际解散了，但由伯恩斯坦所开创的、由西方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所继承的第二国际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向业已形成并日益产生着重大影响。

　　正当第二国际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向在西方世界不断产生重大影响之时，另一种解释路向也在西方世界发出了强烈的声音。这就是始于俄国和苏联，而后扩展到全世界，也包括扩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列宁主义哲学。这样，我们在西方世界，不仅看到了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国际解体以后的西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修正，同时也看到了西方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按照俄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路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继承与发展。西方一些共产党的理论家和领袖如康福斯、福斯特、克劳斯、陶里亚第等，代表了第三国际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是20世纪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没有直接的思想继承关系，它完全是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开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释路向。全面继承和发展这种解释路向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以“社会批判理论”的形式出现。在西方世界，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哲学上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传统继续抗衡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

　　我们在20世纪头几十年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舞台上看到的是上述三种不同解释路向的“三足鼎立”。它们之间的争论在哲学上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哲学?这一争论主要在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前者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后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也来自于哲学。它们之间的争论围绕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争论主要在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就是物质本体论、唯物主义反映论和把人类历史理解为自然史的历史观;后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哲学革命已不再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客体统一的实践哲学，主要特征是实践性、历史性、总体性。

　　这三种解释路向在哲学上的争论与分歧是紧紧地与社会理论方面的争论与分歧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分歧点很多，但核心问题还是在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上。围绕着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二国际传统为当代资本主义辩护，主张对当代资本主义实施改良;第三国际传统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但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尽管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的态度，但理论出发点截然有别。共产党的理论家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的社会矛盾运动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出发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由于出发点不同，前者所展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罪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后者笔下资本主义成问题的则是人的全面异化，人性与社会的尖锐对立。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向都出现了新的走向。第二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在20世纪下半叶实际上已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变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其一些代表人物甚至成了西方世界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者。当然，我们说以一些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为主体的第二国际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道，并不意味着属于这一传统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损害而毫无益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批判往往也从侧面、反面启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信奉者，迂回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仍然是西方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力量，但他们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逐渐离开了原先第三国际的，即斯大林主义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而走向原先一直被他们反对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人道主义化的解释，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西方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家竟然成了西方世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说明西方一些共产党已完全把自己的理论基础奠定在传统的人道主义之上。这样一来，以西方一些共产党理论家为主体的第三国际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要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流派的界限已模糊不清，就是与第二国际传统的一些理论家的观点也已不断“趋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如原先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新形成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他们在20世纪下半叶更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解释，与此同时，则更注重用他们所认定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标准，衡量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更激烈的批判。纵观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原先的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等一些社会政治问题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是在哲学观点上却出现了合流的倾向，即都以自己的方式、程度不等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与20世纪上半叶围绕着一系列基本哲学问题它们之间的“三足鼎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非常有意思的是，面对波澜壮阔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运动，起来抵制这一趋势并与之抗衡的不是来自于西方共产党或者其他号称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而是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新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思潮，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是“独占鳌头”，那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则出现了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和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思潮“两刃相割”的局面。这些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思潮的理论家，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批判”还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还是“反人道主义”、真正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还是晚期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黑格尔理论的反动还是继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不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理论家，而且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各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激烈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两股思潮之间的这些分歧，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的分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两股思潮之间的这种抗衡与对立，实际上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的走向。

　　当然，要真正把握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原先的三种解释路向上。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趋势，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与兴旺正是表现在这种多样化趋势上。它首先见之于在原先的这三种解释路向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这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派别仍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只是“西方马克思学”是个例外，因为“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家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自己的一种爱好或者职业，但他们的研究成果确实为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增添了亮色。第四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常常被人们忽视，实际上他们的那些贯穿于其政治、社会、经济理论之中的哲学观点，特别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流亡到西方国家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功地融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他们对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解放神学则在西方世界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的新倾向，它一度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界受到广泛重视绝不是偶然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向如何实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解放的问题上，他们的研究因富有时代气息和旗帜鲜明而受到普遍的尊重。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呈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还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派别。如上所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无论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方向上，还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方向上，都有着许多派别。除此之外，又涌现了一些以特定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这同样不仅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的新的发展趋势。“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上所获得的新的研究成果，“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等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众多派别的斗争中，使马克思主义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得到了更多的发言权，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妇女问题的理论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则直面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人类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一条出路。

　　除了这两个派别之外，在西方世界还活跃着其他一些类似的以特定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新派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派别往往与西方世界此起彼落的所谓“新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新社会运动”中的左翼往往都是以这些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易帜，对西方左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要说原先西方的共产党，就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左翼力量，都程度不等地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度处于沉寂。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诋毁者，都未曾想到，这种“沉寂”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自9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法、英、德、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以前的那种研究，而是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向。这些新的趋向有:以政党为依托的研究转移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经院式的研究转移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单学科的孤立研究转换为跨学科的整体研究;争吵不休的论战式的研究转换为求同存异共同探讨式的研究。这些新的特点的形成，标志着走向21世纪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20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分析世纪之交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时，仅仅看到上述这些特点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很有可能产生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实际上，在上述这些特点背后隐匿着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倾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的日益严重的分化。有些研究者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基本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是还有些研究者，则是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否定性”、“批判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实际上只是个批判的、否定的对象。当今西方的绝大多数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部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本上属于前者。当今英美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有些成员也致力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除了这些人之外，其他的许多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显然是主要着眼于否定和批评。“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构”多于“建构”且不论，就拿法兰克福学派来说，这一学派在实现“政治伦理转向”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以后，实际上离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远了。至于当今英美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还有些成员，以及像鲍德里亚这样的研究者，已经很难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往往与他们的思想中有没有后现代主义的成分，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成分的多少相关。确实，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目前西方世界处于“此长彼消”的局面。而且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日益扩大，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否定性、批判性研究的倾向也大有占上风之势。这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的历程与在20世纪的其他地区相比较有着许多自身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的历程与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相对照，也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这些特点和不同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其一，曲折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诞生那天起，其性质就决定了它的发展道路是不会平坦的。这种曲折性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表现得特别明显。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曲折发展的历史。小的波折姑且不论，大的曲折起码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也就是说，出现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伯恩斯坦这个曾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的第二国际内部最有影响的理论家，恩格斯“尸骨未寒”就马上以最公开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伯恩斯坦自己也承认，这次他所做的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修补补”，而是与马克思主义“脱毛”，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中全面地摆脱出来。伯恩斯坦的所作所为马上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翻江倒海”。不要说原本是第二国际内部偏右的思想家，就是一些持中间态度的思想家都出现了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借机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怀疑、否定。像卢森堡这样起来坚决抵制的是少数。在当时的西方世界，第二国际理论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第二国际内部所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的这一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就是说，在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影响涉及了西方世界以后。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对比。两者之间此长彼消，演化迅速。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早已由原先承继第二国际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改为由承继第三国际传统的西方共产党。在西方共产党内部，在大批共产党员退党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以及相应的研究也迅速陷于低潮。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也就是说，出现在苏联解体以及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易帜以后。别以为苏联解体以及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主要限于对西方共产党的影响，实际上，所受影响的是西方整个左翼力量，是西方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送进“历史博物馆”、“埋葬”马克思主义的叫嚣声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上陷于“沉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发展的曲折性与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政治、社会、经济的曲折历程是相一致的。后者的曲折性总要反映到前者中来。

　　其二，坚韧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发展的这种曲折性是与坚韧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一次经历重大曲折以后，紧接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实际上，我们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所看到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蹒跚而行，而且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波澜壮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所遭受的打击和挑战是空前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打击和挑战面前，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在曲折中不断地获得发展，与20世纪的西方世界有着一批抱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善于在逆境中生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有关。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中，显然占支配地位的是伯恩斯担、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路线，第二国际内的左派思想家卢森堡等面对不可一世的伯恩斯坦、考茨基及其追随者，面对实际上与修正主义沆瀣一气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用他们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如果没有卢森堡他们与当时用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西方共产党理论家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有紧接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迅猛发展的局面。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着特殊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历经几十年而不衰，也离不开这一学派的骨干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特别是在深受法西斯主义的迫害，被迫逃亡至美国的境遇中，他们还是坚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系列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名著，不少是在这一时期推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发展的坚韧性在那些流亡至西方世界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原先在自己所在的国家，提出了与“官方”不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他们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流亡至西方。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并未因为受到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的迫害，而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相反，他们中一些人来到西方世界以后以更加旺盛的斗志和顽强的精神，继续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是他们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给整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苏东剧变后，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短暂的几年“沉寂”以后迅速“复活”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生，推动出现这一不仅出乎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出乎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意料的重大转折的，也正是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那种坚韧的精神。我们不仅可以在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中看到这种精神，在由这一学派所组织的以1995年的巴黎马克思主义大会为代表的国际会议上看到这种精神，而且它同样见之于当今英国、美国、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见之于这些研究者所举办的一系列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而被誉为把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显然与他们的坚韧精神是成正比的，我们只要仔细地阅读一下福斯特、奥康纳、佩珀等人的著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20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曲折中获得重大发展，显然离不开西方世界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坚韧性，而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坚韧性，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性质。它是真理，所以它能在逆境中生存。

　　其三，多样性。

　　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发展，不难看出这种发展往往是通过多样性来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思想发展动力取代了单一的思想发展线索。恩格斯逝世以后不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上滋生了多样性的局面。这不仅表现为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左、中、右三派的对立，更表现为在第二国际传统之外，又产生了第三国际传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足鼎立”之势。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公开发表以后，围绕着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不同解释，更是出现了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样性趋势越来越明显。整个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多样性。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和思潮相继脱颖而出，“你方唱罢我登场”。除了原有的三种解释路向之外，先后产生一定影响的有“西方马克思学”、“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流亡至西方的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等。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更是流派纷呈，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先后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种思潮交织在一起。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西方世界的“复兴”也是以多样性为主要标志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潮，无论是以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宗旨还是主要着眼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都显得异常的活跃，共同组成了世纪之交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图景。“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并产生重大影响则表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样性已发展到了何等程度。实际证明，仅仅用“分化”甚至“分裂”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和理解这种多样性是十分不妥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样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性，这种多样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的繁荣是借助于这种多样性来取得的。仔细观察一下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这种多样性的前后变化，我们还可看到，在苏东剧变前，处于多样性态势下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往往为了争得一个“正统”的地位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从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之间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往往超过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程度。而在苏东剧变后，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派别尽管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是已逐渐开始相互包容，不再为了某一个观点而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能平心静气地坐在一起进行求同存异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终于认可了这种多样性的合理性与合法性。20世纪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这种多样性局面的出现，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哲学观点原本所具有的歧义性会越来越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来，更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会因理解者的立场、处境的不同而必然出现差异。

　　其四，开放性。

　　整个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都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开放”，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应向各种思潮开放，吸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中的宝贵因素。除了在20世纪上半叶继承第三国际传统的西方共产党思想家往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为理由，致力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批判，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和思潮一般都程度不等地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长”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短”，实际上，即使是西方共产党的理论家中有不少人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也一改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势不两立的态度，而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方面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当然，在20世纪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流派与思潮中，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放”的色彩最浓，“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为主要特征的，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一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某一特定的哲学思潮“融合”在一起的派别，例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样，我们看到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往往是借助于与其他西方哲学思潮的结合而实现的。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哲学舞台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思潮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画面。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致力于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因素的过程中，首先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较早的欧洲权威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退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舞台去。他们试图通过这一途径，即直接从欧洲哲学权威出发，沿着青年马克思的轨道，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当然，他们更多的是试图把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补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可以说，他们广泛涉及现代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只要一出现有影响的新的哲学思潮，他们都会把其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寻找可以用来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闪光点”。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认识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那里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倘若不吸收他们以前的以及与他们同时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历史发展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继续发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仍然必须保持自己的“开放性”，即仍然必须从一切优秀的哲学思想中吸收养分。

　　其五，现实性。

　　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是不断地与现实相结合的过程。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对20世纪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在于其具有“现实性”的重大特征。尽管有“西方马克思学”这样的纯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纯学术进行研究的派别，但总的来说，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绝大多数派别都注重面对社会现实。不要说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力图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直接对现实问题做出回答，就拿曾被称为“经院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言，即使他们与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即使他们从来也没有企图建立某种政党来实践自己的学说，即使他们大多是关在书斋里钻研学问的学者、教授，即使他们写下的著作又是如何晦涩难懂，但是，从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他们实际上也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跳动着这个特定时代的脉搏，也倾注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深刻关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用他们特定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只要看一下整个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每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都是与现实息息相关。20世纪初，主要研讨的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围绕着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与战争展开研究;苏联十月革命发生以后，又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前景集中进行探讨;在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及随之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探讨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电子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发展，把对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效应纳入了研究的视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威胁日益加剧，对生态危机的探讨成了最重要的研究课题;苏东剧变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是否还需要马克思主义非常自然地成为研究的热点;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出现了以“次货危机”为主要标志的金融危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则被债务危机所困扰，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与对资本主义世界所出现的这些危机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说，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能够比较自觉地使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结合在一起。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