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仍是世界性的天下哲学
新生代的中国哲学将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传统的哲学化展开，她是在跟西方哲学不断交流的过程中产生和成型的。虽然西方哲学在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独立性与内源性命题方面遇到了极大困难，但中国哲学充分回应西方哲学，并且在回应中浴火重生的过程将不可阻挡。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过程异常艰辛，我们如今要直接越过现代化过程中东施效颦的无数教训，即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直接建立中国哲学的后现代化理论。该理论的基本精神，就是以中国哲学的精神修正西方哲学的命题和理论，建立中国哲学的后现代化体系。因为该体系已经容纳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命题和精神，所以该体系的国际化过程就是成为世界哲学和世界体系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传统上曾经是天下哲学，现在和将来也仍然是世界性的天下哲学。
我的导师、著名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教授对中国哲学在西方的边缘化处境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所提倡的那一套更加符合中国哲学韵味的翻译和解读方式今天仍然很有意义。但跟安乐哲强调东西方哲学的异质性不同，我认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总是有共通性的。比如，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东西方哲学家们都会讨论的重要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这么活着?我往哪里去?西方哲学家们非常关心的这些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哲人思考的根本问题。在回答这些最为根本的哲学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哲人发展出独特的“中国哲学意识”。这是中国思想家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达成的共识。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首先应该了解这种中国哲学意识，然后，就能发现中国哲学独特的魅力。
从形上学的角度来看，何谓“中国哲学意识”?我认为，“中国哲学意识”包括如下几个部分：中国哲学有其内在的智慧与活力，以及作为哲学思维基础的逻辑;对气一元论的宇宙论作中国哲学形上学式的解读;超越西方哲学语言的言说方式，理解中国哲学本身的语言意识和思维结构;中国哲学智慧之中关于变化的智慧和心物关系的智慧，是中国哲学最具有特色的部分;中国哲学通过“实意”哲学的智慧能够落实到修身与理解世界全体、作用于宇宙人生等方面。
关联性思维，中国人思维的特征之一
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著名哲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在《理性与自发性》(Reason and Spontaneity)一书中，用“类推思维”来表达后来被安乐哲等称为“关联方法”的东西。1934年，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中国人的思维》(La pensee chinoirse)中把关联性思维看作中国人思维的一个特征。卡西尔(Ernest Cassirer)《象征形式的哲学》(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第二章《神话思维》讨论了神话与思维相联系的关联性思维，但没有使用该术语。列维-施特劳斯在其《野性的思维》一书中用这个概念来描述“野性的思维”。卡西尔和列维-施特劳斯所谓的类推思维带有与神话相关联的性质，带有原始与野性，但这跟中国人的“类推思维”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类推”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要的思维方法，也引起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张东荪、亨德森(John B. Henderson)、费耶阿本德(P. K. Feyerabend)等研究者的重视。张东荪认为中国的逻辑与西方的“同一逻辑”不同，不是一元论、多元论，甚至不是还原论的关联性逻辑;而费耶阿本德认为这种思维是“经验论思维”。应该说，张东荪和费耶阿本德都很有见地。“类推”思维没有以西方本体论作为基础，也就无所谓一元、多元等问题，而类推确实是基于经验的推理，但应该加上象征和想象。无论如何，类推思维与西方基于语言文字之间的同一律的逻辑推理，的确很不相同。
关联性思维不是随意的类推过程
中国哲学关联性推理不是随意的类推过程。但西方一些比较哲学家把关联性思维与葛兰言的名著《中国人的思维》中提到的“野性心灵”相联系，把相互关联看作是罗曼·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尤其是列维-施特劳斯在分析图腾和献祭的时候提及的关联性思维，这就把中国的类推过程假设为非理性的、也就是难于为理性思维所理解和把握的，原始的也就是不是文明的和现代的，隐喻的也就是不可理喻的，随意的也就是主观的、没有逻辑可言的。以孔子讨论的“文”与“质”来比较，这种看待关联思维的方式明显是把其归于“质”一类，认为其远远没有到达“文”的程度。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西方思维优越论的隐喻，即西方是现代的、理性的，而中国的思维是与图腾、献祭联系在一起的、模糊的、不可思议以致不可理喻的。这是西方长期将中国思维与原始、落后的巫祝文化相联系的重要体现。很多西方人类学家在考察世界各种人类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之后，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发展进化历程或者故意、或者无意地与各种原始部落、岛国文化的发展相比拟，尤其认为中国人的思维跟这些原始思维方式存在很多相似性。
其实，从地缘上说，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一样，都在同一时期走出了原始的蒙昧阶段，各自发展出一套灿烂的文明体系，可是自从近代欧洲文明征服世界，就倾向于把所有其他文明都视为原始和落后的，对于曾经是手下败将的中华文明也毫无例外，全然不顾中华文明独立延续五千年不衰的历史现实，更不顾中华文明与岛国文明、原始文明之间的天壤之别。中国文化从《周易》的《观》“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开始，就与原始的图腾和献祭的原始文明、原始思维有着本质的不同，此所以“郁郁乎文哉”之“文”的所在，也就不再是跟原始文明形态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可是，西方人多难以理解、更不愿相信中国人从三五千年以前就走出了图腾崇拜和愚昧时代，反而总是倾向于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其中不容易被西方的思维特点理解的部分，归结为跟原始巫祝文化相关的、莫名其妙的、与图腾和想象相联系的难以理解的原始思维方式，全然不顾中国人在三五千年以前就发明了灿烂的文字传统，从未间断地延续至今。西方通过将中国式思维与原始巫祝文化相关联来说明中国式思维的落后。可见，认为关联性思维是一种随意的类推过程是非常肤浅和简单的。如果类推可以“随意”，那么“类”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类的存在，恰恰说明类推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以类推知的，而且即使是同一类事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随意”关联起来的，更不是基于个体属性和主观性质。否则，就容易把中国的类推思维归结为原始、落后、主观、无法理喻、无法言传，用现代文明的姿态将其打入冷宫，认为其与西方的理性思维、逻辑推理无法匹敌。而现代的很多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也往往不了解自己祖先的灿烂文化与思维方式，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认为它是非逻辑的、不严密的、非理性的、前现代的，甚至根本不足观，等等。不少中国人也加入了看不起祖先灿烂文明的行列。本来一个元气连贯的文明，一百多年来被自己横刀砍断，如今需要做心脏搭桥之类的手术，才能使其缓慢地复苏。
中国的类比推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如果说西方科学至少在其肇始阶段是依赖于宗教和神学悟性的，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西方的科学与思维方式能够走出宗教与神学，而中国的思维方式就不能;更何况宗教与西方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而中国则很早就将宗教剥离出去，发展出一套与严格宗教并不直接关联的文明形态。在这个脱离了宗教的类推性思维模式中，没有什么推理是“随意”的，好像单凭主观，发散联想就可以似的，这是对“类推思维”的不尊重。如果英文的语词，如cosmos、world、principle等都有丰富的缘起和内涵，字根之间的丰富性也具有明确的关联意味，何以中国的类推就是“随意的”，而西方文字背后的比喻就不是“随意的”?即使中国的关联性思维没有西方的理性论证严格，但也绝不是“随意的”。比如，阴阳五行的类推不是随意的，五行生克与方位、时空排列没有一项是随意的，而恰恰是严格的，不可随意改变的。这种严格的类推思维所要说明的是世界之全体，和西方通过语言文字讨论世界本体并无二致。不能说西方追问世界之根本可谓本体论，而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本体论，不可谓西方的语言描述的就是逻辑的秩序，而中国的五行生克之类的哲学语言描述的就不是逻辑的秩序，而不过是美学的秩序，这样说是站不住脚的。
认为中国古代有点因果关系的萌芽，如墨家逻辑(还应该包括名家)，还有比较理性的思想如孙子和韩非子的思想等，这就是以西方因果关系作为理性思维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以为中国没有可以与西方因果关系和理性逻辑匹敌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不了解中国哲学意识的表现。其实这些中国古代理性思维的例子，恰恰说明中国古人就可以非常理性、也完全可以非常有因果性地进行推理和思考，并且与类比推理并不妨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类比推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它是一个独立的、相对严密的思维系统，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不容改换和移易，其运思逻辑的基本框架和深层维度没有随意性可言。
与类比推理相关联的是中国的时势观念，或者说中国周而复始的时空观和在有限的时空中形成形势的观念。天干地支表达的循环往复的时空观比简单的线性时空观要深刻复杂得多。在一个有限的时空中再配以五行生克的复杂关系，使得古代中国人的世界具有特殊的因果性，并且有严格的逻辑关系，没有一个关联项和关联关系是随意的。
中国哲学对于世界哲学本可以扮演源头活水一样有活力的角色，而不是自居一角，期待西方哲人通过某种方式对自己进行正确的理解。中国哲学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至今仍然充满活力，足以对世界哲学的主要问题作出有理论深度的回应，虽然这些回应最终将见仁见智。这是中国哲学用有活力的命题与范畴参与世界哲学洪流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