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联网+”时代的挑战与回应

王峰明 莫小丽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理论的大众化问题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摆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既是新时代对理论提出的新要求，也是理论本身面临的新挑战，实现大众化成为关涉理论生命力的大事。那么，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哪些挑战?又当作何应对呢?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例，通过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就“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展开讨论。

一、“大众化”与“庸俗化”

把事物的“本质”和“现象”区别开来，可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就是：由于“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所以要区别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或者说，要区别“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这就要求，一方面，不能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要透过其现象特征把握深处的本质和规律。这是一切科学研究和理论工作的目标和实质所在。马克思一再强调：“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另一方面，也不能停留于事物的抽象本质和规律，而是要从本质和规律出发对其现象作出理解、解释、说明。这是一切科学研究和理论工作的基本功能。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尚在努力区分经济过程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区分本质和现象，并且在面对具体的经济现象时，“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即“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但是，到了庸俗经济学这里就取消了这种区分。对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头脑狭隘不能区别表现形式和它所表现的东西”，所以一方面，他们实际上“把毫无规律性的现象说成是规律本身”川拼，另一方面，他们完全无视经济规律的作用，“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

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物质和能量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即物质生产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物质生产的“物”的要素，统称生产资料；与此相对，劳动本身构成物质生产的“人”的要素。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只有借助于货币(钱)，才能取得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物质生产。同时，还需要进行“效益核算”，即对物质生产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估量、统计、计算。

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货币(钱)本身是“资本”，用货币购买的生产资料，无论是厂房、生产工具，还是原材料、辅助材料，都同样是“资本”。支付出去的货币是“成本”或“生产费用”，收回来的货币则是“收益”或“利润”。后者与前者的差额，就是“纯收益”或“纯利润”，而纯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比率，就是效益。纯收益大于成本，就是正效益；纯收益小于成本，就是负效益；二者相等，便是零效益。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述尽管简单明了也通俗易懂，但是由于它把资本的本质规定与其现象存在混为一谈，把资本与非资本混为一谈，所以堪称理论庸俗化的典范。而以庸俗化为基础的理论的大众化，则是一种虚假的大众化，由此造成的理论繁荣，也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对此，马克思评价道：“按照某种类比任意把一切东西拉扯在一起……把极不同类的东西混为一谈”，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是资本，“例如说，眼睛的实体是视力的资本”，连“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处于日常思维层面的“美文学的言辞”，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

与此不同，马克思不仅区分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私有制”，而且对于后者又区分了“个体私有制”(小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大私有制)。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购买生产资料和(工人而不是资本家的)生活资料的货币(对于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才是资本，即作为资本的货币；无论是在个体私有制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货币都不是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从现象上看，同样是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货币，由于它们既可以承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以承载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在本质上，它们既可以是作为资本的货币，也可以是作为货币的货币。绝不能把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混为一谈。

从其现象形态来看，资本可以表现为一个价值额或一定量的货币，也可以表现为某种物，如机器或厂房。但是，无论是价值或货币，还是机器或厂房，它们自身都不是资本。同样，资本家总是表现为某个或某些人，但是不能把这些“自然人”等同于资本家。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因此，从其本质规定来看，资本是人与物之间的所有和占有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因而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家则是资本的人格化，也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因而是生产关系赋予自然人的一种“经济角色”。

特别是在不同的所有制中，经济效益的含义及其核算标准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其物质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雇佣工人的工资属于效益核算的“成本项”而不是“收益项”，因此，资本家阶级会“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以保证资本的积累。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其物质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劳动者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工人的工资不过是劳动者取得自己的收人的一种经济形式或方式，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耗费才属于效益核算的“成本项”，因此，作为主人翁的工人阶级会“尽量提高”自己的工资，尽管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需要进行积累。

对于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工资，即资本家为劳动能力而支付的价格，对于资本家来说，是生产费用—预付的货币，这笔货币预付出去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只是赚钱的手段。如果工人不是工人，而是从事劳动的所有者，那么，在工人看来，在产品完成以前他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生产费用，因为，相反地，在他看来，整个生产过程只是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手段。”，可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具有不同的经济性质和社会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支付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只是手段和工具，资本的价值增殖才是目的本身；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开展物质生产不过是手段和工具，用生活资料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才是目的本身。因此，不存在抽象的“生产费用”和“效益”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不同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反的。

马克思的论述把资本的本质规定与其现象存在区别开来，把资本与非资本区别开来，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堪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

二、“新时代”与“新挑战”

 “互联网+”是个新名词，指的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作用、渗透下，经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借助互联网平台所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各种新变化。这一新名词最早被用于经济领域，如“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商贸”“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运输”等；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如“互联网+城市”“互联网+民生”“互联网+旅游”“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政务”“互联网+教育”“互联网+诗词语言”等；最后，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推动下又有了崭新扩展，那就是“互联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一种新技术的出现，总是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各种变化，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互联网+”时代。新的时代条件、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对任何国家、民族，对任何行业、部门，甚至对任何人来说，都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认清时代条件，把握时代特点，顺应时代要求，适时抓住机遇，有效应对挑战，成功实现发展，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在社会不同的领域，时代特点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互联网+”时代具有怎样的特点呢?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思想指尖化”的时代。例如，要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手指一点鼠标或移动终端触屏，即可得到各种电子版本的《资本论》，而无须像以前那样，非得去书店或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且，手指一点即可看到各种观点和交锋，而无须像以前那样，非得去上课或听讲座；同时，手指一点即可参与众人的讨论，而无须像以前那样，非得与他者面对面。

再进一步来说，随着“思想指尖化”，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思想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从受众来看，就是所谓的“大众化”，即讨论《资本论》，不再局限于专家、教授和学者，普通民众也会有意或无意地加人其中，只要他是手机和互联网用户。而从思想理论本身的表达形式来看，就是人们常说的“短”“平”“快”。“短”即“要少不要多”，废话少说，要简明扼要、言简意赅；“平”即“要浅不要深”，要“零度阅读”，易于理解和把握；“快”即“要快不要慢”，重点突出，能够使人迅速抓住主旨。

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短”“平”“快”是理论走向大众、实现大众化的不二前提，而“短”“平”“快”的要求本身，又极易使理论变形、变味，流于庸俗化。如何既能做到“短”“平”“快”，又能保持理论的纯洁性和科学性，既能避免理论被庸俗化的厄运，又能为大众所理解、掌握，从而实现真正的大众化，这恰恰成为“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考验。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从其实际处境来看，在中央高层的关注、现实问题的逼迫、理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比，它总体上仍然处于守势，仍然属于边缘话语，而要改变这种格局，仍然有待时日。究其原因，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特质不无关系，与“思想指尖化”条件下满足理论“一短”“二平”“三快”的时代要求的难度不无关系。在此，笔者将之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互联网+”时代所面临的四大挑战。

其一，“本质”不同于“现象”，“理性认知”也不同于“感性经验”。按照马克思的逻辑，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和规律是一个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过程，而立足本质和规律理解、解释和说明现象则是一个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过程。前一过程不断地“远离”现象，后一过程不断地“接近”现象。呈现于人的感知中的现象即感性具体，把握在人的思想中的事物本质和规律即思维抽象，二者不仅不同，而且往往是一种反向关系。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不承认这一点。马克思说：“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庸俗政治经济学以为，政治经济学科学与其他一切科学的特征差别在于，后者力图说明被掩盖在日常现象后面的，因而按其形式总是与日常现象……相矛盾的本质，而前者则宣称日常现象单纯转化为同样日常的观念是科学的真正事业。”例如，从现象来看，等量资本可以获得等量利润，资本家的利润与工人的劳动耗费没有必然联系，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劳动时间，自由主义经济学由此而否定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则说明，这不过是资本竞争所造成的一种假象，是加人资本的中介作用后价值规定和价值规律所发生的一种折变。从本质来看，不仅“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而且“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只不过，“商品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一种“粗糙而没有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如此，本质得到解释和说明的现象，或者说，把握在思想中的现象即思维具体，虽然在不断地接近现象，但永远不可能与现象重合，思维具体永远不同于感性具体，把握在思想中的现象永远不同于呈现在感知中的现象。可见，比之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接近于感性具体或经验现象，但在现实中，为大众所熟悉的并不是作为理性认知的思维抽象和思维具体，而恰恰是这种感性具体或经验现象。以此来看，如何解决现象与本质、感性经验与理性认知之间的矛盾，让后者进人大众的思想世界，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其二，“科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科学思维”也不同于“日常思维”。在马克思看来，事物的表现形式即现象，“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与此不同，事物的本质则“只有科学才能揭不出来”。例如，资本家发财致富表现为“资本家阶级把比如说100镑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然后这些工人向同一个资本家阶级购买具有同等价值的100镑的商品，从而，当资本家把价值100镑的商品卖给自己的工人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买者所预付的100镑货币额，流回到他们手里”。如果仅仅停留于这一表面现象，就永远无法弄清楚资本家是如何发财致富的。因为“从普通常识的观点来看，资本家显然是通过这个程序，再占有他在此以前已经拥有的100镑。在这个程序开始时，他们有100镑货币，他们用这100镑购买劳动力。他们所购买的劳动，为这100镑货币生产了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价值100镑的商品。资本家通过把这100镑商品卖给工人，收回了100镑货币。因此，资本家再占有100镑货币，而工人则占有他们自己生产的100镑商品。这里看不出资本家怎么会因此发财致富”。退一步讲，“如果这100镑货币不流回到他们手中，那么，他们首先想必是为工人的劳动把100镑货币支付给工人，其次就要把这个劳动的产物，即价值100镑的消费资料，无代价地给予工人”。因此，“这些货币流回，最多只能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会由于这种交易变得更穷，但是绝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会由此变得更富”。因此，要揭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就不能停留于流通过程，而必须深入资本的生产过程；就不能停留于普通常识和流行思维，而必须上升为科学认识和科学思维。

在普通常识和流行思维中，用货币开工厂、办企业就是“投资”，这个“资”就是“资本”，收回来的货币就是“利润”，关心和计较的只是“纯利润”与“毛利润”的多少，而全然不考虑资本与货币的本质区别，更不会考虑造成这种本质区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性质。显然，这种观念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讲过：“庸俗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际上只是把那些受竞争束缚的资本家的奇特观念，翻译成表面上更理论化、更一般化的语言，并且煞费苦心地论证这些观念是正确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无视科学思维与日常思维、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区别，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按照日常思维方式，把日常生活中的用语和观念再复述一遍。可见，与第一点相联系，比之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接近于日常思维和日常语言，但在现实中，为大众所熟悉的并不是科学思维和科学语言，而恰恰是这种日常思维和日常语言。这样看来，如何解决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的矛盾，让后者进人大众的思想世界，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其三，与第一点和第二点相联系，比之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易于人们理解和把握，也更易于交流和传播。例如，在自由主义看来，资本家就是企业家，而企业家就是开工厂、办企业的人。但在马克思看来，“企业家”根本就算不上一个概念。这是因为，同样是办企业的人，他既可以是资本家，也可以不是资本家，当其企业虽为私人所有但不追求价值增殖、不存在雇佣劳动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小生产者或个体私有者。同时，一个企业家既可以有资本家的角色，也可以有劳动者的角色。在谈到管理劳动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这是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绝不能把这两种不同的管理职能，即“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的、从而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这说明，当企业家执行的是从生产劳动的物质内容和技术关系中产生的管理职能时，他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当企业家执行的是从生产劳动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中产生的管理职能时，他就是作为“非劳动者”的资本家。“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区别在于：没有非劳动者所执行的管理职能，劳动过程照样完成；而没有劳动者所执行的管理职能，劳动过程将无法进行。无论是对于企业家所处的经济关系，还是对于其管理劳动所具有的经济性质，都需要深入到本质的层面进行具体分析，绝不能简单地用“企业家”“企业家精神”这样的俗语一套了之。并且，在现象与本质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不理解和把握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的作用，就无法从本质去理解和把握现象。因此，马克思提示我们：“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必须考虑到离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对象很远的许多情况；而且，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对那些比我们这里现有的关系远为具体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连解释这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这些都不仅加大了理论从本质看问题的难度，也加大了人们理解和把握理论的难度，进而加大了理论传播和交流的难度。以此来看，如何解决交流和传播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第三个挑战。

其四，与上述各点相联系，比之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易于实际运用和操作。理论上必须弄清楚的东西，不一定是实际操作中需要的东西。一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中实践上有意义的东西和理论上必要的东西，彼此相距很远。”例如，在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由于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平均利润的调节，所以，它对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家的重要性，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资本家而言，“这是一个在他背后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他所看不见的，不理解的，实际上不关心的”。在实践中，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利润和利润率，并且“利润率是资本家实际上惟一关心的事情”。即使对本质内容一无所知，也不会影响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实际操作。这正如在理论上要说明资本的本质，就必须弄清楚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为此又必须弄清楚价值的来源和本质，否则，这个理论就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就是一种不彻底的理论，也是说服不了人的理论。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关心和了解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人们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根本不需要知道价值是什么，价值与价格有什么区别，否则，他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马克思认为，“一般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就是说，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这就是说，一个自然人成为资本家的程度与其所拥有的资本量成正比，与其所从事的劳动量则成反比。资本量越大，他就越不用从事生产劳动，就越是一个资本家，就越是合乎“资本家”的概念。小资本家(如小业主)因其资本量较少，需要从事较多的生产劳动，所以其作为劳动者的程度较大，也较为接近“劳动者”的概念。但是，要把马克思这一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操作程序，精确地计算、确定这两种角色在一个人身上所占的比重，则是一件异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可否运用、操作和“经验化”的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以此来看，如何解决理论的实际运用和操作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第四个挑战。

理论必须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理论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就会被自由主义占领。而只有解决大众化的问题，为群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掌握群众，才能占领理论阵地，才能转化为变革现实的力量。“互联网+”时代向理论提出的新要求，与自由主义的抗衡，加之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理论特质，都使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较之以前更为突出、更加紧迫，也更具挑战性。

三、做好“深入”与“浅出”的功课

有挑战，就会有回应。笔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在“深入”与“浅出”两个方面下功夫。所谓的“深入”，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着力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所谓的“浅出”，就是要立足本质解释和说明现象，着力理解和把握本质和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如果说深入是远离现象的过程，那么浅出就是不断接近现象的过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是基础和前提，不深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认识就会流于表面现象，就不具有科学性；浅出则是关键和保证，不能做到浅显易懂、人脑又人心，再深刻的理论也无法获得普遍理解和认同，更遑论大众化了。

深入方能浅出。深入涉及两方面工作。其一，要重视和加强文本研究，以增强理论的穿透力。具有穿透力的理论，对大众才会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实现理论的大众化。而穿透力则取决于理论的深度和厚度，取决于理解和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程度，取决于理论内在逻辑的自洽性。马克思主义深入揭示了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认真研究、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内在逻辑，为此，必须重视和加强文本研究。有人总以为强调文本研究是老生常谈，甚至是在钻象牙塔，其实，我们在文本研究方面欠账较多，既有研究既不够深入也不够准确。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可以说，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在《资本论》应用的方法中，现象学方法对于理解和把握《资本论》尤为关键。其精髓在于，任何经济范畴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生产关系，或者说都是特定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生产关系不同，相同的经济现象会具有不同的本质规定，遵循不同的运行规律。例如，从现象来看，只要是办企业，就必须挣钱；资本家看重货币，想着赚钱，其他人如小生产者也看重货币，也想着赚钱。但是，由于二者所处的生产关系不同，所以具有本质的区别。小生产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货币收人总是自己劳动的报酬，其经济活动是一种有限的“谋生”行为；与此不同，资本家以他人的劳动为基础，货币收人是对他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即剥削，其经济活动是一种趋向无限的“盈利”行为。在本质上，当事人经济活动的目的取决于其所处的生产关系，而不取决于其主观愿望和目标。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目的作为一种本质，往往是当事人所意识不到的；而当事人对其主观目标虽然是自觉自愿的，却往往是一种假象。主观上的想法，不仅是认知，包括评价，都是如此。在谈到经济规律与人的意识和意志的关系时，马克思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这就表明，无论意识到与否，人们的行为都要受到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的制约。因此，要把主观上的想法与客观层面的本质和规律区分开来，否则，得到的就只是一种现象层面的假象，而不可能获得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深入把握。

其二，要重视和加强比较研究，以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对大众才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实现理论的大众化。而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比较和鉴别的理论才具有说服力。在同样的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放在一起，作一番比较，高低自见。如果只是马克思主义一家之言，其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其理论特质也难以彰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质疑和批评马克思思想的观点，尤其需要作出回应，否则，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会流于无力和空谈。

再以方法论为例。马克思主义坚持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而自由主义则秉持个体主义分析方法。整体主义方法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致使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远没有深入马克思的思想世界，没有达到马克思思想的高度。在论述生产价格理论时，马克思说：“目光短浅的单个资本家(或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体资本家)有理由认为，他的利润不只是来自他所雇用的或他那个部门所雇用的劳动。这就他的平均利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利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总资本，即由他的全体资本家同伙对劳动的总剥削产生，—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秘密，因为连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也没有揭露这个秘密。”在此，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把整体主义分析方法与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区别开来，指出正是后者使得资本家阶级连同其理论代言人—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无法理解和把握利润的真正来源和本质，从而走向劳动价值论的对立面。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是一种循环论证。一方面，工资由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后者又由工人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另一方面，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工人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后者又由工资决定。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工人的工资和生活资料的个别变动，而没有看到总体或整体上的范围和限度，没有看到工资和生活资料的一般趋势。在马克思看来，工资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即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而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尽管可以、事实上也的确在变动，但是绝不能、事实上也没能超出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和限度。换言之，工人获得的生活资料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否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将难以维系。因此，从整体或总体来看，从一般趋势来看，工人的生活资料及其价值是一个相对确定或稳定的量。工人的工资是一个阶级问题，反映的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整体的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系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存亡问题。不能只看一个人、一个地区或国家、一个时期的情况，而要把握其长期趋势，把握其总的范围和限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需要放眼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浅出也涉及两方面的工作。其一，在内容方面，要关注和回应现实问题，以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检验其理论成色和力度的标准，与其说是技术性操作，毋宁说是其内在逻辑的自洽性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拿可操作性衡量、评判人文社会科学，实乃一种泛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现实问题困扰着大众，为大众所熟知。能够对现实问题作出有力解释的理论，最易为大众所理解和把握。因此，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对大众才会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实现理论的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不能在现实问题面前无所作为，更不能回避现实问题。目前，资本强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资本构成本质性关联的现实问题比比皆是，既有如经济危机、两极分化这样的老问题，也有如雾霾、女性就业受歧视这样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问题。

以北京雾霾为例。据报道，燃煤是造成冬天重霾的主要原因，仅北京周边散户燃煤取暖造成的污染就占到30%~40%。在此情况下，“北京郊区在做煤改电或煤改气，对住户进行补贴，但河北却没有这些改革和补贴，散户烧土暖气没有任何防止污染的措施，很多村镇住户还在烧劣质的原煤”。我们不禁要问，GDP持续增长之下，老百姓的取暖设备为什么得不到改造呢?退而求其次，他们为什么不使用优质原煤呢?他们难道不懂得劣质原煤对自己和他人身体健康的危害吗?一方面是山西优质原煤大量滞销即所谓的“结构性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却是劣质原煤泛滥和雾霾肆虐，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在资本逻辑的强力作用之下，必然产生两极分化、人民群众消费力不足和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马克思早就揭穿了的资本的秘密。然而，面对肆虐于大江南北的重重雾霾，一些文章或将之归咎于技术的原因，如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发展阶段的必然代价；或将之归咎于政治的原因，如国家立法不够、政府监管不力，对雾霾背后物质生产的严重资本化和明显的利润取向，对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性所起的关键作用，对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发生的本质变化，统统视而不见，对马克思的思想更是置若同闻。这样的文章和理论，无助于问题的诊断和解决，也难以说服众人，更难以实现大众化。

其二，在形式方面，要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增强理论的亲和力。具有亲和力的理论，才会对大众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实现理论的大众化。话语体系属于理论的外在形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体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特征的话语体系，最能宣不人民群众的利益，最能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也最能唤起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兴致，因而对人民群众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在《资本论》中，“资本”和“雇佣劳动”等是马克思用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概念，或者说，这些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如果我们用这些概念去表述、阐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资本具有“二重性”，或将之归结为资本的“增殖特性”和“剥削特性”，认为凡是资本都要追求价值的保值和增殖，在这一点上难以体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他们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资本”概念，并认为社会主义资本与资本主义资本的区别不在于增殖的特性，而在于剥削的特性。或将之归结为资本的“物质特性”和“社会特性”，认为资本一方面是一种物质存在，如机器、原材料等；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前者体现了资本的一般性并为一切历史形式的社会制度所共有，后者则体现了资本的特殊性并为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以资本二重性理论为基础，一些人不仅区分了资本主义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而且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资本叫作“公有资本”或“国有资本”。

然而，通过文献检索发现，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公有资本”或“国有资本”的概念，更没有“社会主义资本”或“共产主义资本”的说法，这绝不是偶然的。无须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和资本关系，存在着剥削和剥削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剥削制度，资本和资本关系也属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存在。道理很简单，任何社会都不是纯而又纯的，总是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它们或者代表当下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或者代表过去旧的生产方式，或者代表未来新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资本论》的文本来看，资本二重性理论的错误在于，要么把增殖特性与剥削特性看成是两种不同的特性，而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种特性的不同表达形式，指的都是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要么把资本等同于物，看不到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与工人构成统治和剥削关系的物。

资本二重性理论不仅没能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混乱，更加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面对“公有资本”或“国有资本”这些概念，普通百姓甚至学者都会感到一头雾水!长此以往，马克思主义会丧失亲和力，社会主义也会丧失亲和力，从而严重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特别是在“制度”而非“社会”的意义上，如果说社会主义也存在资本关系，且社会主义资本也要追求保值和增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也存在剥削关系，劳动者也会依靠其“人力资本”去剥削资本家或所谓的企业家，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本质性区别呢?无数英烈为之付出宝贵生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还有什么意义呢?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时刻警惕和防止庸俗化的思想倾向。理论的时代化不等于迎合时尚，理论的大众化也不等于迎合大众。迎合时尚与迎合大众，都会放弃对本质和规律的探求，远离事物的根本，背弃基本原则和立场，因而都是思想庸俗化的表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其古典形态向庸俗经济学的蜕变，使得它既不深入，即无法进人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深处，也谈不上浅出，即无法解释说明本质和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因而是纯粹的“浅”。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它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相混同，至多是把价值确立为“长期价格”或“均衡价格”。殊不知，无论是长期价格还是均衡价格，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价格，而不是价值。价格与价值可以在“量”上彼此一致，但二者永远具有质的区别。

值得深思的是，时至今日，仍有一些理论观点像庸俗经济学一样，尽管讲的内容很浅显，易于理解和把握，却总是在现象上打转，就现象论现象，难以深入。有的明确反对现象与本质的区别，甚至反对本质，拒斥规律，将之贬斥为“二元论”或“本质主义”。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在现实中并不鲜见。把货币看作资本，把生产资料看作资本，总之，把资本等同于某种物，进而认为资本具有二重性，社会主义资本不同于资本主义资本，就是庸俗化的思想倾向。其危害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若把货币与资本混为一谈，把物与资本混为一谈，真正的资本和资本关系就被牢牢地遮蔽起来，致使人们在把脉诸如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甚至政治腐败、学术腐败等现实问题时，难以切准问题的根源，从而在背离科学认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作者简介：王峰明，哲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莫小丽，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