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由于有些同志提出过“你们当年是怎么斗争的”之类问题，由于不断革命问题在今天仍有议论的必要，重发这篇旧文，供大家参阅。

怎样认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应当认真地把它搞清楚。匡萃坚同志在《马克思和“不断革命论”》一文(《新华文摘)》1981年8期)中说“把‘不断革命论’当成马克思科学理论，这是马克思学说发展史上的一个惊人的误会。”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看一看实际情况究竟怎样。

一、“这种社会主义”不能指社会主义制度吗？

马克思曾经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徐经泽同志在《也谈“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一文(《文史哲》1981年第1期)中说“马克思这句话中的‘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体系，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也不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辛仲勤、薛汉伟同志在《再谈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一文(《文史哲》1981年第3期)中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不仅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宣布不断革命，而且是指有共产主义者同盟、布朗基主义者等参加的共产主义运动宣布不断革命”。我的理解是，“这种社会主义”，有指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种含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要弄清这个问题，应当主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马克思这段话里，是否涉及了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问题?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明确地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是说，无产阶级在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也不能停止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阶段”。由于这个过渡阶段是个实现“四个达到”的时期，所以，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是个不断变革直到达到马克思在这段话里所说的“三个消灭、一个改变”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含义。显然，马克思对“这种社会主义”所作的这一段说明。作为理论，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份；作为运动，它是指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作为制度，它是指在这种理论指导下，通过运动去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体现为社会形态，即是社会主义社会。可见，不管社会主义作为学说，作为运动，或作为制度，它们的社会主义的含义都是一样的，区别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这段话里，是拿“这种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概念去与其他的“社会主义”相对比的，怎么能说“这种社会主义”不能包含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含义呢?

第二点是，要讲清无产阶级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l之间的根本不同点，究竟需要不需要涉及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就是说，需要不需要看看这种社会主义学说所主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无疑是需要的。譬如我们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是不是既把它作为一种学说、一种运动，又作为社会制度进行对比呢?当然是这样。创立社会主义理论，是为了指导实际运动，进行这种运动，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才便于认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谈到“这种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时，才讲到这种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从社会形态上说，是一个实现“四个达到”的“过渡阶段”。既然如此，说马克思的“这种社会主义”仅仅是指一种学说、一种运动，而不能指主张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二、马克思真的否定了自己的“不断革命论”吗？

匡萃坚同志在文章中说，从1850年夏天起，马克思便开始“摆脱、抛弃和否定‘不断革命’思想”。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明白，让我们看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论述。

恩格斯188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时，我便发觉，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的伟大榜样，……他也象我们(指他和马克思一一引者)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革命。”恩格斯1885年在谈到由他和马克思亲自校审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这篇专门谈了不断革命问题的文章时说“这篇告同盟书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恩格斯明明在1884年还肯定他和马克思“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革命”；明明在1885年还肯定他和马克思校审的那篇论述了不断革命问题文章“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怎么能说马克思在30多年前的1850年夏天就否定了自己的不断革命思想呢?

再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他于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他于1852年在有名的《致约·魏德迈》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很明显，马克思这两段话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所说的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的过渡，和他在1850年说的那段有名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实现“四个达到”的过渡阶段的论述，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决不能说后讲的这两段话是对1850年讲的那段话的否定。

这里必须认清的一个问题是，在实际斗争中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发出或不发出进行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行动的号召，同是否坚持不断革命的理论，是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从列宁的一段话里可以反映出来。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有过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这里，列宁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犯了错误，而决不是说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本身是错误的。列宁对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的继承和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列宁曾经说过“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种情况告诉我们，把马克思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在一个时期内没发出进行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行动的号召，作为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不断革命论”的证明，是不太适当的。

三、我国现阶段还需要不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从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实现“四个达到”的过渡阶段这段话来看，马克思显然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内，在“四个达到”之前，是必须进行不断革命的。辛、薛二们同志认为，“不断革命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不断革命的终点不仅不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甚至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辛、薛二位同志还在《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一文(1980年6月10日《人民日报》)中说：“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对不断革命这个概念，都始终只用于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没有在任何的意义上使用过它”。辛、薛二位同志的这几段话并不难理解，显然是说，不断革命的终点，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内，只要无产阶级专政一建立，只要一承认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就应当停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

这种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论述。马克思不认为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实现“四个达到”，这一点，从他的很多著作里可以找到根据。例如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指出：“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明明说的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明明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即实现“四个达到”的“过渡阶段”，怎么能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得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革命的终点，就不需要为实现“四个达到”而进行革命了这样的结论呢?

按照辛、薛二位同志的说法来解释我国的现实，由于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显然只能得出在我国不需要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并不妥当。由于我国现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存在着各种旧的习惯势力，存在着城乡、工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存在着敌对国家进行侵略和破坏的威胁，总之，由于我国还没有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四个达到”，所以我们决不能认为今后不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坚持不断革命。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决议》的这段话和马克思的那段关于“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实现“四个达到”的过渡阶段的论述，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份，是经过实践检验得到证明的科学真理。因此，决不能轻易地说“不断革命论”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理论。

(此文1981年发表于江西《上饶师专学报》，后来又收入1993年出版的《在理论风浪中》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